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四五千年前祭祀場面的古蜀玉版畫

一，開頭的話

距今四五千年的古蜀國，地處中國西南的邊陲。關於蜀的歷史，除甲骨文和《尚書·牧誓》外，晚至春秋與戰國之交，蜀和中原的交往才見於文獻記載。而關於蜀國春秋戰國時期文化的面貌，則是晚至20 世紀 30 年代才為學者所認識。至於夏商時期的文化情況，學術界則是一無所知。

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和確認，使人們對古蜀文明認識向前推進了 1 000 多年，填補了研究古蜀文化和古蜀國歷史的空白。獨特的文化造就了文明和藝術高峰。近期在四川民間發現的四五千年前製作的古蜀文化玉版畫，給我們提供了一幅氣勢宏大的古蜀人祭祀畫卷，翔實地展現古蜀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幅古蜀文化玉版畫長 4.2 米，高6.3 至 70 釐米，由七塊厚 2 釐米的龍溪玉玉 版組成。玉版頂端有8 個圓雕飛鳥，鏤雕獸面 6 個。玉版穩穩噹噹地插在 8 個 鑿有凹槽的神獸、牛、虎、龍背上。正面深浮雕 2 株神樹，2 個玉尊，一個神壇； 兩面各站 10 個，共計 20 個身著長衣，或手握活體神龍，或舉鷹頭法器，或頭上頂尊的巫師，面對三層高臺上的神壇，莊嚴祭祀的場面。古蜀文化玉版畫圖案 構圖嚴謹、線條流暢、極富美感，是古代蜀人豐富的想像力、非凡的藝術創造力和精湛的工藝水平的完美結合。背後陰刻 240 多個核桃般大小，至今沒有解讀的古蜀文字。

圖（1）玉版畫拓片中的巫師頭戴花狀五齒高冠，雙手緊握活體神龍。

據史書記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大概古蜀人與殷人有同樣的見解，天神、地祇、人鬼（祖先）是永存的。這些神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活人的一切，均由這些神支配，所有的事情，都應向神請示，要給神靈奉獻各種祭品，包括人在內。所以，他們才舉全部族之力，祭祀祖先、山水、神靈，祈求風調雨順，蒼生平安。古蜀文化玉版畫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之後沉睡四五千年，一醒驚動天下。

二、玉版畫傳達了古蜀社會具有森嚴的等級制度

1，從玉版畫鐫刻人像的服飾及裝扮上，可以鮮明地看出，那時已經有了貧富分化和等級貴賤。我們知道，在先秦時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大型祭祀活動是團結、凝聚古蜀國各部族各階層的重要儀式，其核心則是高度融合的神權和王權統治的展示。這種體制和觀念，體現在各式精美的禮器上。禮器代表「祀」，象徵著對宗教禮儀的佔有和控制。它們是古蜀國統治階層的象徵，既代表著神權，同時又是王權的化身。在文明的早期階段，神權和王權通常融合一起，統治者往往通過宗教神權來加強和體現其王權，而行使宗教神權者，也總是執掌王權的統治階層。古蜀三星堆時代的宗教祭祀活動，具有強化神權和王權統治的重要作用。例如，高大的立人像，頭戴冠冕，身穿華服，形態尊貴，可能象徵著至高無上的蜀王與大巫師。而其他眾多的人頭像和人面像，個個氣概英武，可能代表著古蜀國各個部落的首領，以及由他們組成的古蜀國統治階層。顯而易見，古蜀文化玉版畫人物雕像群，顯示的是類似於神的面容，體現的是人的精神。

圖（2）分為五層的神壇拓片，可見矗立在三層素麵的梯形基座高臺上，底部是 一頭神獸

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大立人像高 262 釐米,重逾 180 千克,是現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銅立人像。就全世界範圍來看,三星堆青銅大立人也是同時期體量最大的青銅人物雕像。學術界一種意見認為,青銅大立人是一代蜀王形象,既是政治君王同時又是群巫之長。另一種意見認為是古蜀神權政治領袖形象。還有一種意見認為其形象酷似漢語古文字中「屍」字的字形,應將其解讀為「立屍」。這種觀點所提到的「屍」，大體來說,具有主持祭神儀式的主祭者和作為神靈象徵的受祭者的雙重身份。

