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作品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不僅是因其傳奇人生的因子而存在，更與其在作品中闡釋的思想息息相關，作者在作品中所表露的人生觀念，絕不局限於她所生活的那個年代，在當今社會仍有許多共同之處，有上海文化、香港文化、文本意象、語言特點、思想觀念等等諸多貫通今昔的社會文化因素。
因此對張愛玲的研究從未停歇，可以這麼說，張愛玲是時代的一個符號，她詮釋了那個時代所具有的特徵，而這特徵又深入到社會底層，達到了她所追求的「蒼涼中的更多的回味」。《傾城之戀》作為張愛玲小說創作中的代表性作品，在張愛玲小說思想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視的決定性作用。
本文以《傾城之戀》小說文本為出發點，對張愛玲小說中體現的愛情觀進行分析，張愛玲所思考的「女人的宿命與扮演」問題將在《傾城之戀》小說中作進一步的闡述，由此揭露女性在男權社會下被禁錮的悲慘命運及愛情之於飲食男女的稀缺現實，對於女性社會地位的發展歷程及女性婚戀情感思想變化歷程研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傾城之戀》小說主人公形象分析
小說《傾城之戀》圍繞白流蘇與範柳原兩人的情感鬥爭展開，由調情遊戲轉為世俗生活，而其歸因卻不是緣於情感的終結而是外界力量的強勢壓迫———港戰的爆發。荒誕性貫穿小說首尾，從人物背景中也可觀之：白流蘇出身於一衰落遺老家族，後嫁入衣食無憂的夫家，本可以安安穩穩過一輩子，可惜丈夫敗家；丈夫去世後毅然返家。
在家卻遭受了無盡的冷嘲熱諷，強烈的情感反差終於激發了她的自我鬥爭意識，由此白流蘇的個人形象中便注入了現代因子，古今穿插將人物表象塑造得獨具傳奇性———新女性表象之下的舊女性。範柳原，本是為寶絡介紹的，卻陰差陽錯成了白流蘇的「歸宿」。他原是「把女人看成他腳底下的泥」的男人，卻與一個離婚女子相伴，婚姻是他紈絝不羈的終結，至此英倫血統的華僑身份與相貌英俊的優秀條件都不再重要———「柳原現在從來不跟他鬧著玩了。
從小說整體情節觀之，範柳原白流蘇不外乎是「無愛」之人，結婚動因非為感情的契合，兩人獨處時常讓對方甚至是自我分不出真假，他們不了解彼此是否真心，這層困惑心理始終攪擾著他們。「鬥爭是動人的，因為他是強大的，而同時是酸楚的。鬥爭者失去了人生的黑惡，尋求著新的和諧。」白流蘇是一個被哥嫂嫌棄的婦人，母親的不理解更讓她心冷，家的依靠已失，她必須尋到另一份強有力的力量支撐她的生活———尋求新的和諧。
她鬥爭的出發點對於人生而言是種相當上進的選擇，因此我們不能輕易將她定義為「無愛」，之所以會發展成後來的「無愛」實是無奈。白流蘇是個厲害的角色，但同時也是張愛玲筆下眾多「不徹底」小人物一員：在那個年代，一位結了婚又離了婚的女性是很難博得他人的喜愛的，在家被嫌棄，更何況世人？但白流蘇個性要強，不甘屈服於兄嫂旁人的擠兌，這種心理驅使她反抗。對女性來說這是一種何等冒險的行為，個人完全是置身於強烈的「不確定」感中，所以白流蘇邁出任何一步都是值得憐憫的。
「無法確定自己的主體性，平淡的生活只會更其蒼涼罷了。」至於範柳原，依據男人的價值標準，他大可以不必急著結婚過日子，他的價值就在決定與白流蘇過起平淡生活的事中急速折價，這種選擇意味著他甘於平淡，不再追求真不真心。張愛玲自己對此有過精闢的解說：為要證實自己的存在，抓住一點真實的，最基本的東西不能不求助於古老的記憶，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過的記憶，這比瞭望將來要更明晰、親切。
範柳原面對那堵死灰的牆———真實存在的東西說了一番甚為動情的話：「這堵牆，不知為什麼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類的話。……有一天，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什麼都完了———燒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許還剩下這堵牆。流蘇，如果我們那時候在這牆根底下遇見了……流蘇，也許你會對我有一點真心，也許我會對你有一點真心。」這一段傾訴表達了他對愛情的需要。小說末尾再次提到這堵牆：流蘇擁被坐著，聽著那悲涼的風。
她確實知道淺水灣附近，灰磚砌的那一面牆，一定還屹然站在那裡。牆不再只是牆，而是他們心底的證人，柳原就是在這裡向流蘇剖白。《詩經》之「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古老的記憶，他正是藉助《詩經》向白流蘇述說現實世界由不得人支配。他對現實的不確定致使他不敢完全展露自我，紈絝不羈僅是外部特徵。白流蘇於他而言不只是「現代的」，而更似「古代的」，與他性靈契合，故兩人能走到一起。
