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說起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人都吃什麼」的話題，身為「80後」的中國籃協主席姚明，相信就有難忘的記憶。
1984年，這位未來的「美職籃巨星」，還是個4歲的「小吃貨」。飯量奇大無比：每天要吃兩個雞蛋喝兩瓶牛奶，而且「吃飯離不開魚」。到了稍大一點，飯量更漲得跟「個頭」一樣快，「一頓能吃四塊大排」。雖然以姚明自己的話說「我們家並不窮」，可如此飯量，依然叫當時姚明父母天天發愁。為這「夥食問題」，後來區體校還給姚明每月發了一百元「營養補貼」。多年以後的姚明也感慨說：「我小時候對營養的需求甚至成了家裡的負擔。」
可見，即使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上海，工薪家庭想「上點營養」，錢包都是不富裕。
當然，有些先富起來的城市，那是經常「上營養」。比如作為改革開放「窗口」的廣州：1986年廣州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費豬肉約26公斤、植物油6.6公斤、牛羊肉4.08公斤。當時的廣州市民，對「吃」更是越發講究，比如1986年中秋節時，廣州市場上以品質優良著稱的「清平雞」，每公斤漲到20元錢，卻依然在節日期間大火，一天賣出1700隻。還有每公斤2元的「優質多維營養米」，是年9月一個月裡賣出1800噸……
這種「營養水平」，在今天看似乎不算啥，放在當時，卻堪稱鶴立雞群：1986年的廣州市，市民每人每月基本收入是109元，而在同一年，全國城鎮居民每月的平均收入才76元。廣州居民每月的豬肉消費，比全國平均水平多8公斤，牛羊肉消費多1公斤，家禽消費多9公斤。1987年來廣州「體驗生活」的著名影星楊在葆，走訪了一些廣州工人家庭後，也發出一聲由衷感慨：「相比其他地方，就好像天天在過年。」
放在全國其他城市，「夥食水平」可就差一些了。在《京華時報》2008年的採訪裡，北京市民陳林回憶了1980年時家裡的夥食，當時全家每天的夥食費不到一塊錢，每個星期能吃到一頓豬肉和兩次雞蛋。這在當時的北京，已經算是「高夥食標準」。
1981年，學者章徽考入大學，當時大學食堂裡，素菜多是兩毛錢一份，帶點肉就要三毛錢，一份紅燒大排要四毛錢。看上去價格便宜，但當時中國人民銀行的職員，月工資也只有46元。沾點葷腥？那是十分不易。而放在全國其他城市，作家魚在洋小說《陽光下的迷惘》裡那一句「午飯，又是白白的麵條還有大塊的白菜」，更是許多家庭餐桌的真實寫照。
許多現代年輕人熟悉的快餐，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更是不折不扣的大餐：1987年11月12日，中國大陸境內第一家肯德基在北京前門開業。當時的北京市民人均收入約89元，而肯德基的一塊普通原味雞，售價就是2.5元，幾乎相當於北京人大半天的工資。但即使這樣，開業當天店裡五百個座位瞬間座無虛席，許多市民在門外雪花裡，排了兩個小時隊在等到位子。之後的好些年裡，北京新人辦婚禮，首選都常是肯德基。一場熱熱鬧鬧的婚宴後，就連肯德基的包裝盒都要被新人帶回家，成為多少北京家庭的「結婚紀念」。
以《經濟觀察報》的感慨，那時候「不少家庭要攢上一個月的收入來嘗一嘗肯德基」，如此價位，自然意義重大。
而比起「吃肉」來，八十年代中國人的另一個「吃飯問題」，就是「吃菜難」。由於地域與季節的限制，哪怕在北京，冬天可供應的蔬菜依然非常少。還是在2008年《京華時報》對北京市民陳林的採訪裡，那時「冬季的北京，桌上的主角永遠是大白菜、土豆、蘿蔔、白薯。」這種「餐桌風景」，當時也遍及冬天的北方城鄉。「冬天儲備大白菜」更是多少「80後」的童年記憶。