古蜀文化玉版畫中的巫師高居於群像之上，頭戴花狀五齒高冠，衣襟前後均飾異形龍紋，雙手前伸圍抱，做手握活體神龍狀，仿佛要把古蜀國的所有物質成果，連同蘊涵在其中的精神成果，統統都據為己有，毫不鬆手。三星堆考古發現的青銅大立人，身著華服，頭戴花冠，赤足立於高臺之上。華服，被專家譽為「中國最早的龍袍」：衣服窄袖、左衽，紋飾繁複精麗。紋飾以龍紋為主，兼有獸面紋、鳥紋、蟲紋、回紋等。如果轉到大立人的身後，還可以看出他的衣服後端呈燕尾狀。這樣一位身著華服、立於高臺之上的人物，究竟擁有何等不凡的身份？專家們認為，他既可能是一位蜀王的形象，也有可能是一位擁有至高權力的巫師。

古蜀國是一個神權社會。青銅立人像所佩戴的方格紋帶飾，應該是象徵權威的「法帶」，衣服上的龍紋裝飾，則有與神靈交感互滲的意義，因此他所穿的衣服可能是巫師的法衣。而他所站立的高臺，可理解為巫師作法的道場——神壇或者神山。然而，神權社會的古蜀時代，也許在古蜀先民心目中，神、王、巫並沒有明確界限。他們完全可能把巫當成神，當作他們的王。因此，王和巫完全可能合二為一。這尊立人像，可能就是化身為神的蜀王或大巫師。他既有王者之風，又居主神之位，

可以確定是群像之長，即古蜀王國的最高政治領袖，同時又是主持宗教禮儀活動的神權領袖。其餘各式人頭雕像 , 則是各族首領、次級群巫。不論群巫之長還是群巫，在當時都被各地百姓奉若神明，他們是各地、各部落大大小小的神靈。

圖（3）玉版畫中的神壇，矗立在三層素麵的梯形基座高臺上。底部是 一頭神獸

他們之間，也存在著服飾、冠式和髮式上的若干區別。史書記載，腰帶之制始於商周，其系束方式是由後繞前，於腰前打結，束緊腰後自然下垂。垂下來的部分有個學名叫「紳」，《禮記》說它的長度是「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腰帶的材質、顏色、寬度乃至垂下來的長度，在古蜀代都是象徵著政治地位的。服式上，有左衽長袍、對襟長袍、右衽長袖短衣等，各不相同。冠式上，有花狀齒形高冠、平頂冠、雙角盔形冠等區別。髮式上，有椎結、辮髮、光頭等區別。不論從人類學還是從中國古代文獻對古代民族的識別標準來看，衣、冠、髮式都是區分等級、身份的最重要標誌。從玉版畫人像的服飾及裝扮上，可以鮮明地看出，那時已經有了貧富分化和等級的高低、貴賤。

2，神壇矗立在三層高臺上，也許是神權統治者高人一等的重要證據。分為五層的神壇，矗立在三層素麵的梯形基座高臺上：底部是一頭神獸；第二層為平臺上站立 3 人，2 人手握鳥頭權杖，剩下一人呈雙手撫胸狀；第三層為平臺上有呈花蕾狀物，兩旁各一個人頭；第四層是一方型容器，兩旁各一人頭，方框正中擱置縱目人頭；第五層站立雙鳥，頂端系一太陽輪。

值得一提的是，方型容器中縱目人頭看起來似人非人，似獸非獸，角尺形的大耳高聳，長長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猙獰、怪誕。他有可能與蜀之先王蠶叢，人皇始祖燭龍的神話傳說有關。

《華陽國志·蜀志》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的記載；《山海經·大荒北經》有「西北海之外……神……直目正乘……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的記載；《山海經·海內北經》又云：「其為物人身黑首縱目」，人皇、蜀之先王、人鬼均「縱目」。 我們可以想像，兀立在成都平原一望無垠的原野川澤上的古蜀三星堆祭祀高臺，是古蜀神權無比強大的象徵，它以無法抗拒的物質形式的力量來威懾萬民的心靈，從而達到鞏固神權統治的目的。

圖（4）玉版畫插在 8 個鑿有凹槽的神獸、牛、虎、龍背上。

再說神奇的縱目人面像，既有人的特點，又有神與鬼的誇張，顯示出了濃鬱的圖騰、神靈意味，象徵的可能是古代蜀人的崇拜偶像。也就是說，在玉版畫人物雕像群中，並非全都是祭祀者的象徵，其中也有被祭祀者視為神靈偶像的形象。在古代各民族心目中，崇拜的祖先神靈具有無上的法力，往往被神化並表現為具有人獸合一特徵的偶像。古蜀文化縱目人面像，既有獸的某些特徵，又有人的五官臉部造型，還有神靈的想像，顯示了象徵含義上的複雜性和豐富性。它所代表的不是人的表

