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紅樓夢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一書從出版之日起就一直受到人們的關注，有關該書出版的經過，還是頗費了一番周折的，其中有一些頗為有趣、耐人尋味的小插曲。
周汝昌在《我與胡適先生》一書中曾說過這樣的話：
沒有文先生，拙著《紅樓夢新證》這部書稿的命運如何，就真難預料了，所以至今心感，不敢忘記。
這個「文先生」就是剛去世不久的文懷沙先生。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文懷沙看到周汝昌發表在1949年12月出版的《燕京學報》上的《真本石頭記之脂硯齋評》一文後，通過孫楷第介紹，想見周汝昌一面。
為此，孫楷第專門設晚宴，並讓夫人兩次去學生宿舍邀請周汝昌，告知「文化部有人要見你，孫先生請你吃晚飯」。
但身為燕京大學學生的周汝昌此時已買好車票，準備回天津老家，正在收拾東西，於是「只好懇辭」。顯然，這件事讓孫楷第不高興，周汝昌也給人留下狂傲的印象。
這裡稍微叉開話題，說一說周汝昌與孫楷第之間的交往。
此前，胡適專門向孫楷第推薦過周汝昌，孫楷第對周汝昌也相當關照，他不僅受胡適之託，將《四松堂集》稿本和《跋脂文》帶給周汝昌，還「審評讚許」，使周汝昌的論文得以在《燕京學報》上發表，而且曾請周汝昌到自己家裡吃飯。
但從周汝昌事後的回憶來看，他並沒有像胡適所建議的，「時常親近」孫楷第，相反，反倒比較疏遠。對此，周汝昌在《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一書中是這樣解釋的：
記得孫先生請我和許政揚學兄到他府上晚飯，孫太太治筵十分豐盛；但孫先生席間情緒不高，未明何故，面有愁苦之色，語不及學，滿腹牢騷在口，讓人無法應對。
我與許兄感受一同，時常談起，不敢多去問候他，顯得有點兒疏遠失禮，但我們非不知尊師，而是實有難言不得已之苦衷，至於他老人家知諒與否，我與許兄都說實在無法顧慮，只有心存謙懷就是了。
對周汝昌與孫楷第兩人交往的情況，因資料缺乏，難知詳情。
從孫楷第這一時期寫給胡適的書信來看，他因家庭貧困、身體多病等原因，情緒確實不好。但僅僅因為「老師面有愁苦之色，語不及學，滿腹牢騷在口，讓人無法應對」，就「不敢多去問候」，「疏遠失禮」，還真的是「不知尊師」，要知道孫楷第這個時候正需要別人的關心和幫助。
不知「難言不得已之苦衷」指的是什麼？周汝昌沒有交代，筆者也不便臆測。但不管怎樣，當關心自己、幫助自己的老師、長輩「面有愁苦之色，語不及學，滿腹牢騷在口」時，不去關心幫助，反而「不敢多去問候」，「疏遠失禮」，這樣的行為讓人感到有些費解。
1950年，孫楷第為周汝昌《紅樓夢新證》一書出版的事情請文懷沙、周汝昌到自己家吃飯商量，但周汝昌「懇辭」了。
對事情的經過，周汝昌在《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一書中是這樣介紹的：
而此際文氏亦已注意到《證石頭記》，他拜訪孫楷第教授（因拙文中提到他），詢問我在何處，要謀一面。孫老設晚宴，派夫人來邀我去一會——但孫太太只言「文化部來人要見你，孫先生請吃晚飯……」
而那天恰值我在忙著收拾衣物，滿室凌亂不堪，火車票都已訂好，急於趕車回津（已放寒假），心緒如麻，實難應命赴宴款談，只好懇辭。孫太太連來兩次，終於無法解決。此事定會讓孫老很不體諒。
在《我與胡適先生》一書中，周汝昌再次提到了這件事：
文先生於1950年見訪時，是先去拜訪孫楷第先生（因拙文中提到他），詢問我在何處，要謀一面。孫先生必是欣然自言「那是我的學生」。孫老設晚宴，派夫人來邀我一會——但孫太太走來只言「文化部有人要見你，孫先生請吃晚飯」。
