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05 10:07:54 | 來源：人民法院報第五版 | 作者：何勤華
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戰略目標，並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對人類文明進步之結晶與精華的吸收繼承和發揚光大，是中華民族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偉大創造。
古代希臘是人類法治文明傳統的故鄉
人類關於法治的思考和實踐，早在公元前700年前後就已經開始了。古代中國的管仲、李悝、商鞅、韓非等法家學派，古代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等法治學派，就是這方面的代表。而對後世影響最大，並為形成人類的法治傳統奠基的則是亞里斯多德。他在《政治學》一書中認為，「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訂得良好的法律」。這段話，被後世學者稱為「良法之法治論」，奠定了西方法治傳統的基礎，開創了人類文明尤其是法律文明進步的道路。
亞里斯多德的法治論，既是對古代希臘法治實踐的總結，也是這一實踐的經典表現。在古代希臘，尤其是雅典，經過公元前8世紀提秀斯（Theseus）改革，前621年德拉古（Draco）改革，前594年梭倫（Solon）改革，前509年克裡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以及前443至前429年伯裡克利（Pericles）改革，在雅典逐步建立起了城邦民主制度。該制度包括立法民主（全體公民參加的民眾大會制定法律）、執政民主（通過民眾大會選舉政府）和司法民主（通過陪審法庭審理案件）等基本要素，而這一制度的基礎，則是法治。因此，古代希臘城邦國家的法治實踐和亞里斯多德的法治論，為西方法治傳統的形成奠定了憲法基礎。
法治文明傳統在古代羅馬得以奠基、弘揚
進一步將古代希臘的法治遺產繼承並發揚光大的是羅馬執政者、思想家和法學家，他們在四個層面上發展了法治的理論和實踐：
第一，羅馬人將古代希臘的自然法思想予以展開，並融入羅馬的立法與司法實踐之中。在古代希臘，斯多噶學派（The Stoics）提出了「自然法」（law of nature）的思想，強調有一種體現正義的、基本和終極的法則，統治著整個人類乃至動物界，這些法則的總合就是自然法。羅馬思想家西塞羅（Cicero）繼承了這一學說，並予以展開。他認為，自然法是與自然即事物的本質相適應的法，其本質為正確的人類理性，它是永恆的，適用於一切民族。自然法的效力高於實在法（人定法，即各民族制定的法律）。實在法必須反映和體現自然法的要求。在亞里斯多德「良法之治」理論的基礎上，西塞羅強調「惡法非法」，強調法律必須體現正義和公正，而人類的立法與司法活動，必須以自然法為指導。從自然法的定義中，西塞羅還演化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即只要在「世界國家」的大家庭中，共同服從「自然法」的人，不論其原來的國別、種族、社會地位如何不同，即便是奴隸，也都是「與上帝共同享有理性」的公民。
第二，初步形成依法治國的思路，試圖用系統完整的法律體系來治理國家。公元前451—450年，羅馬制定了西方世界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表法》（Lex Duodecim Tabularum）。之後，又先後制定了李錫尼烏斯—賽克斯提烏斯法（Lex Licinia Sextia，前367年），波提利阿法（Lex Poetetia de nexis，前326年），荷爾田希烏斯法（Lex Hortensia de plebiscitis，前287年），阿奎利亞法（Lex Aquilia，前3世紀初），阿提裡法（Lex Atilia，前2世紀初），亞提尼法（Lex Atinia，前2世紀中葉），艾布第法（Lex Aebutia，前2世紀），考爾乃裡法（Lex Comelia，前81年），發爾企弟法（Lex Falcidia，前40年）等法律，形成了市民法體系。與此同時，又在最高裁判官告示的基礎上發展起了最高裁判官法（Jus Honoralium，前366年以後），在外事裁判官告示的基礎上發展起了萬民法（Jus Gentium，前242年以後）。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對帝國內部的各個階級和階層進行調整、規範，初步形成了法治國家的雛形，為西方法治傳統注入了周密的制度性要素。
第三，提出了法律實施的目標是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並將法學定義為「正與不正」的學問。如《十二表法》的許多內容，就體現了追求公正的良法的進步性，如第九表規定了立法者不得為個人利益立法，貪官汙吏應受到嚴懲，任何人非經審判，不得被處死刑；第八表限制了高利貸，每月利息不得超過1%；第三表規定了還債的30天「恩惠期」，體現出對債務人的人性關懷等。同時，《十二表法》衝破了貴族對法律知識和司法權的壟斷；設表分條地把不同的法律規範按類分別匯集，條理比較清楚；確定了適合當時社會發展水平的一定的訴訟形式；比較注意條文之間的聯繫和一致性，等等。之後的立法，進一步提升和完善了《十二表法》的這種追求。正是在此基礎上，羅馬法學家將法律定義為公正的藝術，並將法學的精髓概括為「正與不正」的學問。公元6世紀東羅馬帝國時期編纂的《學說彙纂》（Digesta）將法學家的這一定義記錄了下來，並由11世紀以後在義大利博洛尼亞（Bologna）大學形成的注釋法學派所注釋、解讀和傳授，從而影響了整個西方世界。
