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3日消息，12月1日臺灣媒體報導，有網友發文表示，使用繁體字的其他地區開始漸漸接受簡體字，未來臺灣可能是唯一使用繁體字的。一些網友趁機鼓動將繁體字「申遺」。這讓有關漢字繁簡的爭論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事實上，有關漢字的爭論自近代以來便綿延不絕。及至今日，類似的爭論仍然存在。只不過當下有關漢字爭論的環境已和當年有所不同，因此也呈現出與近代不同的、另一種狀態。
古代也有簡體字如果放到一個更長的歷史時期來看，漢字的形態並非一成不變。
《中國全史•漢字史》中寫道：「從殷周之古體變到宋元之簡體，時時向著簡易的方向進行，可說是沒有間斷。」
有研究指出，現存的漢魏以來陶器、碑刻、書帖上，簡體字時有所見。例如，出土於敦煌的漢簡中，就有簡化的「書」；成文於南朝的《千字文》，也出現了簡化的「漢」。
對此，北京大學教授郭銳就曾表示，漢字自產生以來就大體有簡體和繁體兩個系統，同一個字可能有兩種字體。宋元時期出現的大量「俗字」就是民間流行的簡化字。當代編纂的《宋元以來俗字譜》就收集了1600多個「俗字」。
不過，這些古代的簡體字皆流行於民間，在當時並沒有「合法地位」。
近代漢字繁簡爭論尤甚到了近代，伴隨著近代中國的國勢衰微與西方文化的湧入，漢字的繁簡之爭漸起。
晚清時，就已經出現了主張用萬國新語替代漢語漢字的言論。這當然屬於相對激進的言論。
1909年，清末學者、後參與創辦中華書局的陸費逵提出了看似「中庸」的辦法。他曾在《教育雜誌》上呼籲「普通教育應當採用俗字」。
而晚清「國粹派」代表章太炎對漢字拼音化和用萬國新語來替代漢語的言論反對甚力。同時，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改進之法」，即在部首結構上「法古」。他還曾指出，為求漢字便於書寫，應學習章草寫法。
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傳統文化及其價值體系均遭到新文化派不同程度的批判。這其中，陳獨秀、錢玄同、傅斯年等人都曾主張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
不過，錢玄同似乎更為實際一些。他曾說：「我現在是極端贊成的(中國廢去漢字改用拼音)。但是我以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間就能夠製造成功的，更不是存心浮氣的、亂七八糟把拼音一拼，就可以算完事的。」
在此基礎上，簡化字的相關書籍屢屢出現。1928年，胡懷琛的《簡易字說》出版。1930年，劉復與李家瑞的《宋元以來俗字譜》出版。1934年，徐則敏在《論語》半月刊發表《550俗字表》。1935年，錢玄同主持編成《簡體字譜》。1936年，容庚《簡體字典》、陳光堯《常用簡字表》出版。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體研究會發表《簡體字表》第1表。
同一時期的國民政府也於1932年，由教育部公布並出版了國語籌備委員會編訂的《國音常用字彙》。1935年，南京政府教育部又採用錢玄同《簡體字譜》的一部分，公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但當時考慮到凝聚民心、抵禦入侵的時局因素，南京政府接受了國民黨中央常委、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的建議，於1936年通令收回了該字表。
而一直到國民黨退守臺灣之後的1952年，蔣介石還曾再次提出漢字改革問題，但終未成形。
大陸推行漢字簡化，第二次簡化並不成功事實上，從清末以至20世紀中期的漢字改革，都具有其特定的歷史語境，1949年10月以後大陸的情形也不例外。
中國大陸政治的統一使得在國家層面進行漢字簡化變得可行。1956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在多次修訂的基礎上，提出了《漢字簡化方案》，並經國務院全體會議正式通過公布，以法定的形式確定下來。到1964年3月，從《簡化字總表》看，其總數已經達到2238個。
此次簡化的漢字多被民眾所接受，並沿用至今。與這次的成功相比，在1977年還曾有過一次不那麼成功的漢字簡化。
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公布，其中包含848個字。有報導總結這次簡化的特點是「既減少了字的筆畫，又精簡了漢字的數量」。但隨即便被周有光、胡愈之等人批評為「比例失調、難看之極，一味追求簡單而失去了漢字的風貌」。1986年6月，這些字被廢除。
漢字回歸繁體聲音近年來不絕於耳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中有這樣的表述，「提倡使用簡體字，妥善處理繁體字」。而後的「用簡識繁」原則可以算做是對此處「妥善處理」的細化。
不過，隨著近年傳統文化逐漸回歸，關於漢字回歸繁體的聲音也不絕於耳。2008年全國兩會上，鬱鈞劍、宋祖英、黃宏、關牧村等21位文藝界的政協委員聯名遞交了一份關於《小學增設繁體字教育的提案》，建議在小學開始設置繁體字教育，將中國文化的根傳承下去。
此後，幾乎每一年的兩會期間，與繁體字相關的問題都會被拿出來討論一番。一直到今年，馮小剛、張國立等人還曾在兩會期間呼籲適當恢復繁體字。
這也再一次將漢字的繁簡之爭提出。該話題也總能藉助網絡形成討論，而網友也持不同觀點。有人說此舉利於傳承傳統，也有人吐槽「考試答題，時間更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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