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09年7月11日，季羨林與任繼愈兩位學界泰鬥同日辭世。五年過去，我們一再感喟「大學已無大師」的今時今日，回溯二位的求學和學術歷程，或許能對「如何做學問」的問題有所啟發。
「樸素，溫和，宛如北大任何一個耄耋之年的老學者。」「學問上但求兢兢業業，能做自己喜歡的研究已經高興得不得了，為人是斷然不肯張揚的。」
季羨林研究的梵文、吐火羅文等專業，能懂的只是極少數人。如何評價季先生的研究？北大東方學研究院教授、季先生的學生王邦維選擇了一個謹慎而克制的評價——中國少有的一個能在國際上獲得學術名聲的人。
晚年的季羨林，生活平靜愉快，然而對於人們給予的盛名，反而困惑。「我一生自認為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一個上不得臺盤的人。……我現在之所以被人看做社會活動家，甚至國際活動家，完全是環境造成的。是時勢造『英雄』，我是一隻被趕上了架的鴨子。」
季羨林曾自比魯迅筆下的那一位「過客」。「我的任務就是向前走，向前走。前方是什麼地方呢？老翁看到的是墳墓，小女孩看到的是野百合花。」即使看到的是墳墓，98歲的季羨林最為安慰的是，自己一直沒有停歇過工作。
△ 1997年，季羨林在北京大學留影
「東風」壓倒「西風」
在北京大學，中年的季羨林在建國初，迎來了自己事業上的第一次高峰。
1946年，留德11年的季羨林回國，經陳寅恪推薦，受到胡適、湯用彤的賞識，到北大任教。僅一周，就被提拔為東語系的系主任。
年屆八旬的黃宗鑑老人1949年8月進入北大東語系學習，留校後任系黨支部副書記，成為季羨林的入黨介紹人。他告訴本刊記者，當年為了調查季羨林的歷史，黃宗鑑特意去外交部拜訪喬冠華，喬冠華與季羨林既是清華時期的大學同學，又一起在德國留學過，只是後來兩人走了不同的道路。喬冠華在德國翻譯了德文版的馬、恩著作，很快去了解放區。季羨林一直在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等。季羨林給喬冠華留下的印象是，「埋頭苦讀，不問政治」。黃宗鑑記得，喬冠華只舉了一個例子，便說明了季羨林之前對於政治的態度。在清華讀書時有一次學生會選舉，發給季羨林一張選票，他接過來隨手就扔了。
△ 1936年，季羨林（左）與同學在德國
從專業上說，剛剛建立的新中國，特別缺乏語言人才。在新政權強調「東風壓倒西風」的形勢下，史達林的名言「誰要想革命勝利，誰就不能忘記東方」也響徹這個新建的東方國家。作為知識界前沿的北京大學東語系，很快被當做了重點發展對象。1949胡喬木特意約見季羨林，表達了中央要好好擴充東語系的想法。胡喬木與季羨林都是清華的同學，大學時胡喬木曾想發展季羨林加入共產黨，季羨林沒有同意。現在新中國急需大量的翻譯幹部，季羨林深感責任重大。
同樣是1949年進入北大東語系的賀劍城長期擔任東語系支部書記，他向本刊記者回憶說，東方語言在北大原本是個很冷門的專業，全系只有季羨林、金克木、馬堅等7位教師，兩個班的學生，而且這兩個班的學生也不全是考進來的，有些是少數民族學生，旁聽後轉為正式生。季羨林想招到一個如意的學生非常不易。
建國後東語系得到轟轟烈烈的擴充，中央撥了一筆特殊經費購買圖書資料，又將南京的前國立東方語專、前國立邊疆師專、中央大學邊政系等全部併入北大東語系。「我們一下子從一個小系，變成了北大文科第一大系。」中央組織部還從各大行政區和特別市調集骨幹，進入東語系學習。地方總是顯得不夠，新來的幾百個學生年齡並不整齊，信仰伊斯蘭教的學生需要做禱告，飲食要求也不一樣。東語系在北大的民主廣場壘起鍋灶，權且吃飯。系支部書記賀劍城告訴本刊記者，食堂取了個響亮的名字「東方紅」。當時40歲出頭的季羨林忙得不亦樂乎，從原本招不來什麼學生，變成了最受重視的專業。人們看到他瘦瘦的身影在各個部門間奔波，「再累也不覺得累」。這一撥兒培養的學生，不少成為建國初期我國駐東方各國的大使。
此刻，季羨林的精神世界正在經歷一次徹底的自我洗滌。他曾回憶，建國後參加大會，喊「萬歲」之類的口號，他最初張不開口。但是這個適應過程並不長，「我一下子像是變了一個人。全中國仿佛開遍了美麗的玫瑰花，中華民族前途光芒萬丈……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時期」。
書呆子與治學態度
季先生對學問的孜孜以求，成為身邊人回憶、感受最深的特點。與季羨林交往60年的黃宗鑑告訴本刊記者，「季先生真是一輩子手不釋卷，這方面他可真是個大『書呆子』」。
