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聞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絲特·杜弗洛(Esther Duflo)和麥可·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今年折桂諾貝爾經濟學獎,很為故交舊識驕傲,更為諾貝爾獎委員會將大獎頒給發展經濟學和兩位60後、一位70後的領軍學者而折服。
一如中國眾多海外學子,班納吉和杜弗洛分別在印度和法國完成其本碩訓練後,前赴美國攻讀博士學位。克雷默則是昔日哈佛本科生中的佼佼者,然後又在哈佛用了七年時光獲得了博士學位。然後,三人結緣於一河之隔的麻省理工學院(MIT),多年專注於貧困問題研究。
三位中青年學者著作等身,然而卻並非束之高閣、無人問津。他們關注貧困問題的具體改革之道,試圖「徹底地重新思考我們與貧困作鬥爭的方式」。他們提出預防性醫療、有效學校教育等具體方法來改善貧困,也直接造福於超過500萬印度兒童和肯亞學生。這是三位知行合一的學者。
同時,在學術方法上,他們用基於實驗的新方法改變了發展經濟學,使其蓬勃發展。在轉軌經濟學研究裹足不前的同時,發展經濟學迎風而起,成為學界的熱點領域。三位學者當中,最為年輕的杜弗洛不僅是諾貝爾獎前哨的克拉克獎獲得者,也是經濟學界領軍刊物《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主編。
三位學者不僅學術精湛、勤於實踐,而且平易近人、幽默風趣。還能憶起,我當年在密西根大學時,班納吉和杜弗洛師生前來講學,年輕的杜弗洛在白板上跳起來寫算式,班納吉關愛地告知可將白板拽拉下來的有趣情形。此後,兩人結合,也譜成了國際經濟學界的一段佳話。克雷默則是經濟學大師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的高徒,也曾是班納吉在MIT的同事、亦為杜弗洛讀博時的老師之一。克雷默在MIT授課七年,成為教授之後,回到母校哈佛執掌教鞭。他長期與同城的班納吉夫婦攜手共進,試圖明確抗擊貧困的學術理論、實驗分析和解決之道。實至名歸,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再次花落波士頓。
在當今年代,國際學界遴選出專注貧困研究的發展經濟學學者為今年諾貝爾獎得主,也是在善意提醒國際經濟秩序的當前主導者,不僅需要給企業主減稅、施壓聯儲貨幣寬鬆來發展本國經濟,也需要關注世界的貧困問題。這一學界主張與我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一帶一路」倡議和扶貧實踐是不謀而合、息息相通的。我國學者不僅要在理論上有所建樹,也需要在國計民生和人類命運上有所貢獻。
作為一名金融學者,我以後不僅要繼續分析鑽研資本市場,而且應該重續與班納吉夫婦的舊緣,學習他們的學術精神和治學之道,開展有助於抗擊貧困問題的普惠金融研究。的確,只有普惠的陽光普照地球,人類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作者系南開大學金融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