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日談論俄國文學，不得不把崇高的眼光放向19世紀那一批偉大的俄國作家群中。普希金、果戈裡、託爾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幾個輝煌的名字在世界文學史上舉足輕重，他們的筆尖流淌出的那些或清新或銳利的文字，使整個人類的思想史熠熠生輝。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他們散發出來的光芒也絲毫不減半分，甚至愈加明亮。
如果讓這些偉大作家們共處一室，我們便會驚奇地發現：總有一位額頭如柏拉圖寬闊、溝壑縱橫的蒼白男人孤獨地蜷縮在黑暗最黑處，他的一隻手裡拿著賭桌上的砝碼，一隻手裡緊緊地攥著十字架。
他便是一生貧病交加、悲苦與宏大並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手稿
生於窮困，難分理想幻夢
1821年11月11日，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其父為莫斯科一家濟貧醫院的醫生。童年時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並不寬裕，他和自己其餘六個兄弟姐妹擁擠地住在醫生的出租房裡。父親為了培養孩子們的責任感，嚴令禁止他們獨自外出，於是，零花錢和朋友皆稀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過早地體會到了人生的孤獨不易。那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還不知道，這種不易將持續一輩子。
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十歲時，家裡有能力購置莊園，甚至還擁有了一百個農民，然而，就在次年，莊園在一場大火中被夷為平地。老陀思妥耶夫斯基經營不善，漸入不敷出。他長期酗酒，性格暴躁，在1839年去世，可能死於中風，也有傳言被自己莊園的農民打死。
此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雖然在工程院校裡名列前茅，卻已沉浸在文學藝術的海洋裡。據他回憶：「哥哥寫詩，每天三首左右，甚至在路上也寫，而我不斷地在腦海裡構想一部以威尼斯生活為基礎的小說。」父親死後，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年拿到大約五千盧布。老陀家可能帶有「敗家」基因，年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迷戀上了奢侈無度的生活，甚至辭去了他在工程兵團的工作——因為這份工作「跟土豆一樣乏味」。
俄劇《卡拉馬佐夫兄弟》劇照
什麼才是有趣的？當然是從事文學創作。然而，成為作家這個理想正如一個一戳就破的幻夢，實在無法給債臺高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點兒幫助。還好他早就對這個幻夢認知清晰，他說「在我的靈魂中，有一種我所相信的火焰，儘管我不過於關心它會帶來什麼。」自信與自負的鴻溝僅有一步之遙，陀氏性格方面的缺陷不斷加劇他與家人之間關係上的緊張，
經濟上的窘迫，人際上的衝突，命運開始了殘酷無情的折磨。
然而，這種折磨絕對不是毫無意義的。當窮困的螺絲釘狠狠嵌入人破碎的身體時，總會有一種莊嚴且富有激情的思想迸濺而出，把他雕鑿成永恆的產物。
書信體小說《窮人》應運而生。陀氏把這部「用熾熱的激情之火，甚至是用淋淋汗水」澆灌而出的著作交給詩人涅克拉索夫審閱。他在家中苦苦等待了兩天，終於，在一天的凌晨四點鐘，門鈴聲緊響。涅克拉索夫衝進他的家門，眼含熱淚，一次又一次地擁抱、親吻他，祝賀他寫出了這樣一部偉大的作品。激動的詩人還去找當時最富盛名的批評家別林斯基，他揮舞著書稿，大喊：「一個新的果戈裡誕生了！」「你的果戈裡和雨後的蘑菇一樣多！」別林斯基感到不屑。不過，當別林斯基讀完這部書後，便改變了態度。
貧窮是他受過的屈辱，也是他文學之路的寶庫。
擲向高空，命運鞦韆無情玩弄
「瞥一眼陀思妥耶夫斯基，你可以看到，他是一個極度緊張不安和天性敏感的人。他身材瘦小、頭髮金黃，面帶病容：小小的灰色眼睛謹慎地從一物轉到另一物，而他蒼白的雙唇神經質地戰慄。」這是陀氏憑藉《窮人》步入文學舞臺後，帕納耶娃夫人對他面容的描述。赫然擠入文壇所帶來的眩暈感加重了陀氏的自大與疑心病，他的身體與心理越來越遠離平衡。他難以忍受任何人的批評意見，沉浸在譽名與自我的虛幻中。
在拿到幾部小說的預訂款後，陀氏又開始了尋歡作樂的生活，對朋友好心的忠告充耳不聞。在小說《白夜》後，就像把還沒出生的孩子賣到工廠裡做苦工，他把寫的每一行都抵押出去。他將自己與債權人之間的纏鬥比作是「拉奧孔與毒蛇之間的纏鬥。」這種曠日持久的纏鬥使得陀氏原本就脆弱的神經更加錯亂，陀氏此時的作品被斥做「迂腐不堪和毫無心肝的」。人們對陀氏的興趣開始消減，甚至曾經讚譽他的人也開始對他猛烈抨擊。