1949年北大在沙灘的紅樓辦公，季羨林住在翠花胡同一個四合院的兩間房子裡。這是黃宗鑑第一次去季羨林家，看見他正在學俄文，爐子上熱著窩頭。季羨林在德國時曾學過俄文，有些基礎，解放後全國一陣風地學習俄文，他也不甘人後，「從這以後我倆的交往，這一輩子唯一不變的話題，就是如何學習」。
50年代發展季羨林入黨時，必須有旁證材料，「可是季先生留德11年，怎麼能證明他歷史清白呢？他去德國後不久希特勒上臺，一直到希特勒下臺他才回來，這中間會不會與納粹社團有過聯繫？季羨林自己提出來，『我在德國一直寫日記，把日記交給組織看吧』」。
看到季羨林的日記，黃宗鑑說他有些吃驚，20多本日記，全是16開的外國硬皮本，每本有近一寸厚，正楷的鋼筆字工工整整，一天不落。黃宗鑑用自行車馱回這些硬皮本，「他把10年來每一天的事情記得清清楚楚，我看完後留下一個印象，他這10年全用來艱苦學習了，一直在講梵文、吐火羅文多麼艱難，很不容易攻讀下來」。而季先生從不間斷記日記的習慣，「讓我感覺這人可了不得，一般人記日記，遇到事情就停下幾天，可他沒有因為任何事情停止寫作」。
留德11年的苦學，季羨林曾說有如煉獄般的自我折磨，他因此患上嚴重的失眠症，餘下的歲月都要靠大量安眠藥入睡。他也一直感慨自己機遇好，來到德國科學重鎮哥廷根，遇到了年輕的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學了10年的梵文。瓦爾德施米特對梵文語法摳得很細，很有耐心。德國學者研究一個問題，要把所有相關的文獻，都要搜羅完備，博士論文答辯前夕，如果有新材料發表，那麼，就要添加進去，否則，推倒重來。季羨林耳濡目染，自是感受頗深。季羨林完成博士論文後，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被徵從軍。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西格替他上課。西格教授用幾十年的時間讀通了吐火羅文，名揚全球。「他對我完全是一個祖父的感情，他一定要把自己最拿手的好戲全部都傳給我，印度古代語法，吠陀，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見，一定要教我吐火羅文。」
哥廷根大學的漢學研究所有一位副教授兼主任——哈隆先生，則是在德國給季羨林留下極深影響的「編外」教師。在哥廷根一個古老寬大的院落中的二層房間裡，哈隆教授孤獨地研究漢學，並且創建了一個規模不小的漢學圖書館。季羨林曾幫哈隆寫信到北京琉璃廠和東四的書店，按照他提出的書單，將書運往德國。幾萬冊的書從書架一直壘到天花板，季羨林研究中感慨自己「天降洪福，絕處逢生」，比如《大正新修大藏經》100冊，哥大原本只有某教授有一套，季羨林用不了，現在竟在漢學研究所獨享這第二套書。另有其他一些善本，季羨林當成閒書來讀。於是在德國的絕大部分時間，他在梵學研究所度過，其餘時間則大多在漢學研究所度過。
有了如此嚴格的學術訓練後，回到祖國的季羨林準備大展拳腳。然而由於缺少最起碼的資料和書刊，原來的研究無法進行，只好轉向佛教史研究，包括印度、中亞以及中國佛教史。新中國一系列的政治運動，讓他這樣的學者遠離了清靜的研究殿堂。賀劍城向本刊記者回憶，那時候搞「大躍進」，農民是種地「放衛星」，北大東語系的師生則集中起來編字典，各種東方語言的字典，但是很多工作不了了之。
對於一心想在學術領域有所建樹的季羨林來說，「如果我有一天工作沒有什麼收穫，便認為是慢性自殺」，浪費時間成為最大的痛苦。到了「文革」中後期，季羨林接受完勞動改造後於1970年調回北京，在北大的35樓當上了門房。這時既無教學任務，也無科研任務，沒有哪個人敢來探訪他，於是開始翻譯蜚聲世界文壇的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
△ 1962年的海濱聚會。左起：賀敬之、張庚、羅大綱、蕭三、馮至、季羨林和朱光潛
1979年進入北大東語系的王邦維，後來也成為季羨林「文革」後招的第一個博士生。王邦維告訴本刊記者，雖然季老當時已68歲，但是能夠重新出來工作，非常興奮，「季老給我非常普通的一個印象，沒有任何架子，就是北大校園裡的一名普通先生。說他偉大，那也是他那一代老知識分子的偉大，平凡中的偉大」。此時的季羨林擔任了北大副校長的工作，各種社會職務也非常多。
老人家說自己「在學術研究上，我的衝刺起點是80歲以後」。他發現，現在世界上流行的大語言中，「糖」這一個詞幾乎都是拐彎抹角地出自印度梵文的s'arkara這個字。他隱約感到，這種日用品中隱含著一段人類文化交流史。於是80多歲的老人，每天步行七八裡，從家裡到大圖書館，除星期日大館善本部閉館外，兩年內不管寒暑，沒有一天中斷。終於翻遍書庫，還翻閱了《四庫全書》中有關典籍，特別是醫書，寫出了80萬字的《糖史》。