情，而是神秘世界中某種神靈的表情，所要產生的也不是親切感，而是恐懼感和震撼心靈的效果，從而控制人們對這些神靈偶像發自內心的頂禮膜拜，心靈震撼和恐懼。

3，玉版畫上站拜神樹的人有高有低。神樹座落在二層臺階上，主杆兩邊各三層、6 個枝條，枝上左右 4 只立鳥棲息，枝端共有 7 顆似桃狀花果勾垂，樹杆旁有雙 龍援樹而下。樹下為圓環形底盤，用三叉支架交匯成為一個山形樹座，座上繪滿雲氣紋。一根粗壯的主幹，直立通頂，頂端一花蒂狀座，上面立有一大鳥。樹枝均彎曲下垂，錯落有序，似在隨風飄擺，樹幹側面有一條飛龍攀援而下。龍為方首，前昂，身似旋扭的長繩，虯曲盤旋。加之雲飾纏繞，十分氣派。樹座旁十個有高、有低站拜的人像，面向樹幹，神情虔誠而莊重，更加突出了神樹的神聖氣場。十分生動、神秘的圖案，,將有關古代扶桑神話形象、具體地反映在觀眾面前。

資料顯示，神樹的原型很可能是古蜀時代的「社」樹。後世把「社」等同於土地，作為國家的象徵。古蜀時代的「社」，是一個溝通天人的神聖場所。「社」建立在壇上或者山丘之上。「社」的中心往往是一棵樹或者一片叢林。作為社的標誌的樹，往往碩大無比，下部懸著一條龍，頭朝下，尾在上，矯健多姿。另外，將龍與「社樹」連接在一起，賦予「指時」特徵，「通天」功用，具有保護莊稼豐收、邦國安全，掌控雨水甚至動植物生殖繁育等多重神性功能。

有學者介紹，在古埃及、古西亞、古愛琴海、古印度文明中，黃金神樹並不鮮見。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烏爾王陵出土過黃金神樹，上有帶翅的山羊。安那託比亞也出土公元前 22 世紀的神樹，上面也有各種人物和動物雕像。它們的時代都比古蜀三星堆文化早。它們除了神權與神祀的意義外，也兼著王權與禮祀的意義。就這點來看，古蜀三星堆文明與外域文化可能有一定的關係。

三，記錄了神權與王權的強大和尊嚴，象徵統治者的強大支配能力。

1、祭祀巫師手握鳥頭儀杖。十多年前，考古學家在對齊家文化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時，發現權杖頭。權杖多是昭示身份、象徵權威的特殊物品，主要集中出現於埃及、近東、愛琴海、黑海以及裏海周邊地區。我國江浙良渚文化出土過儀仗玉質附件，作者古方在其《天地之靈》一書中指出，在江浙一帶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儀杖玉質附件出土。包括玉戚、玉冒、玉墩等。它們如果以「珌」相連，即成一件長 68 釐米，有柄首飾和柄尾的完整玉器。作者說：「這些特殊的 玉器是墓主人生前用以顯示自己地位的權杖。」杖，既是一種生活用具，也是一種裝飾品。《山海經·海外北經》，就有「夸父追日，棄其杖，化為鄧林 之說。

圖（5）玉版畫中的神樹拓片。

《漢書·孔光傳》說：「賜太師靈壽杖。」我國歷代王朝，都有賜杖與老臣的慣例。《禮記·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而不同身份的人，手杖的裝飾和長度都各不相同。可見文獻記載中國人用杖，來由已久。因而，古蜀國時期祭祀用杖，也不奇怪。

玉版畫上出現的鳥頭儀杖，其形態與近東、中亞等地發現的同類權杖極為相同。有學者認為，權杖文化具有外來文化特質。古蜀文化權杖文化主要集中於西北地區，因為其他地區出土的「權杖」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權杖，反而更像一種禮器。對於古蜀文化權杖是本土產生還是外來引進，學術界歷來有著不同看法，一些專家認為古蜀國與眾多西方文化與華夏文明交匯，當地出土的權杖又與近東、中亞發現的同類物相似，因此可以認定玉版畫上的鳥頭儀杖，代表的應該不是華夏文明固有的文化特質，而是西方文化。

