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資料圖）
二戰後，西方漢學研究的中心開始從法國轉移到美國，期間，美國出現了以費正清為代表的第一代專業漢學家。考察其學術背景就會發現，他們雖然有著不同的師承和不同的研究領域，但卻擁有一段共同的經歷——20世紀30年代都曾留學北京，短則一兩年，長則四五年。這批漢學家除費正清之外，還有畢乃德、賓板橋、卜德、顧立雅、畢格、西克曼、戴德華、韋慕庭等。
●韋慕庭與費正清在華北協和語言學校的學習交往活動
第一代美國專業漢學家當中大部分人是30年代憑藉哈佛燕京學社的獎學金來北京進修的。除了學術上的進修外，語言上的進修自然也必不可少。為這批年輕學者提供語言訓練的是華北協和語言學校。韋慕庭與費正清正是在該校網球場上開始了他們的友誼。韋慕庭於1932年秋天從哥倫比亞大學來到北京，由於獎學金數量不足，他在語言學校學習時兼做該校圖書館的管理員。與他相比，費正清還要更辛苦些。費正清1932年初作為牛津大學的研究生來到北京，一開始因為有羅德斯獎學金，生活得很舒適。1933年該獎學金到期後，他兩次申請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都失敗了，於是只好到清華大學去兼課。當然，即使是在獎學金不足或不到位的情況下，美國留學生們的生活也不會困難到無米下鍋的程度。當時美元與銀元的兌換率是1：5，留學生們在大部分情況下都可以住寬敞的房子，並至少有一名僕人。
在北京，留學生們還有定期和不定期的朋友聚會。1929年至1934年畢安祺任美國史密斯蘇尼博物館（即美國國家博物館）駐北京代表時，曾組織每月一次的聚會，大家在輕鬆的氣氛中討論一些共同關心的學術問題。美國駐華公使詹森（1929年-1935年在任）也時不時地請年輕學者們打打牙祭，以示作為在華最高官員的關心。而讓留學生們更為興奮的是，他們可以在漢語還不熟練的情況下和中國學者用英語進行交流，並向他們請教。
●費正清和蔣廷黻、胡適、丁文江等有過交往
民國建立前後留學英美的一批中國學人在30年代已經成為學界的領袖，佔據著北京各大高校的要津。1933年費正清之所以能得到清華的教職，完全得益於蔣廷黻的關照。蔣廷黻於1912年至1923年在美國留學，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後回國任教，1929年至1934年任清華歷史系主任。蔣廷黻是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開創者，曾就如何使用《籌辦夷務始末》等中文文獻給予費正清很大的提示。除了蔣廷黻之外，費正清還和胡適、丁文江、陶孟和、金嶽霖等有過交往，並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結下終身的友誼。費正清夫人費慰梅為這對研究中國建築的伴侶所寫的傳記於1994年面世。費慰梅從小就對繪畫很感興趣，到北京後開始研究中國的美術和建築，梁、林夫婦在這方面無疑是她最好的老師。如果說故宮、天壇、長城代表了中國的古老文明，那麼這批從歐美留學回國的年輕教授則給北京帶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生氣和活力。這種新與舊、傳統與現代的交織讓北京充滿了魅力，美國學生們不約而同地用「黃金時代」來稱呼他們留學的那段時光。
1932年，剛到北京的費正清在家書中這樣描寫他和中國學者的第一次接觸：「我感到驚訝的是一位現代的伏爾泰——胡適坐在我身旁，敬我筍片和鴨肫肝，別的人也對我異常親密。我全然不明白之所以如此的道理，但是我一點也沒有不快之感，並且藉助於通常的中國酒，我感到胸懷開朗，什麼事都對他們說了……這要花多大的功夫才能當之無愧地享有這份榮耀呢？」（《回憶錄》英文版46頁）這種受寵若驚的感覺除了學識的差距之外，也有地位的差距，當時的費正清還處於前途未卜的狀況，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自己日後會成為美國乃至世界的中國學「教父」。
●第一批留學生成為美國戰後中國研究的中流砥柱
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美國在華的利益越來越受到關注，在美國政府、學術團體和基金會的支持下，中國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勢頭得到迅速的發展。在這樣的有利形勢下，最早的這批留學生在回國後分別執教於哈佛大學（費正清）、康奈爾大學（畢乃德）、賓夕法尼亞大學（卜德）、芝加哥大學（顧立雅）、華盛頓大學（戴德華）、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庭）、加州大學（賓板橋）等著名學府，成為美國戰後中國研究的中流砥柱。
總體來說，由哈佛燕京學社派來的學生基本以古代中國為研究對象，採用的依然還是傳統漢學亦即文獻考證的方法。他們對於近現代中國的事情只是一般的關心，並不納入自己的研究領域。他們的老師葉理綏甚至極端地認為1793年以後的中國不能構成真正的學術研究的對象，頂多只能屬於新聞學的範圍。與這種「厚古薄今」的傾向不同，費正清將自己的課題鎖定在近代中國沿海的貿易和外交上，其研究方法在歷史學之外又特別注重使用社會學、經濟學等多學科交叉的方法。所有這些使費正清顯得與眾不同。他兩次申請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都被拒絕是不奇怪的，這一經歷使他日後決心另起爐灶——建立東亞研究中心來與哈佛燕京學社分庭抗禮。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為北京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階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