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為切入點，主要著眼於中國電視新聞場域的內部變遷。研究發現，在以移動網際網路、大數據、4G與移動直播等技術為依託的新傳播生態下，中國電視新聞場域內的行動者在市場和傳播責任間進行著頗為艱難的調和，由此分化出兩類不同取向的慣習特徵；而數據與新興技術則成為電視場域中的關鍵資本，引領了新一輪的場域競爭，在競爭角逐中傳統電視新聞場域重新確認了自身的關鍵優勢資本，並努力思考構築傳播新生態的進路。
關鍵詞
電視新聞、場域、慣習、資本
一、布爾迪厄場域理論簡述
「場」抑或「場域」（field）最初是作為一個物理學概念被提出的，後來庫爾特?勒溫關於心理學問題的闡釋和研究逐漸確立了場域理論研究的心理學取向，他把場域理論理解為「一種分析因果關係和建立科學結構的方法」 從而成功把該理論引入社會學界，而後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在深入分析人類學、結構主義有關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慣習、資本等概念，並與原有的「場域」概念一起，共同構成其場域理論的結構框架。
布爾迪厄認為「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係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型。」 在該空間網絡中，每個行動者均會佔據一個特定位置，場域中各行動主體在自身「慣習」支配下，參與場域中的佔位博弈。在布爾迪厄看來，慣習來自於個人或群體長期的各類教育積累與場域實踐，是一種內化了的經驗習性。在特定條件下，這種習性會被激發從而對個人或群體的行為起支配作用。而從場域內部來看，每個個體或組織都擁有不同的特定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等），「一種資本總是在既定的具體場域中靈驗有效，既是鬥爭的武器，又是爭奪的關鍵，使它的所有者能夠在所考察的場域中對他人施加權力，運用影響，從而被視為實實在在的力量。」 資本角力背後體現著社會權力分布的深層邏輯，並主導著場域內部的競爭博弈規則。
電視新聞場域作為整個社會場域系統中的其中一個場域，可以理解為：以規模生產的聲像傳播媒介為主體，由與各類聲像新聞傳播有重要勾連的機構、組織、個人共同組結而成的一個相對獨立、遵循自身運轉邏輯的空間結構與關係網絡。
在《關於電視》一書中，布爾迪厄最早提出「電視場」與「新聞場」的概念，他對法國媒體在八九十年代的場域實踐展開了深入分析，認為伴隨著法國電視臺公私合營的體制轉向，法國媒體場域中作為傳播主體的行動者在理念上深受收視率主導的商業邏輯影響，讓渡公共屬性大量開辦文化類節目極力吸引受眾眼球，在實現經濟效益提升的同時也促使媒體走向「非政治化」，並催生「反民主的象徵暴力」與「受商業邏輯制約的他律性」，媒介的社會職能幾近缺位，這些闡釋與發現可以視作以場域理論研究電視媒介的發端。
而著眼於國內電視媒體的具體實踐，雖然在很長時間內也深受「收視率」思維影響，但卻並非完全市場化條件下受市場導向制約的象徵暴力，這是由兩國媒介體制的分野所引發的最根本差異。該角度來看，布爾迪厄關於法國媒介場域的闡釋並不完全契合中國媒體的具體實踐表徵，但其圍繞「慣習」、「資本」與「場域」等概念所建構的一套解釋傳媒實踐的關係架構，卻給我們探析中國電視新聞場域構型及其變遷提供了某種可供借鑑的思路。
從基於關係的場域視角入手，剖析中國電視新聞的場域實踐，不難發現：新興技術的崛起和更新不斷促生新的傳播生態，電視場域內多元主體的進入推動場域固有邏輯的打破與重構。更為具體的是，在對資本和權力符號的爭奪中，處於電視新聞媒介場域內的各行動主體慣習正相應延展，資本分配發生顯著偏移，場域天然尋求擴張的屬性特徵也使得整個電視新聞場域在與外部場域的競爭中顯得愈發有力。
二、中國電視新聞場域內行動者的慣習延展
中國電視媒介的發展始終伴隨著各類信息傳輸技術的普及與應用。1958年5月1日，北京電視臺（中央電視臺前身）正式開播，從最初受限於技術條件被迫採用「一遍過」的直播到錄播普及到直播常態再到移動時代直播新形態的著力培育，電視報導形態的每一次變化都潛藏技術變革的影子。在以各類先進的技術條件為依託的新傳播生態下，電視新聞場域內的行動者在實踐中逐漸培育起了兩種看似矛盾、但在現實中並存的慣習特徵：一是市場邏輯進化下的慣習培育，一是傳播功能賦予下的慣習形成，體現出電視新聞場域內的行動者在市場和責任間的努力調和。
1.市場邏輯進化與慣習培育：視聽率壓力下的消費性生產
場域理論認為，任何一個場域都在發生著變化，而這種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作行動者在與外部關聯場域交互中的自我調整。 在中國電視新聞場域中，行動者因外部環境變化調整慣習的情況幾乎伴隨場域變遷的全過程。