2 、玉版畫中兩個尊神樹和神壇中間，擱置兩個放於幾座上的尊。我們知道，物質文明的大部分成果，是由於組織系統的某種相應需要而產生的。例如，青銅器產生於祭祀或宴享的需要，文字產生於管理或祭祀的需要，城市產生於防禦、治水，宗教或展示權力的需要，大型禮儀建築產生於宗教的需要。 廣漢三星堆一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龍虎尊，殘高 43.3 釐米 ，器肩上鑄高浮雕的三龍呈蠕動遊弋狀，龍頭由器肩伸出，龍角為高柱狀構型，龍眼渾圓，身飾菱形重環紋。尊腹部為三組相同的花紋，主紋均為高浮雕的虎與人。虎頸下鑄一人，人頭上對虎口，人物曲臂上舉，兩腿分開下蹲。據民間收藏的古蜀文物得知，古蜀文化玉器中，少見中原地區盛行的酒器觚、爵、斝和食器鼎、簋等，主要盛行的是尊、罍。在一切物質之需中，「食」是第一位的。祭祖活動中，重要儀式是向祖先供奉豐盛的食物。《小雅·楚茨》稱：「以酒為食，以享為祀。」《左傳》也認為「鬼猶求食」。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青銅人像，頭頂青銅尊，雙手過頂扶持，雙膝下跪，其造型正是古蜀人向祖先神靈行獻祭之禮的生動寫照。

《禮記·禮運》曾這樣描述祭祖時的情景：「玄酒在室，醴盞在戶，粢醒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這裡有酒有肉，且鐘鼓齊鳴，與塵世上的宴會相比，毫不遜色。古蜀國文物主要以造型藝術的手法來表現古蜀先民們的信仰觀念，例如，以威嚴的面具表現主要神祇，包括突目的祖先神，以真人大小的人像表現通神的巫師，以各種動植物造型反映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圖騰崇拜等，既有豐富的社會內涵，又有傳神的藝術效果。尊，作為祭祀禮器，在古蜀文化玉版畫中擺於突出位置，可見是重要的祭祀禮器。是用以表示王朝權威與尊嚴的禮器。當然，也是等級森嚴的古蜀制度的外在象徵。表現出古蜀王室宏大、雄渾的統治氣象。 作為禮儀重器的尊造型莊重、紋飾繁縟，具有威嚴、神秘之感，而以動物和人像為題材的造型，則無疑更加豐富了古蜀文明的內容。

3、玉版畫中的的「操蛇之神」，在「持龍求雨」，是古蜀王國的一種權力內涵的表現方式。我們知道，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大立人像長身兀立，衣著華麗。此像兩上臂平舉，有著一雙誇張的、作握物狀的巨手，雙手屈向胸前，一高一低。兩拳孔並不正對，顯示所握物不成直線。可惜的是，所握之物已不存在。他究竟手握何物？讓人煞費猜測。

有專家認為，大立人有可能曾手握權杖。但是，立人像左右手圓環並不在一條直線上，因此這個猜想不太成立。有人推測大立人手拿兩個祭地的禮器玉琮。有人說拿的是象牙，剛好象牙兩端大小不一且有彎曲的弧度，而三星堆祭祀坑原本就出土過眾多象牙。還有人認為手握木蛇，因為操蛇是古代巫覡的象徵。有的則認為立人像手中什麼也沒有拿，這種管環狀手勢，其實象徵的就是立人手握日月，完全有掌管古蜀國命運的能力。還有人認分析道，古書《禮記·月令》記載：「是月也，農乃登谷，天子嘗新」。所以，青銅立人像手握稻束、麥束形成了環形，手臂右高左低是一種非常自然

的姿勢。

圖（6）玉版畫後面鐫刻的古蜀文字

翻閱資料，得知《列子湯問》篇中，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之句。東晉人張湛在注《列子》時對操蛇之神作注說：「《大荒經》雲，山海神皆操蛇」。誠然，《山海經》中不少的部族的祖神都與蛇有關聯，或「操蛇」，或「使蛇」，還有「踐蛇」、「珥蛇」，以至「啖蛇」。《山海經》中「人面蛇身」或「人首蛇身」之族不少。《海外西經》說軒轅之國「人面蛇身，尾交首上」，表明在古老的傳說中，黃帝族實是蛇國圖騰族。又如章尾山之神、人面蛇身的燭龍，「共工之臣」相柳九首人面蛇身等。我們知道，圖騰是區別氏族的標識。人類始祖女媧伏羲呈人首蛇身尾部交纏在一起的圖像，代表了兩個蛇圖騰氏族。操蛇之神有極大的威靈，能福人、能禍人。漢代畫像磚中操蛇之神的形象，或為人物雙手挽蛇，作迎敵狀，或為一手執斧、一手操蛇，狀甚剽悍，更有衝鋒陷陣氣概。基於以上所述，操蛇之神確實是古蜀先民心目中地位崇高之神，古蜀文化玉版畫中的立人，正是雙手操蛇的操蛇之神，在「持龍求雨」。

