新文化運動時期，《新青年》同人多將「文學變革」和「文字變革」並舉，視白話文學為「活文學」，視文言文學為「死文學」。
不過，當時也有很多專家教授反對白話文。比如著名翻譯家林紓，就是用文言文翻譯了《茶花女》的那位，他就曾提出「不能為古文，亦並不能為白話」。梅光迪、吳宓、胡先等著名學者，也紛紛指責胡適、錢玄同等人是粗淺的破壞分子。
從英國留學歸來，曾任北大教授、北京農大校長的章士釗，就是後來因女師大事件跟魯迅打官司的那位，他也是白話文的反對者。章教授曾以「二桃殺三士」這個典故為例，論證文言文優於白話文，不過卻鬧出了一番笑話。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呢？且待小新為大家細細講來。
1923年8月，剛剛從北京去到上海的章士釗在《新聞報》上發表了《評新文化運動》一文，主要目的是擁護文言文、貶低白話文。章士釗在文中這樣寫道：
二桃殺三士。譜之於詩。節奏甚美。今曰此於白話無當也。必曰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章士釗的意思是說，文言文微言大義節奏又美比白話文要好，就好像「二桃殺三士」這個文言典故可以直接放在詩裡，毫無違和感，但如果換成白話文就沒一點味道了。
不過，章士釗雖然用戶文言文，但似乎對古代文化及文言文的理解並不到位。章士釗的文章發表出來之後，對古典文化深有研究的魯迅便發現了這一點。於是魯迅發表了《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一文》，引《晏子春秋》為證對章士釗進行了辛辣諷刺。魯迅是這樣說的：
《晏子春秋》現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這古典就在該書石印本的卷二之內。大意是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個人）事景公，以勇力博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於是晏老先生以為無禮，和景公說，要除去他們了。那方法是請景公使人送他們兩個桃子，說道：你們三位就照著功勞吃桃罷……總而言之，後來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殺了；古冶子不願獨生，也自殺了：於是乎就成了二桃殺三士。我們雖然不知道這三士於舊文化有無心得，但既然書上說是以勇力聞，便不能說他們是讀書人。
章士釗的臉這下可丟大了，一個口口聲聲擁護文言文的大教授，卻連基本的古典文獻《晏子春秋》都沒讀通，還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把文言文翻譯錯，簡直是「葉公好龍」啊。但章士釗並不醒悟，幾年後又主動翻出這回事兒，聲稱這本不過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是魯迅小題大做了。
這回就連以脾氣好著稱的胡適都看不下去了，胡適發表了一篇殺氣勃勃的《老章又反叛了！》，對章士釗進行了一番諷刺。在這篇文章中，胡適還宣告道：
白話文學的運動是一個很嚴重的運動，有歷史的根據，有時代的需求。有它本身的文學的美可以使天下睜開眼睛的共見共賞。
好一句「使天下睜開眼睛的共見共賞」！這其實就是文字革命的初衷。魯迅和胡適在思想上雖然有多對立之處，但在對白話文的態度上可以說是完全一致。魯迅之所以一直呼籲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甚至在臨終前說出「漢字不死，中國必亡」，為的就是能讓更多人有機會學習文化知識，不讓知識成為某些人的「專利」。
就連章士釗這樣的著名學者都沒能正確理解一個並不生僻的文言典故，其他人就更不要說了。更何況，當時的識字率還不足百分之二十。魯迅對文言文對漢字的態度確實有些偏激，但我們應該認識到他為的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