但丁有言：「人世間不會想到，在世界上播種神書要流出多少鮮血。」陀氏越想要從荊棘叢中伸出手求救，越有尖銳的刺扎進乾涸的喉嚨。
命運把他擺蕩入高處，又將他拉回庸俗之輩中。因發表不當言論，陀氏涉嫌非法煽動叛亂，被判罰死刑。在臨刑前，改判為四年監押和流放至西伯利亞服苦役。在獄中，他不斷以文學藝術之名為自己申訴：「我感到悲傷的是，作家的使命在我們時代被某些陰暗的懷疑壓縮了，審查官在一個作家甚至還沒寫任何東西時，就將作家視為政府的敵人，並懷著明顯的偏見處理作者的手稿……」獄中對人生及藝術的思考，給了他另一部重要著作《死屋手記》重要靈感來源。
《死屋手記》
陀氏實乃一位「根基主義」作家，在他的每一部作品裡，讀者都可窺見其心靈。四年牢獄生活「是被活埋的四年，是被釘在棺材裡的四年」，也是思想火花迸射的四年。在牢獄生活裡聚斂的對世界的最後印象，在流放地裡收集的汙穢與粗蠻的見聞，都是《死屋手記》的直接材料來源。帶著難以忍受的癲癇病，陀氏終於出獄了，他被改造成了王權堅定的擁護者。不久，他便和同樣多疑敏感的瑪麗亞·伊莎耶娃結了婚。
在西伯利亞待了十年後，陀氏攜妻子返回了彼得堡。在這裡，他為哥哥辦的刊物《時代》供稿，《死屋手記》和《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得以發表。他的手頭漸寬裕，開始遊歷歐洲，浪子性格又開始佔領上風。他在世界各地的賭桌上揮霍熱情與金錢，妻子與哥哥先後病亡，禍不單行，這份自由主義刊物遭禁，留給陀氏的不僅有一大筆債務，還有待養育的繼子與情人的兒女。
迫於無奈，他再次與出版商籤訂不平等合同，爭分奪秒地寫作《罪與罰》，與此同時，他僅在26天內就完成了小說《賭徒》。他不斷地在賭桌和書桌上遊走，稿費一到，便揮霍在賭桌上。在如此循環下，他寫出了《罪與罰》、《白痴》、《群魔》這些難以忽視的作品。雖寫書作為陀氏的餬口之舉，某些作品難免有拼湊之嫌，但是，他在精神的高壓狀態下仍然保持如此活躍的思想狀態，值得人另眼相待。
英劇《罪與罰》海報
「一切都會過去的，唯有真理長存。」《作家日記》和《卡拉馬佐夫兄弟》問世，為陀氏帶來廣泛的讚譽。人們看到了這位藝術家的無限可能。
跨越界限，最接近上帝的人
茨威格在《三大師傳》中所言：「生活，用熟知一切的意志把唱頌歌的人打造成了殉難者。」
苦難將陀氏的一生壓縮成一個又一個緊張的瞬間，他借才華與因性格缺陷導致的窮困對抗，負擔壓彎了他的脊梁，並摧毀了他的神經，卻貼近了人與信仰的距離，世界與俄國的距離。
在獄中，陀氏唯一能讀的書只有《聖經》，他的虔誠信仰使他的靈魂自由地在空中飄浮，縱情指揮書中的每一具肉體，盡力貼近「上帝」。上帝是陀氏筆下難以避免和難以尋求的。當伊萬·卡拉馬佐夫以不可遏制的固執詢問：「有一個上帝嗎？還是沒有？」陀氏借基裡洛夫之口呼喊：「上帝把我折磨了整整一輩子。」陀氏的信仰永遠在兩級搖擺，一面篤信，一面質疑。這是一種不可治癒的分裂，並遵循「自我毀滅-自我重建-自我拯救」的模式，和民族主義結合，由人性中翻找出上帝的謎影。
西方即傳統歐洲國家，常將俄國人與敵人形象、與「哥薩克」威脅聯繫在一起。第一位使歐洲讚嘆的目光投向俄國的，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茨威格曾動情地說：「普希金只讓我們看見俄國的貴族；託爾斯泰又讓我們看見了宗法制度下淳樸的鄉下人……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宣布新的可能性點燃我們的靈魂，激發起這個新國家的天才。」陀氏在文化上擴展俄國，並借神秘人性的致命吸引力，深深攫取世界的眼光。
英劇《罪與罰》片段
陀氏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封閉在自己的意識中,且都散發著他本人扭曲、痛苦、病態的情感，這使得弗洛伊德的信徒樂此不疲地從他的文本中尋找吻合。弗洛伊德的那篇《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弒父者》將精神分析與陀氏的小說緊緊連接。
由於陀氏把將哲學術語和都市俚語一口氣裹進他囉嗦複雜的語言漩渦中，情感的傳遞往往需要藉助於喘不過氣來的閱讀效率，他的幽默感也顯得神經質和歇斯底裡。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確實算不上愉快的體驗，但抬頭，人們總會看見一個明朗的世界。以至於到今日，總有成千上萬的人湧向他的靈柩，都來歌頌他的偉大與深刻。
責編：列支敦斯登、藍夜
圖片：網絡
標題配圖為俄國現實主義畫家列賓（Ilya Yafimovich Repin）的油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