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一塊錢的高稿酬,對文學雜誌未必是好事?

[摘要]文學雜誌要靠財政撥款來漲稿費，這件事凸顯了當下的文化困局：一方面，官方有意願有能力扶持文化產業，另一方面，受制於歷史問題，很多文化機構幾近喪失了自身造血機能，不輸血就得死。

作者：李巖

近日，《上海文學》雜誌社社長趙麗宏向媒體透露，「《上海文學》自今年7月刊起最高稿酬已經提高至每千字1000元」。這也一舉讓《上海文學》跨入了文學雜誌「頂薪」行列——目前全國能給得起一字一塊錢稿費的文學雜誌，不過三五家而已。

此次稿酬的「暴漲」，來自於財政撥款。在上海市委宣傳部專項資助下，上海作協旗下的主要期刊在近年來稿費逐漸攀升。自2011年提高至每千字500元後，此次又提高了一倍。然而，靠財政撥款來漲稿酬，是種典型的非市場行為，無法形成商業閉環。那麼，靠財政「輸血」，能不能救的活文學雜誌呢？

一、國內主流文學刊物颳起漲價風，部分雜質開出「一字一元」稿費

在網際網路時代來臨之前，一個有志於從事文學的青年，從起步到成名成家，一般會經歷以下這幾步：

文學青年向文學雜誌投稿，被斃；

被斃幾次後，有作品獲選刊登；

被刊登幾次後，逐漸有了名氣，有了出版成書的機會；

出版幾本書後，逐漸名氣增大，有了固定讀者群，成為知名作家。

在這個過程中，最有可能獲得經濟利益的是最後一個階段，即成為有固定讀者群的知名作家。而想達到這一步，必須經過文學雜誌的歷練。所以在那個時代，文學雜誌是所有有志於當作家的人所必經的一個殿堂。

而且，雖然那時的稿費標準也不高，但老百姓收入也低，稿酬就相應顯得很多。1991年，畢飛宇他的中篇處女作《孤島》稿酬大概是1700元，這個數字相當於當時他3年的工資。而當年的稿酬也不超過千字40元。

如今，時代完全變了。

首先，網際網路大潮襲來，每天產生的網絡小說數量，比全國所有文學期刊一年刊登的小說量都要大，文學青年有了多得多的發稿渠道；

其次，網絡小說的收費模式已經成熟，靠寫網文成為百萬富翁、千萬富翁的人不要太多，很多人從沒出過紙質版的書，也成了很多人眼中的文學「大神」；

最後，網絡小說可以不受版面所限，無限字數地隨便寫，一部小說動輒數百萬字，勾著讀者不斷花錢追看。如果寫得足夠吸引人，一部小說就能賺一輩子花不完的錢。這是以前走「投稿——文學雜誌成名——出板成書」模式的作者無法想像的。

這一系列的變化，推導出的結論就是——文學雜誌變得無比尷尬了。

以前，文學雜誌是獨木橋，夢想成為文學家的青年，千軍萬馬趕來，都要從這裡通過。而今，條條大路通羅馬，也就顯不出你這獨木橋的優勢了。於是，很多鼎盛時期能賣到每期幾十萬本的熱門雜誌，銷量縮水99%，成了每期只能賣出幾千本的冷清雜誌。

這種情況下，提高稿酬，可能是少有的能立刻催發作者熱情的辦法了。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刊《長江文藝》去年開始實施頭條稿千字千元的稿酬標準，中短篇小說一視同仁；由廣西文聯主辦的《廣西文學》也在去年實施了千字千元的稿酬標準；而從今年九月起，上海作協主辦的《上海文學》也加入了千字千元稿酬的行列。

以千字xx元來標定稿酬，這是業內的行規，一般人可能更接受一字一元的提法。寫一個字，拿一塊錢，這是相當誘人的稿酬標準了——別忘了這只是文學雜誌給的錢，日後出版賣書的話，版稅、稿費另算。而這樣的高稿酬，又隱藏了哪些問題呢？

二、稍微算算就知道，這樣的高稿費靠賣雜誌志絕對收不回成本

「不僅在國內保持領先，從世界範圍來看，對於純文學創作來說，這也是一個相對可觀的回報標準。」

《上海文學》主編趙麗宏面對採訪時，對於這一字一元的稿酬還是頗為得意的。如果你中學語文學得不錯的話，可能對趙麗宏這個名字不陌生，他的文章《山雨》、《與象共舞》、《頂碗少年》都入選過人教版的中學語文教科書。作為知名作家，掌管的雜誌能夠開出全國最高稿酬，他的得意完全可以理解。

只是作為旁觀者來講，這個一字一元的稿酬，經不起推算，其最大的問題就是——入不敷出，雜誌銷售額遠遠抵不過成本。

據悉，提高稿酬標準後，《上海文學》單期稿酬預算從8萬元升至17萬元。印刷、紙張成本的話，最低不會低於每本5元，按照每期賣出一萬冊來算（趙麗宏2013年底接受採訪時曾透露，《上海文學》單期銷量一萬冊左右），印刷、紙張預算5萬元，合計23萬元。而《上海文學》售價為20元/本，一起賣出一萬冊的話，銷售額為20萬元。

顯而易見，稿酬、印刷、紙張成本（23萬）大於銷售額（20萬），而且這是完全沒算雜誌社編輯團隊、銷售團隊等人員成本，何必要的水電辦公成本。細摳起來的話，每期雜誌都是虧本很多在賣，賣的越多虧得越多。