季先生雖然治學嚴謹，卻主張學校給學者寬鬆自由的環境。北大俄語系的教授李明濱向本刊記者回憶，季老常說，學問是逼不出來的，管不出來的，管那麼嚴幹什麼？北大德語系的老教授嚴寶瑜說，季先生雖是留洋回來，卻保持著中國傳統文人的做派，最反對「買辦學者」，保持自己的獨立研究。晚年的季羨林一直希望中國的東方學研究在世界佔有一席之地，他說，外文專業過去不太重視理論建設，僅僅弄些外文鑑賞或人物研究非常不夠，也不是說引進西方大部頭的文藝理論就有深度。我們中國人怎麼理解東方文化，老學者的學習心得，都是很重要的理論。
孤獨的情感領域
生活中的季羨林，平靜內斂，並不是一個擅長表達內心情感的人。然而他偶爾地吐露心聲，讓老友印象深刻。離開祖國11年的遊子，飽受思鄉之苦的他，愛國之情非常深沉。有一次他對黃宗鑑說，「我看到解放軍站崗，真是忍不住想過去摸一下」。50年代去印度訪問，季羨林在機場看見一些人在喊口號，走進一聽，原來在喊「毛主席萬歲」。他的眼淚一下子就流了出來，「原本飽受欺凌的祖國，現在也受到別人的尊敬了」。
另一樣讓季羨林容易動情的，是他那連名字都不曾有過的貧苦母親。直到90多歲，每每提及早逝的母親，他必定流淚滿面。對母親的極度思念，源於季羨林殘缺的童年，他後來在精神上一輩子也沒有過真正意義上的「家」。季羨林的傳記作者、同時作為助手的張光璘教授告訴本刊記者，季先生在情感上是個孤獨的人，早年失去母愛，包辦婚姻失去了愛情。1911年8月6日出生在山東清平縣農村的季羨林，因家境貧寒，6歲被過繼給了濟南的叔父。早年闖關東的叔父，在東北中了湖北水災的彩票，雖只拿到1/10的獎金，也有3000元之多。然而由於季羨林父親的揮霍，新買來的田地和建起的磚瓦房，不到幾年便以最低的價格賣了出去，季羨林稱父親是「敗家能手」，「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充大爺，有點孟嘗君的味道」。
在叔父家長大的季羨林，被寄予了光宗耀祖的希望，打下了堅實的古文基礎。由於缺乏母愛的袒護，年幼的季羨林性格逐漸內向，「我不過是寄人籬下的一隻醜小鴨，連叔父也認為我沒有多大出息，最多不過是一個郵務生的材料」。一直待到季羨林從清華大學畢業，在濟南高中當國文教員，薪水高了，才「看不見嬸母多少年來那種難以形容的臉色」。季羨林心儀後院的「彭家四姑娘」，卻受到對方母親的阻撓，18時被叔父指定與大他4歲的彭德華結婚。在散文裡，季羨林是個多情而敏感的文人，卻幾乎沒有提及過自己的妻子和兒女。兒子季承也提到，「包辦婚姻使得父母沒有感情，這後果影響了家裡的每一個人」。
「雖然感情上並不幸福，但是季先生非常恪守傳統道義，從來沒有背離過家庭。」張光璘說，留德11年，季先生的德國打字員伊姆加德愛上了這位中國留學生，但傳統道德極強的季羨林，拒絕了這個德國姑娘，回到祖國盡赤子之責。後來有人去哥廷根大學追索季先生的留學歲月，找到了伊姆加德，她終身未嫁。
△ 季羨林與夫人彭德華合影
晚年住在北大朗園的季羨林，家裡供養著另兩位老人，一個是默默為家庭奉獻的妻子，另一位是自己的嬸母。叔父的原配夫人在季羨林留學德國期間病故，後來的嬸母一直幫著季羨林照顧家庭，季羨林尊稱她為「老祖」，養老送終。
為人溫和的季羨林，極少與朋友談論感情上的私事，他說自己把能說的都寫了出來。談到學術研究，他卻不太掩飾自己的尖銳見解。北大俄文系教授李明濱告訴本刊記者，有一次開研討會，季先生在發言時說，「某某人說的話是屁話，某某說的話是鬼話」。前者指一位不學無術的所謂國際友人，後者指中國某當紅的「文化學者」。在將發言整理成研討會文集時，李明濱問季老，要不要把這句話刪掉。季老反問：「你怕他們做什麼？我說的不是事實嗎？」黃宗鑑說，季先生一輩子最珍惜好學上進的年輕人，尊敬讀書人。
50多歲的王邦維如今主持著北京大學東方語言專業，他認為公眾和媒體將季老捧得很高，卻並不真正關心季老的研究。採訪快結束時，他對本刊記者感慨：「隨著季老去世，這一陣關心『國寶』『大師』的熱潮也很快過去。又有幾個人真正關心過東方學研究呢。事實上，季老和我們正在做的研究，可能從來就沒有多少人重視過吧。我們本就是一個孤獨的學科，我們也安心於做孤獨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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