第四，形成了保護公民基本權利（人權，主要是財產權），在法律上確立「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實際上，羅馬早期的法律中，對私有財產或者說個人財產所有權的法律保護也是不充分、不平等的。當時法律中存在著市民法所有權、裁判官法所有權和萬民法所有權等不同的所有權形態，法律依此給予不同的保護。隨著羅馬法治社會的進步，公元212年，羅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211—217年在位）頒布了著名的《安敦尼努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將羅馬公民權授予帝國境內的所有自由民（包括外邦人），這樣，不同種類的所有權之間的差別就開始消除，羅馬人在財產上的法律平等才真正得以實現，從而帶來了所有自由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的真正實現。而個人財產所有權得到國家法律的平等保護，就使個人通過奮鬥獲得財產的勞動得到了尊重，私有財產神聖性也得到了彰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開始萌發，並成為羅馬法上的一個重要價值觀，成為羅馬留給後世的法律遺產之一。
中世紀以後人類法治文明傳統的進步
對於古代希臘、羅馬開創的人類法治傳統，以後的各代思想家進一步對其進行補充發展，使其日益豐富和完善。在這一過程中，第一位作出貢獻的就是中世紀歐洲神學思想家託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他在《神學大全》一書中明確指出：所謂法，「不外乎是對於種種有關公共幸福的事項的合理安排，由任何負有管理社會之責的人予以公布」。這一觀點，豐富了亞里斯多德法治定理中「良法」的內涵，也為後世的功利主義法學和社會學法學的誕生提供了啟示。
進入近代以後，在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鼓吹和宣傳之下，西方法治理論進一步得到張揚，其內容也變得更加豐富。如英國思想家洛克（J.Locke）在《政府論》一書中，就明確指出：「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法律一經制定，任何人也不能憑他自己的權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以地位優越為藉口，放任自己或任何下屬胡作非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公民社會中的任何人都是不能免受它的法律的制裁的」。而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C.L.Montesquieu），花了20多年時間完成了巨著《論法的精神》，詳盡闡述了「法律應該是對一切人而制定的。」「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之後，經過法國思想家盧梭（J.Rousseau，提出「主權在民」，「法律是公意的體現」），美國漢密爾頓（Hamilton）和麥迪遜（Madison）等聯邦黨人（提出了美國式的法治模式），以及英國憲法學家戴雪（Dicey，提出了普通法和普通法院至高無上）的補充完善，進一步得到了發展。
而德國法學家斯塔爾（F.J.Stahl，1802年—1861年）和邁耶（Otto Mayer，1848年—1924年），在吸收英、法等國法治思想的基礎上，不僅明確提出了法治國家（Rechtsstaat）的概念（法治國家是德語中最先使用的一個術語），而且對其內涵進行了詳細的闡述。斯塔爾和邁耶認為，法治國家包含三個要素：一是法律的法規創造權；二是法律優位，即法律至上；三是法律的保留，即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事項，只能由法律來規範，而行政機關無權作出規定。之後，經過後世學者，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著名自然法學者富勒（Fuller，提出了「法治八原則」）和英國法理學者拉茲（Raz，提出了「法治八要素」）的發展，法治的內涵進一步成熟，確立了如下四個基本標準：（1）通過法律保障人權，限制政府公共權力的濫用；（2）良法的治理；（3）通過憲法確立分權與權力制衡的國家權力關係；（4）確立普遍的司法原則，如司法獨立、無罪推定等。
結語
從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的內容來看，上述西方法治文明成果中的精華，我們都已經予以繼受，並加以發揚光大。如《決定》強調了「法治」的極端重要性：依法治國，「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強調了實現依法治國的法，必須是良法：「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為了使良法得到嚴格執行，《決定》強調必須強化法律實施環節：「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於實施」；強調審判獨立和司法公正，「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規定建立領導幹部幹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得將法官、檢察官調離、辭退或者作出免職、降級等處分；《決定》還對依法治國的氛圍營造、國民法律素養提升以及法治工作隊伍建設等進行了比較詳盡的闡述。而所有這些規定，尤其是在強調「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已經超越了西方法治理論的範圍，是適合中國國情的推進法治的措施以及偉大實踐，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其成果必將對人類的法治文明進步作出重要貢獻。
（作者系華東政法大學法律文明史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