而《上海文學》的經營狀況在國內文學雜誌中已經算不錯的了，很多雜誌只能賣幾千本，甚至賣不掉那麼多，印出來大量送掉。而售賣渠道也基本是全國各大專院校、省市圖書館、文化館等，很少進入報刊亭等零售網點，絕大多數普通讀者都見不到。

三、中國的文學雜誌，如果沒有財政撥款，基本都辦不下去

很顯然，這些雜誌基本全都需要人「養著」才能活下去。上文提到的能開出一字一元稿酬的三家文學雜誌——《長江文藝》、《廣西文學》、《上海文學》，無一例外都是省級作協或文聯直屬雜誌，一直以來就靠行政撥款來維持雜誌運作。所以它們漲不漲稿酬，完全看主管單位給不給額外撥錢。

所謂「額外」，就是在以往雜誌運營基礎上增加撥款。多增加就多漲，少增加就少漲，不增加就不漲。也就是說，漲稿費所用的錢，完全不是因為雜誌賣得好，雜誌社盈利，自身造血而來，而是完全靠體外「輸血」。

再舉《上海文學》的例子。2011年稿酬從千字200/300漲到千字500，是因為有了上海市委宣傳部「文學發展基金」的專項資助；而此次稿酬翻番至千字千元，同樣是由於上海市委宣傳部的專項資助。

「專項」資助，「發展」基金，如果仔細分析這些「輸血」行為，就會發現主管部門並沒打算永遠資助下去。「專項」的資助，有可能專完了這幾年就轉項了；用於「發展」的基金，也可能發展幾年就不發展了。

也正因為這種「輸血」式的財政撥款難以為繼，靠天吃飯，那些拿到錢的雜誌社掌門人，心情也複雜：有錢漲稿費，總比不漲好。把錢給到寫出好作品的作者，總比給到唱首歌就拿十幾萬的歌星手裡強。但萬一有一天，主管部門停止輸血了呢？那就立刻回到「解放前」，重新過起低稿酬的日子了。

四、財政撥款就像呼吸機，文學雜誌想活命，想法自主呼吸才是正經事

中國的公知們特別愛用一個詞，名曰「納稅人」。一有政府行為的投資，就要說「這是納稅人的錢」云云。剛剛結束的裡約奧運會上，中國健兒每拿一塊金牌，在歡呼人群中也總會有一些諸如「拿納稅人的錢砸出來的金牌，有什麼可慶祝的」這種聲音。

這種公知思路有其不合理之處，但架不住說的人多，而且應用範圍及其廣泛。比如用到文學雜誌增加稿費這事上，也能解釋得通。資助《上海文學》的「文學發展基金」，以及其他省市資助文學期刊的各項基金，都可以歸到「納稅人的錢」這個大籃子裡。花納稅人的錢沒有問題，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廣大老百姓都會支持的。但問題是，這些雜誌有沒有做到足夠好，讓這些錢真的「用之於民」了呢？

上文說過，文學雜誌的發行量通常慘澹不已，上萬冊算不錯的，幾千冊乃至千八百冊也不稀奇。關鍵這千八百冊也沒真的被人看到，多數進了高校、省市文化館、圖書館後，就堆在角落裡「吃灰」了。

我國目前文學、藝術類期刊共有635種，能讀到本文的讀者你，應該算是對文學比較感興趣的了。那麼請問：你認真讀過其中幾種？稍微翻過幾種？或者不要說讀過翻過，只要知道雜誌名就行——你能說出其中1/10雜誌的名字嗎？

這就是文學雜誌面臨的尷尬之處。文學處於寒冬，市場不景氣，但文學是滋養人心的必備之物，文學雜誌必須得存在著。所以由財政撥款，用「納稅人的錢」支撐著文學雜誌繼續運營下去，老百姓不會有什麼疑問。

但是話又說回來，老百姓不挑理，文學雜誌自己不能覺得心安理得。如果把這些雜誌比喻成一個人，那它們目前的生存狀態，基本是躺在醫院ICU，切開氣管插著呼吸機的病人，而財政撥款和各專項資助，就相當於那個呼吸機。文學雜誌與撥款的關係，像極了病人與呼吸機的關係——管一拔，生命立刻進入倒計時。

顯然，中國有為數不少靠文學活得很有尊嚴的人，也有不少體制外純靠銷售就能自負盈虧活得不錯的雜誌。體制內的文學雜誌高擎正統大旗，有著使命感和責任感，在盈利能力上天然弱於體制外的作家和刊物，這是客觀事實。但盈利能力弱，不等於放棄盈利訴求，就像ICU裡的病人，康復難度很大，但不等於就能由此放棄治療。

誰也沒要求ICU裡的病人，能一下子徹底康復，好到能跑到外邊跟人打籃球的水平。但努力配合治療，爭取拿掉呼吸機，自主喘口氣，在ICU裡慢慢走兩步，這個要求還是能摸得到的。就像「納稅人」對文學雜誌的期望：沒指著一下子斷掉財政撥款，但求雜誌內容稍微接接地氣，讓大眾有興趣翻開讀兩頁。所謂「開卷有益」，不翻開讀，再高端的內容也只是空中樓閣。

結語：

文學雜誌要靠財政撥款來漲稿費，這件事凸顯了當下的文化困局：一方面，官方有意願有能力扶持文化產業，另一方面，受制於歷史問題，很多文化機構幾近喪失了自身造血機能，不輸血就得死。好在，在必須輸血的時候，有血可輸，一時半會兒死不了。所以，如何在一邊輸著血的同時，一邊恢復（或者更確切說是新建）造血機能，是擺在包括文學雜誌在內的眾多文化機構面前的難題，留給它們的時間也許並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