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魯迅博物館建館以後，一些熟悉魯迅的老先生向博物館提出，魯迅的《俟堂專文雜集》1924年已編就，但生前未能出版，希望博物館能儘快安排它出版。承擔此項出版任務的是文物出版社，責任編輯是一位精通金石古籍的趙希敏先生。此書的《後記》是魯迅的學生——常惠先生所寫。全書分為五集，是魯迅在所收集的古磚拓本中選編的，計有漢魏六朝磚拓本170件，隋二件，唐一件。每集前均有魯迅編寫的詳細目錄，書名為魯迅題寫。在第一集目錄後，有魯迅寫《題記》一則，記敘了他從八道灣搬出來時，周作人及其妻的百般阻撓的情景。魯迅在1924年6月11日日記記有：「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然終取書器而出。」落款並取「宴之敖」為筆名（據許廣平《欣慰的紀念》一文中所敘：「先生說，我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這在魯迅一生中也是一件難忘的往事。所以做此《題記》並「聊集燹餘，以為永念哉！」因此，書的出版意義就更不一般了。
當年文物出版社對此書的編輯極為認真，在編輯過程中，發現所編古磚拓本中原缺四五張，即有目無圖，為了保持原樣，未做添補。我以為這是對作者的尊重。此書於1960年3月出版，僅印了500部，出版後很快就銷售一空。
直至66年後的2016年，由魯迅博物館編，西泠印社出版的《魯迅藏拓本全集·磚文卷》出版。《俟堂專文雜集》才得以再次面市。使人感到遺憾的是，此《磚文卷》雖收了《俟堂專文雜集》，但該書的原貌已不見，只可以做為一份《俟堂專文雜集》的資料向人們展示。此部書魯迅原已編妥，並將磚拓貼分為五集，每集前面都編排了目錄，並親自題寫了書名和《題記》。為一部完整的書。而今在《磚文卷》中，卻將魯迅編在每集前面的目錄共十頁手稿剔出，另編為附錄（二），與原拓本分開。《磚文集》中所列《俟堂專文集》拓本圖錄已與魯迅原《俟堂專文雜集》拓本圖錄不同，因為已補齊原缺，改正了魯迅的誤植，（即《出版說明》中所說「訛誤」）。本人以為如此處理不妥，應保持原作。補和改應另立，並應在《磚文集》的「目錄」上加注說明，這才是對原作的尊重。
1975年7月5日香港《文匯報》，7月10日香港《大公報》和7月13日內地的《參考消息》（當時是內部發行的）均登有日本《讀賣新聞》6月28日刊登的一條消息報導：「日本發現《阿Q正傳》日譯本魯迅親筆註解。」事情經過是這樣的：早在1931年2月日文《阿Q正傳》的譯者山上正義將他的譯稿寄給魯迅校閱，四天後魯迅用日文復函並寫了八十五條注釋供譯者參考。對此魯迅在1931年2月27日和3月3日的日記上記有：「二十七日晴……得山上正義信並《阿Q正傳》日本文譯稿一本」；「三日雨，午後校山上正義所譯《阿Q正傳》訖，即以還之，並附一箋」。山上正義曾從事日本左翼文學活動。1926年10月以日本新聞聯合通訊社社長的身份到廣州與魯迅聯繫。他所譯的日文《阿Q正傳》一書以林守仁的筆名，由東京四六書院出版。山上正義於1938年病逝。1975年東京大學教授丸上昇得知山上正義的長子山上晃一在富士電視臺工作，便去橫濱訪問。山上正義的妻子山上俊子拿出她保存四十四年的魯迅親筆寫的《阿Q正傳》八十五條注釋。這一發現在日本引起轟動。日本友人增田涉先生，通過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將這份珍貴的手稿複製本送交我國。1975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將其影印出版。並附李芒先生翻譯的漢文譯本。
魯迅輯校古籍手稿、魯迅輯校石刻手稿、魯迅重訂《寰宇貞石圖》
1984年在全國政協六屆二次會議上，唐弢、宋振庭、單士元、嚴文井、邵宇、姜椿芳共同提出：為紀念魯迅逝世50周年（1986年）建議影印出版魯迅收藏的漢魏六朝碑刻、造像、墓誌及親筆抄校古籍。以推進學術研究，發揚民族藝術，提倡嚴謹學風，宣傳愛國主義。（即434號提案）。
