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這種學術精神和學術心境是無法通過制度性的方式加以推展的，而整個20世紀中國的學術，又是無情地朝著制度化的方向發展的，這也就必然註定了陳寅恪「四海無人對夕陽」的悲劇命運。
經濟觀察報 鄧金明/文 90年代以來，漢語學術界和出版界興起一股 「陳寅恪熱」。
最早有俞大維等所編回憶文集《談陳寅恪》（1970），後有蔣天樞 《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1981）、汪榮祖 《史家陳寅恪傳》（1984）、餘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1984）。如果說以上尚囿於學術圈內，那麼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1995）一書的出版，更是將「陳寅恪熱」擴至社會，儼然成為公共話題。此後，吳定宇《學人魂：陳寅恪傳》（1996）、劉以煥 《國學大師陳寅恪》（1996）、錢文忠 《陳寅恪印象》（1997）、李玉梅 《陳寅恪之史學》（1997）、王永興《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1998）、吳學昭 《吳宓與陳寅恪》（2003）、蔡鴻生 《仰望陳寅恪》（2004）等等紛紛面世，一時眾聲喧譁，好不熱鬧。「陳寅恪熱」顯然折射出國人長期以來揮之不去的「大師情結」。隨著錢鍾書和季羨林等「大師神話」的破產，陳寅恪已然成中國學術神壇的最後一人，也似乎只有他才能滿足國人對思想、學術、人格完美統一的知識分子形象的終極想像。最近出版的《陳寅恪與傅斯年》（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書，當然也是這種「情結」的產物。
「陳寅恪與傅斯年」，是一個有話談但並不好談的話題。不像「魯迅與胡適」，有知識分子路向問題可議；也不像「吳宓與陳寅恪」，有交往記載可敘，陳寅恪與傅斯年，雖屬同學、同事、同行兼有姻親關係（陳寅恪表妹俞大?乃傅斯年之妻），但關於雙方交往的文獻記錄歷來甚少，且倆人一生聚少離多，交遊有限，關於其往來行止，聊聊數語便可述畢，又如何能敷衍成一部380頁、48萬字篇幅的鴻篇傳記呢？於是乎，我們在《陳寅恪與傅斯年》中，隨處可見各色不相干的史料穿插其間（一些重要檔案史料反而闕如），涉筆蕪雜，而事關陳傅往來的敘述則少之又少，湮沒無聞。而書封上所謂的「就作者的寫作功力和這部作品敘事方式、描述角度與文學藝術上所達到的高度而言，是21世紀此類題材的巔峰之作」，則更止於「王婆賣瓜」，貽笑大方了。實際上，《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敘述混亂，文筆不一，文風有時流於輕浮，常有臆斷之語。為陳、傅二位史學大家如此作傳，真是「謬託知己」了。
史實、史筆且不說，史論又如何呢？誠如作者所言，「在20世紀初葉成群而來的學術大師中，有些是單打獨鬥，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對學術界產生巨大影響而為後人所懷念；有的除個人輝煌的學術造詣，還留下了制度性的遺業，在學術界維持著長遠彌久的影響力。前者當以陳寅恪為代表，後者非傅斯年莫屬。」可惜的是，這個關於學術的個人性遺業與制度性遺業的比較，並沒有在書中得到呈現。實際上，陳寅恪之所以在後世文人學者中掀起追慕熱潮，正是因為學術的個人性所產生的神話。
陳寅恪與傅斯年，可謂分別代表著個人性的學術和制度性的學術兩個不同的取向。傅的弟子何茲全曾經說過，「傅斯年先生有學術心，也有學術事業心」，傅自己也嘗言，「蔣夢麟先生學問不如蔡孑民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我自己的學問比不上胡適之，但辦事卻比胡先生高明。」這並非誇語。甲骨文、漢晉簡牘、敦煌文書、明清檔案曾被稱為中國20世紀史料的四大發現，而由傅斯年一手創辦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正是在組織殷墟發掘和明清檔案的收購和整理中居功至偉。在傅主持史語所的二十三年中，曾為中國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民族學培養過大批人才，其影響可謂深遠。而陳寅恪呢？我們可以看到，在學統的傳承上，由胡適而傅斯年而許倬雲，由錢穆/楊聯皗而餘英時而王?森，由金嶽霖而殷海光而張灝/林毓生，由蕭公權而汪榮祖，但是在陳寅恪這裡，卻成了學術孤島。
《國際先驅導報》曾經有一篇文章談及史學家餘英時獲得有 「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但在美國史學界境地不無尷尬——「從學術史的發展來看，餘英時的論域和方法很少能在歐美發揮『示來者以軌轍』的作用。細心的讀者會發現餘英時的研究領域基本上不出其師錢穆的範圍，儘管不乏『接著講』的發展，但舉凡清代學術思想史、知識分子史、傳統文化的現代觀照等都是錢穆治學最有心得之處，從錢穆和楊聯皗那裡繼承的強烈的文化使命感、觀察問題的角度和文章的敘述方式，導致餘英時的學術往往不能與美國學界共鳴。至於對中國知識分子歷史的『情見乎辭』的研究，更不是外國學者能夠感同身受的。」這段話同樣頗能映照陳寅恪在解放後的處境。「強烈的文化使命感、觀察問題的角度和文章的敘述方式」，「對中國知識分子歷史的『情見乎辭』的研究」，這種史學路數不僅在西方難以得到回應，而且在解放後的中國也難得到回應。陳寅恪在其著名的《論再生緣》的校補記後序中，曾把自己的著作比作「固非吳井之藏」的「所南心史」。「所南」，即宋末元初的富有傳奇色彩的士人鄭思肖，他寫了一部痛詆異族的 《心史》，書稿裝入鉛匣，丟入蘇州的一口井中，於明末被人發現。陳寅恪以「所南心史」來比喻自己的著述，正是將歷史寫作化為生命寫作的體現，這顯然是一種以安身立命為騖求的個人性的學術。這種學術精神和學術心境是無法通過制度性的方式加以推展的，而整個20世紀中國的學術，又是無情地朝著制度化的方向發展的，這也就必然註定了陳寅恪「四海無人對夕陽」的悲劇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