我那時正收拾滿屋衣物，打點行裝，按車票時間趕火車返裡度假（已放寒假）——這怎麼能「赴宴」？何況對「文化部有人」毫不了解，真是丈二和尚——摸不住頭腦！只好懇辭。孫太太連來了兩次，終於無法解決。
這事，當然使孫先生很不愉快，文先生也以為我是個十分狂氣的大架子人了。
對於此事，孫楷第沒有公開談及，但從周汝昌的記述來看，不難想像孫楷第那天晚上面對文懷沙該有多麼尷尬和不愉快。
周汝昌不去的原因有三：一是買好火車票，二是孫夫人沒有把話說清楚，三是對文化部的人毫不了解。
這裡，周汝昌將自己的選擇說得很明確：如果孫夫人告訴他是幫助自己出版書的事情，則可以退票或將票作廢，推遲回家度假，去赴宴。如果沒有告訴，則不管是文化部來人，還是自己的老師、長輩設宴邀請，乃至孫夫人連來請兩次，都要堅持按車票時間坐火車回天津度假。
這樣的選擇別說孫楷第這個老師、長輩，換成一般人，恐怕絕大多數人都會「很不愉快」、「很不體諒」。
這裡不妨做個假設，如果那天晚上設宴的主人是胡適，周汝昌還會拒絕嗎？如果拒絕的話，胡適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稍後，周汝昌得知了文懷沙找他的意圖，趕緊與其聯繫，並說明情況。文化沙接到信後，邀請周汝昌面談，並商討出版事宜。至於居間積極介紹的孫楷第，則被晾在一邊，繼續「很不愉快」。
1952年5月去成都華西大學參加工作之前，周汝昌已請其四兄周祜昌將書稿全部抄清，安排停妥，交給文懷沙。
1953年9月，《紅樓夢新證》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此時距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一文發表已有三十多年。
除孫楷第和文懷沙外，周汝昌的中學同學黃裳也曾為《紅樓夢新證》一書的印行出過力。他不僅在《文匯報》上刊載周汝昌的紅學論文，還曾幫周汝昌聯繫出版的事情。
他在1950年9月7日給周汝昌的書信中專門談到了這件事：
弟連日遇出版界友人，亦多商及此書出版事，尚無結果。
北京文物局長鄭振鐸，出版總署副署長葉聖陶皆極熟悉之朋友，弟可致函介紹，公家如不能出版，開明書店當可出此書也。葉公人極溫柔敦厚（與開明書店關係極深），弟先附一函，兄進城時不妨往晤，或可有些結果亦未可定也。
葉聖陶在出版總署辦公（地址在東總布胡同），休沐日及晚間則居東四八條三十五號。兄即可往一洽，如不去亦希見告。
從周汝昌的回憶來看，他接受了黃裳的建議，但沒有去找葉聖陶，而是直接將書稿寄了過去，結果很失望。
周汝昌在《我與胡適先生》一書中講到了這件事：
黃裳又主動寫信，推薦此書稿交開明書店出版。黃裳信函是寫給葉聖陶先生的，遂將此信並書稿寄與葉老。久之，原件退回，內中連一紙退稿便箋亦無。
從周汝昌的回憶來看，葉聖陶的表現十分冷漠，與黃裳所說「極溫柔敦厚」並不符合，而且與葉聖陶一貫的為人風格也明顯不符。何以如此，想必其中有什麼隱情。因缺乏資料，這裡不作揣測。
儘管沒有幫上忙，但黃裳還是為老同學盡到心了。
不過，很奇怪的是，在大約1985年7月29日寫給黃宗江的一封信中，黃裳竟說了如下一番話：
汝昌確有些學閥氣派，但沒有幾個班底，他曾要我作文捧之，未如其願，對我也有些意見。真是可笑。
其中有何內情，外人難以知曉，這裡只是順帶提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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