為落實此提案，在國家文物局的安排下，北京魯迅博物館與上海魯迅紀念館，聯繫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成立了領導小組，於1984年5月21日擬編了首份《關於編輯影印出版魯迅輯錄古籍、金石編著、碑錄、金石拓片計劃》的（草案），出版內容擬包括五類：一、古籍手稿；二、金石編著手稿；三、抄錄碑文手稿；四、其他有研究價值的手稿；五、金石拓片等，總計4121種，手稿5082頁，並規定用珂羅版彩色影印、線裝。以先易後難的進度從1986年起陸續出版，五年出齊。
由於擬影印出版手稿的數量很大，種類多，時間緊。主持此項工作的上海文管會主任方行先生，認為一家出版社難於承擔。為此方行先生和上海幾家出版社聯繫，並與上海出版局協商。1984年7月7日上海出版局黨委書記宋遠啟主持召開討論會。經研究商定，漢畫像、六朝造像、漢磚交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魯迅收藏的古碑交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魯迅校勘輯錄的古籍及校的碑均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並寫明因數量甚多，要三社確保在魯迅逝世50周年時先各出若干種，餘者希望於二三年內出齊。
為切實具體落實政協434號提案的答覆，於1985年1月28日至31日由國家文物局邀請京滬專家啟功、唐弢、林辰、上海文管會方行、上海文化局姚慶雄、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楊可揚、袁春榮，上海書畫出版社沈培方、樂心龍、上海古籍出版社劉哲民、徐小蠻、上海魯迅紀念館凌月麟、北京魯迅博物館鄒青、王德後、陳漱渝、李允經、趙淑英、葉淑穗，在北京召開座談會，商討影印出版魯迅輯錄古籍手稿及收藏古代刻石事宜，會議由文物局謝辰生和上海文管會方行先生共同主持。會議對下列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並形成會議《紀要》：
一、以北京魯迅博物館和上海魯迅紀念館名義編輯，由兩館委派專人組成人少、實幹的編輯組，在顧問的指導下進行編輯工作。
二、聘請方行、啟功、楊仁凱、林辰、唐弢、顧廷龍、謝辰生、謝雅柳（按姓氏筆劃為序）八位專家為顧問。顧問們按門類負責指導編輯出版工作。
三、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負責影印出版魯迅收藏的畫像、造像（主要指圖像）和已編就的《六朝造像目錄》、《唐造像目錄》等手稿。
上海書畫出版社負責影印出版魯迅重編的《寰宇貞圖》《六朝墓誌目錄》等金石專著和經魯迅批校的親筆碑錄以及部分經魯迅批註印的碑刻、墓誌、磚、瓦、鏡、幣等拓片。
上海古籍出版社負責影印魯迅輯錄、校訂、手錄的各種古籍手稿。
四、在1986年8月底各出版若干種，以紀念魯迅逝世五十周年，力爭五年出齊。
「書名一律用魯迅親筆。各部書籍一律不另撰序，加技術性的《出版說明》，除寫明兩館編外，概不署名」，等等，還有經費開支及照像等規定。
還寫明「為了支持出版，減少出版社經濟負擔，魯迅博物館按七五折訂購紀念本100部，平裝本100部，上海魯迅紀念館按七五折訂購紀念本30部，平裝本170部」等等均做了詳細的規定。
對於這份《紀要》在實際操作中卻出現了對具體問題處理的分歧。主要對此次影印魯迅手稿的種類與數量的分歧，一種意見是以方行先生為代表的要多出，即「一網打盡」；以謝辰生、啟功和顧廷龍、林辰等老先生的意見是選擇有代表性的出。謝老在會上表示：「所說的一網打盡，說的是決心，並非不加區別的什麼都印」；顧老則說「編印魯迅的東西一定要嚴肅認真」，不要「示人以樸」，林辰先生則表示，「我們這次要印的只是輯錄、校勘和手抄的古籍。前兩項是應全部收入，至於抄寫的一項，我以為選印比較完整（成部的），而書法又極精美的一部分即可。」關於輯錄古籍收什麼不收什麼，對原《紀要》中對輯錄古籍中的輯校和抄錄稿的收錄意向有不同看法等。
1986年4月16日和7月22日在上海召開了有顧廷龍、謝雅柳、方行、謝辰生等參加的兩次顧問會議上，經顧問們的反覆研究確定，對魯迅輯錄校勘的古籍手稿僅僅是「錄」的就基本不收了。如《易林》、台州叢書中的《石屏集》等等均不收了。還具體研究了收錄項目。