操蛇之神充滿神秘氣氛。作為王權、神權和財富壟斷三位一體的最高權力象徵物的活體龍，無疑就適應了代表蜀王統一政權和群巫之長的標誌物。只有當組織結構發展到一定水平時，才可能產生相應的物質文化形式。這種大型玉器雕像群，不僅顯示了古蜀王室對物質財富的壟斷和在精神世界中的巨大威懾力量，並且還活生生地展現出古蜀王國的神權與王權結構，即群巫從屬於大巫、諸王從屬於蜀王。這個集權的的核心，也許是政教合一的神權統治者集團。他們擁有並掌握著政治、經濟、軍事、宗教、等大權。由此看來，古蜀文化玉版畫人像群所表現的內涵，是一個以古蜀王為核

心的、有眾多族類擁戴的統治集團的層級權力結構。表明三星堆作為蜀王之都，是最高權力中心之所在 。

四、玉版畫上的文字，是研究古蜀歷史的重要資料

考古發掘表明，古蜀國的發達和繁榮，其影響力最南可達越南，它的奢華在許多方面為中原所不及。它3000多年前傲視長江及其以南地區的南方文明無可爭議的中心。按照國際文博界通行的古代文明國家必備的4個要素，即：城池、青銅器、祭祀、文字。古蜀王國完全具備了形成文字的條件。遺憾的是，目前，考古發掘的古蜀三星堆文物中，尚未發現有說服力的文字資料。

圖（7）玉版畫後面鐫刻的古蜀文字

史書《蜀王本紀》認為，古蜀人「不曉文字，未有禮樂」；《華陽國志》則說，蜀人「多斑彩文章」。古蜀國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將古蜀國的歷史推前到5000年前。幾十年來對古蜀文明起源的考察，發現在三星堆遺址考古發現的上千件文物當中，祭祀用的器物佔了絕大部分。當時的統治者經常傾舉國之人力、物力、財力進行祭祀儀式，這些都離不開語言文字進行溝通協調。在三星堆遺址考古發現的青銅器和金杖上都刻有大量符號，這些符號到底是圖案呢？還是文字？專家、學者爭論不休。

科學考古沒有發現古蜀文字，並不等於民間藏品中沒有古蜀文字。這幅玉版畫的後面就陰刻240個字。文字是與圖案配合的，即一面是文字，一面是畫卷。我們知道早期文字，無論是兩河、埃及、印度河還是米諾亞的，都是以黏土為刻劃載體的。中國發現刻畫符號的仰韶、雙墩等考古發掘，至今尚未發現文字專用載體。古蜀文化玉版畫文字有著某些重要的特點：(1) 它們出現在以四川龍溪玉為專用載體的版畫上面 ，而不是隨便刻在陶器碎片上面；(2) 排列有序，而不是簡單模仿近代文字排列；(3) 符號結體嚴謹，刻劃清晰有力，顯得十分成熟；(4) 文字的空間分布疏密得當，而不是孤立出現在一物之上。 它無聲地、明白無誤的告訴我們，文字記載的是這次祭祀的原因、過程、意義，並且以此告訴當時和後來的人們。

過去，我們常說，中國文明是「上下五千年」，但是，真正的文明，只能追溯到夏朝，之前的伏羲、炎黃只是傳說而已。玉版畫的出現，將古蜀國的輝煌歷史，活生生地擺到了世人的面前。玉版畫上這些十分成熟的文字具有記錄事件的功能。而部分從事祭祀過程記錄的巫師，將文字刻畫在玉石上，使這幅玉版畫和記敘文字得以歷經四五千年不朽，重見天日。

四、結束語

真正藝術的時間穿透力是很強的。在今天看來，玉版畫無論是它的設計和寓意，以及構成形式的處理都是很優美很現代的。她能夠穿越歷史時空，成為人類文明無論走多遠都能夠聽得到的遠古知音。如果能解讀這些圖案和符號，必將極大地促進古蜀文明之謎的破解，呈現出一個活生生的古蜀國文明。它的解讀將對我們了解神秘的古蜀文化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是我們揭開古蜀文化秘密的鑰匙，使我們走進古蜀人的心靈，走進他們的生活，走進那個神秘的遠古世界。

作者：朱文燦 朱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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