1.1收視率調查普及與受眾意識的萌芽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環境的形成，中國的電視業在不斷謀求自主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完成了從階級鬥爭工具到消費性媒介的角色轉換。1979年1月28日晚17點05分，上海電視臺率先播出第一條商業廣告「參桂養茸酒」，成為我國電視商業化的濫觴；同年11月，在中共中央宣傳部批准新聞單位承辦廣告的政策號召下，各地電視臺紛紛開辦廣告業務，電視媒介開始在事業化主導的基礎上醞釀產業化的變革因子。1992年央視經營開發部成立，次年《東方時空》《夕陽紅》欄目開始實行承包製，我國電視業「事業單位企業化經營」的進路正式鋪開，1994年11月，中央電視臺首次進行廣告招標，這一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與我國電視產業化進程相伴隨的，是收視率調查的逐漸普及：1986年央視首次對以晚間黃金時段為主的電視節目進行收視率統計，自此收視數據調查在我國正式進入操作階段，並成為節目效果評估的重要指標。80年代的中國，收視率調查還帶有明顯的非商業化特徵，卻促使電視新聞人反思一貫所奉行的「傳者本位」的傲慢邏輯，一絲隱隱綽綽的受眾意識開始培育，並經由長期的報導實踐內化成一種穩定的職業慣習。1993年《東方時空》全新開播並開啟新一輪電視新聞變革浪潮，《焦點訪談》、《新聞調查》等一大批電視新聞欄目紛紛開辦，與觀眾的關係也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電視的傳播規律也得以再思考，孫玉勝曾總結說，那時已意識到電視「敘述的態度應該是真誠和平和的；敘述的內容應該是觀眾關心和真實的；敘述的技巧應該是有過程和有懸念的；敘述的效果應該是具有真實感和吸引力的。」
而作為一個「開放的性情傾向系統」，慣習又「不斷地隨經驗而變，從而在這些經驗影響下不斷地強化，或是調整自己的結構。」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與黨的十四大召開，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不斷助推電視節目的發展，受眾需求開始細分。電視媒體人大量開辦經濟類、體育類等新聞類欄目滿足觀眾不同層面的信息需求。
到90年代後期，收視率調查在中國逐漸向著市場邏輯進化，並成為調節電視臺和廣告商之間的一個「通行貨幣」。在此情況下，某一特定時間段內受眾注意力的量化值不再只作為電視媒體內部的「自我反饋」，而與廣告決策、售賣等行為相連。由此，原先作為職業慣習受到電視從業者擁護的受眾理念悄然與市場邏輯相連。
電視媒體產業化程度的日漸加深，使得廣告效益最大化的目的驅動愈發強烈，收視率壓力下的消費性生產邏輯也由此被賦予巨大合法性。
1.2技術發展與市場思維的延展
慣習雖持久穩定，但卻並非一成不變，在特定條件下慣習會「再生、重建和改造社會條件……以便適應當下的境遇。」 近些年來，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動搖了傳統電視媒體在內容生產方面無可撼動的地位，來自網絡空間的資源拓展不斷衝擊著傳統電視依照時間序列填充節目、並根據觀眾收視數據置換廣告的變現邏輯。觀眾也不再是傳統收視率時代模糊的大多數，而日漸成為異質性凸顯的個性化長尾。加之技術的驅動，這種異質性表現得以精確測量：用戶消費信息的數據化留存，內容定製化和個性化生產逐漸成為可能。為了在電視新聞場域內部佔據更多資本與權力符號，作為信息傳輸主體的行動者們在媒體融合趨向下開始由「時間」向「空間」拓展，並廣泛參與全網用戶的注意力爭奪，促使市場化慣習的進一步延展。
2016年，4G網絡的普及與移動社交的風靡，推動了「直播」的移動化與平民化轉向。以往單向傳播與被動接受的直播形態逐漸被打破，並倒逼傳統媒體的內容生產變革。今年2月，中央電視臺全新推出移動新聞網，對以往的直播形態做出從理念、思路到具體操作層面的全方位改造：其一，首頁「地圖」模式突顯「以用戶為中心」的內容輻射邏輯，強化新聞與「我」的關係，著力構築「同場感」；其二，精選區呈現各類泛在領域的直播內容，用戶在觀看直播時參與實時評論實現「關係連接」；其三，真正打通UGC渠道，針對突發事件，尋找現場當事人並引導其完成直播信號傳輸，信息的「即時性」愈加凸顯，大大激發了移動互聯時代網民參與內容生產的新動能，上線100天以來，一共完成了1377場移動直播。傳統電視媒體基於移動端所建構的「同場、交互、即時」的直播形態背後，是對用戶訴求與傳播規律的全新認識，「變革意味著不可避免要付出代價，也必然要觸動原有的利益主體……不能依據已有的資源、已有的認知往前走……否則就面臨著被用戶拋棄的危險。」 布爾迪厄曾指出，「行動者是通過將一定類型的社會條件和經濟條件予以內在化的方式獲得這些性情傾向的……我們可以找到促使這些慣習或性情傾向系統成為事實的一定程度上的有利機會。」 從這個角度來看，電視媒體人通過對社會環境的內在反思與對技術的較好利用，使得這些完完全全從「實踐操持」方面累積的關於移動時代用戶特徵的認知與經驗，引領了媒體人新一輪的慣習表徵。
(責編：溫靜、趙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