確定：一、「魯迅抄校碑刻等一千七百餘頁手稿，將分為三部分編輯出版，即碑銘約700餘頁；造象約600餘頁；墓誌約400餘頁及「碑文補正」（暫名）86頁總書名為《魯迅輯校石刻手稿》」。
二、《魯迅輯錄古籍手稿》的書名，將「輯錄」改為「輯校」，等等。
在這兩次會議上對於《魯迅輯校古籍手稿》和《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以及魯迅重訂《寰宇貞石圖》的編輯出版問題均作了定奪。
對於為魯迅手稿拍照製版還有一段值得記敘的事情。魯迅的錄碑及抄校的古籍大部分均存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當時必須辦理各級的批准的函件，才可以借出。為了保證拍攝的質量又必須找到製版技術高的單位。當時就找到通縣大中製版廠和臺湖製版廠，一家是專拍彩色版的，一家是專拍攝黑白版的兩家廠子。通縣離市區很遠，當時的公路還沒有完全修好，車子走起來非常顛簸，行走艱難。因而不能將手稿當日拍完當日還。而且要拍攝的手稿數量很大。單位只得分組分批進駐通縣這兩個廠。每組至少派兩位以上的同志，守護魯迅手稿一刻也不能鬆懈，吃住在那兩個廠子裡。當時這兩家廠子條件並不好，只有幾排小平房。但技術很好，負責拍攝魯迅錄碑（1700餘頁）的師傅，記得好像是姓劉，他是周恩來總理曾經接見過的高級技師，為拍攝這些手稿照片他一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很辛苦。手稿照片快拍完的前兩天他告訴我，他總覺著胸悶，喉嚨總感到堵得很。說晚上睡覺總做夢，似乎有很多的人或鬼在拉扯他。我不懂醫，但我直覺的感到他可能有冠心病的前兆，我多次勸他趕快去醫院。但這位師傅堅持要等把這批照片拍完。等照片拍完的那一天，單位來車接我們回去。我想請師傅和我們一起走，把他送醫院，但到處都找不到他。問那裡的同志，他們告訴我們，是他的孩子把他接走了，送縣醫院去了。我們回到單位不久，就傳來，這位師傅因心臟病醫治無效而去世的消息。我們感到既震驚又痛心，為失去這樣一位對工作無比盡職盡責的老師傅而感到十分悲痛，由衷地感激他為出好我們這部書而獻出自己的最後的精力。
《魯迅輯校石刻書稿》《魯迅古籍輯錄手稿》《魯迅重訂〈寰宇貞石圖〉》三部書終於出版了。
《魯迅輯校石刻手稿》於1987年7月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共三函十八冊，第一函為碑銘7冊，第二函為造像6冊；第三函為墓誌和校文5冊。此為魯迅1915年至1919年搜集兩漢至隋唐的石刻拓本，並進行輯錄和校勘達790餘種。對石刻原文均依碑文字體摹寫，對有些損泐處，間作校補。在碑文之後附有，輯錄宋明以來金石著錄及方志上的有關資料，間有眉批，夾注及標有「樹案」的案語多處。「校文」則是魯迅以石刻拓本94種，與王昶《金石萃編》、翁方綱《兩漢金石記》、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等書所錄的這些碑文進行校勘所做的校文，存手稿99頁；
《魯迅重訂〈寰宇貞石圖〉》，《寰宇貞圖》原為清末學者楊守敬編著。1882年初版問世。1915年8月魯迅由北京琉璃廠敦古誼貼店購得散葉一份。魯迅在《寰宇貞石圖》整理後記中寫道：「乙卯春得於京師，大小四十餘紙，又目錄三紙，極草率。後見它本，又頗有出入，其目錄亦時時改刻，莫可究竟。……審碑額陰側，往往不具，又時集翻刻本，殊不足憑信。」魯迅將其重訂，「略加次弟，貼為五冊」。全書收拓本232種，有魯迅編輯的目錄十六頁，於1916年1月編訖。生前未出版，此書稿原存於魯迅舊居八道灣，1924年6月11日魯迅離開八道灣時未取出。此後周作人曾將此稿贈送江紹原先生。1961年10月江紹原先生將此書稿通過許廣平先生將其捐獻給國家。在王永昌先生（許廣平的秘書）的回憶文章中曾寫道：「江紹原先生獻出魯迅所輯錄《寰宇貞石圖》及其序文，景宋先生邀王冶秋同志共同出面，在北海仿膳請他吃飯，以示謝忱。」這是在我國三年困難時期，為捐贈者所給予的盛宴。對於這部《寰宇貞石圖》1962年北京魯迅博物館曾擬付印，並請郭沫若先生為此書作序，但出版之事，亦未如願。