然說到底範柳原是在尋求一種理解，尋求真實人物———白流蘇的理解，這是一種近乎羅曼蒂克的信仰，而白流蘇更多的是現實的化身，在精神追求方面自然難以懂得範柳原。本來他們的故事色調可與小說標題般唯美，但由於真心的缺失，其底色仍是蒼涼。
二、《傾城之戀》小說中的情愛主題
張愛玲對愛情的註腳是「因為懂得，所以慈悲」。作者的切身感受如此，反應在作品中也是如此。愛情重在相互理解，彼此基於理解方願付出真心。而在整段《傾城之戀》中範柳原白流蘇始終沒能打好這個基礎，直至兩人結了婚，白流蘇尋到「新的和諧」，由第一次的出走和回歸（離婚到回娘家）過渡到第二次的出走和回歸（離家到再婚），同一的線索不同的情節恰當地銜接上。結局近乎完美，可底子仍為悲調。
人物個性總是扯了點拖沓感，張愛玲稱之為「不徹底」。作者雖未描述婚後生活，可它仍不失為一部成功之作，其成功之處就在於止於當止，繼續寫下去又顯得繁瑣、庸俗了。故小說思想內核中強調的「真心」「、理解」都是未完成的，需要性越迫切卻越不提及越刻意忽略，愛情之愛只得闡釋為「無愛」之「愛」。
除此之外，還有一項關聯———不確定———自我身份無法確定。「現代人多是疲倦的，現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她們只有一宗不足處：就是她們的地位始終是不確定的。疑忌與自危使她們變成自私者。」女性的幸福感首先應緣於對自身的肯定，而這肯定則是基於個人所處環境中的確定情懷。小說中有一處就藉助意象形象地刻畫出了人物呈現「不確定」的心理狀態：在微光裡，一個個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離著紙老遠。流蘇覺得自己就是對聯的一個字，虛飄飄的，不落實地。
三、《傾城之戀》小說的現實折射
張愛玲曾說過「《傳奇》裡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所本』的」，《惘然記》中也寫道：寫小說的間或把自己的經驗用進去，是常有的事。至於細節套用實事，往往是這種地方最顯出作者對背景的熟悉，增加真實感。作者的個性滲入書中主角的，也是幾乎不可避免地，因為作者大都需要與主角多少有點認同。驗證了張愛玲注重「接近事實」的小說寫法「在傳奇裡面尋找普通人，在普通人裡尋找傳奇」，小說帶給人的不止是情節享受還有對人生重大問題的思考，故而小說與現實不可分割。
張愛玲又擅長勾勒女性角色，角色的諸多成分裡闡述了她對時代女性的認識，這種認識又是多方面結合的，在思想變化、道德觀念等領域都有涉及。不可否認，「作家是一個在自己的社會中借自己所處的絕對孤獨的角度來預感共同體的最遙遠未來的末世論者。」因此通過小說為橋梁達成彼年代與此年代的溝通，張愛玲對女性的認識對當代女性仍有著很大的啟示作用。張愛玲幾乎所有的小說基調都是「無愛」、「荒涼」的，致使許多人以為張愛玲消極避世，對此筆者不予苟同。
由於家庭原因，張愛玲的童年生活未能得到應有的關愛，這造成了作者思想上的早熟，家庭變故影響了作者及其創作。《傾城之戀》中白流蘇為「出淨胸中這一口惡氣」而選擇離家，為謀生以青春為賭。張愛玲感嘆「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提問與回答結合，回味深長。對真愛嚮往、渴望卻終因某些因素使得張愛玲筆下的人物總在真愛面前卻步。後來在與胡蘭成的戀愛中張愛玲再次體驗到這種感受，感受由小說轉入現實，由對小說人物的悲憫轉而對自身的哀矜。
切身體驗融入到了小說創作中，故而小說人物裡始終充斥著濃鬱的蒼涼，此構成小說底色的蒼涼，這亦是張愛玲作品中人物悲劇命運的鋪墊。《傾城之戀》中白流蘇離家投身於範柳原，這一步「出走」與「回歸」也不是出於情感考慮，而是為了生活。在並不順利的情感遊戲中，白流蘇仍不惜花精力，甚至不介意情婦身份。在這部分情節處理上張愛玲有意將白流蘇的命運安排在一個矛盾的十字路口上，白流蘇前後經過多回掙扎，終究甘願留在範柳原身邊。她「無非圖他的錢」，人終究未能戰勝自私。
而這與白流蘇初次出場的形象相當背離：……這時她便淡淡的道：「離過婚了，又去做他的寡婦，讓人家笑掉了牙齒！」她若無其事地繼續做她的鞋子，可是手頭上直冒冷汗，針澀了，再也拔不過去。如前所言，「成因與逐層推進的個人生活體驗緊密相關」，白流蘇的屈尊實是生計所迫，生活中隱藏著惘惘的威脅。
「人是為了要求和諧的一面才鬥爭的」，[8]所以白流蘇是可以理解的，毋庸置疑，現實生活中也存在這樣一類人。張愛玲描繪的男女情愛成了「無愛的精神荒原」，在感情與現實衝突下，人類回歸到最原始的無助，人之渺小之無力把握是本作品中重點突出的一個思想觀點。
小人物的力量之卑微，旁觀者僅能憐憫，因為外界的力量總能絕對性地壓倒人性中軟弱的一面。「外界力量」放在小說《傾城之戀》中是戰爭，放在當代則是快速的社會節奏。張愛玲以女性獨特的視角，以敏銳之心洞悉男女間的情感實質，揭露了人性的可悲卻又無奈，感情的虛假卻又迷茫。這無不是社會飲食男女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