《魯迅輯校古籍手稿》1986年6月-1993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共六函收魯迅輯錄古籍58種。主要有《嵇康集》《唐宋傳奇集》《嶺表錄異》《說郛錄要》《謝承後漢事》《古小說鈞沉》《雲谷雜記》等，共49冊。對我國歷代存留下來古籍，魯迅無比的珍愛，從他青年時代開始就搜集和抄錄以至輯錄校勘，直到他的晚年。如《嵇康集》他從1913年就開始用各種版本輯校，直到1931年近二十年間都不厭其詳的對此書進行輯校。《魯迅輯校古籍手稿》收入的魯迅輯校的古籍，魯迅生前大部分均未出版過。這也是這部書的可貴之處。
在《關於影印出版魯迅輯錄古籍手稿及收藏古代刻石的會議紀要》中曾記有「為支持出版，減少出版社的經濟負擔」，魯迅博物館與上海魯迅紀念館各訂購書若干部的情況。北京魯迅博物館訂購了紀念本100部，平裝本100部，《紀要》中還規定「書款每出一種交付一種」，這兩百部書魯迅博物館應付款四十餘萬。對於這個款項魯迅博物館當年無法付出，曾向國家文物局打報告，申請向國家文物局暫借。三十一年過去了，這筆借款據了解博物館仍未能還清。
2014年，由上海交通大學牽頭，國家圖書館和上海紀念館合作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魯迅手稿全集》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該項目對各館所藏的魯迅手稿進行挖掘研究、整理。國家圖書館整理出版了《小約翰》等手稿共6卷，線裝精印，紙質精良。上海魯迅紀念館整理，出版了魯迅《毀滅》手稿。填補了198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魯迅手稿全集》所缺的「譯文手稿」缺項。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國家文化事業蓬勃發展，為重新出版《魯迅手稿全集》創造了條件。2017年6月23日由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國家圖書館組織召開的「《魯迅手稿全集》編輯委員會暨專家委員會」，會議明確「《魯迅手稿全集》編輯出版項目是由文化部會同國家文物局組織實施，委託國家圖書館具體承辦的一項國家重大出版項目」。並說明編輯此書的重大意義：「魯迅先生是20世紀中國的偉大作家，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左翼文化運動的盟主，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巨匠。其作品包括雜文、短篇小說、評論、散文、翻印作品和書信等等，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魯迅先生以其對惡勢力不屈的鬥爭精神而被譽為民族脊梁，他的鬥爭精神和民族氣節，曾得到毛澤東主席的大力讚譽和提倡。對於魯迅作品及思想的價值，習近平總書記也多次談到要從中汲取營養並加以繼承和發揚。此次《魯迅手稿全集》的出版，將進一步喚起社會對魯迅精神的繼承與重視，也對弘揚民族精神、傳承民族優秀文化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並明確制定了《全集》出版實施方案，即根據方案，「《魯迅手稿全集》將呈現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收錄全，力爭將海內外收藏機構和個人手中的魯迅手稿全部納入。編纂更科學，著錄更專業；二是仿真度高，採用高清掃描，彩色印刷，最大程度還原手稿原貌；三是定價適當，採用普通紙精裝，降低定價，便於傳播推廣；四是同時出版資料庫，編制高質量手稿資料庫，滿足廣大研究者和讀者的快捷查閱需求」。計劃於2019年12月完成《魯迅手稿全集》評審驗收工作，正式出版。這是一部具有空前規模、宏大的《魯迅手稿全集》，她的出版將極大的豐富我國魯迅研究的寶庫，並將成為中國出版史上的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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