比如「童年大王」鄭淵潔創作於上世紀80年代的代表作《309暗室》裡，那一句「每當爸爸媽媽看到自己的孩子守著一座金城吃熬白菜而毫無怨言時，他們就確信皮皮魯和魯西西是兩座金山」。說的是皮皮魯魯西西的童話奇遇，卻也是多少孩子們「吃熬白菜」的生活。
不過，比起城市裡的餐桌來，放在縣城以及農村，「上營養」就更不容易。作家劉紹棠那篇被編入教科書的散文《榆錢兒》裡，描述了自己家鄉通縣農村，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生活變化。文中那一句「1982年更有酒肉了」，曾叫多少「學生黨」們上著課流口水。但其實在那時，縣鄉地區的家庭想「有點酒肉」，也並不容易。
比如1983年，未來的著名作家阿來，還是四川省馬爾康縣中學的一名教師。暑假時接到了一個「自治州筆會」的邀請，還不懂啥叫筆會的他，一聽說這次筆會可以「每天交八毛錢管三頓有肉的飯」，立刻毫不猶豫交錢參加，因為「那會三頓有肉就很不簡單了」。然後，就這麼在筆會上靈感大發，寫下了處女作《振響你心靈的翅膀》，走上了文學之路……
縣裡尚且如此，農村當然更可以想。
雖然中國各地農村的收入水平不同，但一直到1986年時，中國農村的人均年收入也只有462元。華北地區的農民收入575元，最高的華東地區也只有610元。比起城鎮收入來，還是要差不少，想要「吃好」，當然也更不容易。
以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人民大學學者劉成玉的統計，1981年到1987年，當時中國農村人均消費的肉食數量，只有城市人均消費量的百分之五十二，鮮蛋消費量只有百分之二十六，食用油消費量是百分之六十六，魚蝦消費量更只有百分之四十。城鄉的差異，反映在餐桌上十分明顯。
但對於當時的農村來說，這樣的水準，已經是在大踏步前進。1988年，學者李慷在湖南省常德市桃源縣蹲點，親眼見識了改革開放十年來農民生活的變化：以當地南竹村支書的話說「肉比過去吃的多了」。改革開放前，村裡農民每年也就殺30來頭豬。到1988年春秋時，村民們竟一口氣殺了160頭豬，每家能做100斤左右的燻肉，一口氣能再吃大半年。甚至「肉吃多了，水菜也少吃少種了，農民嘴巴也刁了。」
這位書記的描述，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廣大農村地區「餐飲生活」的縮影：農民們每年節衣縮食，通常都是到過年時才「放開了吃」。同樣是以學者劉成玉的估算，許多地區農民在春節20天的肉食消費量，竟佔到全年肉食消費量的近一半。這看似「枯燥」的數字，卻是那個時期，無比熱鬧的農村春節，是多少生在農村的「80後」朋友們，記憶裡揮之不去的「年味」。
不過，雖說「上營養」不容易，上世紀八十年代，也確實是中國人的飲食結構，在大幅度改變的時代。每年的飲食消費裡，肉菜蛋的消費比重都在增長。即使是「吃的不如城裡」的農村，1987年中國城鎮的人均牛羊肉消費，比1981年增加了2公斤，而1989年的中國農村，農民人均消費的肉食，也比1981年增加了5公斤。
同樣是關於「吃」，上世紀80年代末，更有一件關乎千家萬戶餐桌的大事：1988起正式啟動的「菜籃子工程」。不到五年時間，中國就建起了八千多個農副產品市場和八萬多個城鄉集貿市場，昔日「單調」的集市上，雞鴨魚以及各類蔬菜突然多了起來。昔日的「冬季三寶」大白菜、土豆、蘿蔔，冬天「只吃熬白菜」的日子，都在漸漸遠去。中國人，就這樣越吃越好，甚至1987年「廣州天天過年」的生活，也漸漸變成大多數國人的日常……
那些曾經難忘的「八十年代夥食」，那「越吃越好」的歷程，就是改革開放的中國，一個無比生動的註腳——越吃越好的中國人，一定會越來越好。
參考資料：姚明《我的世界我的夢》、新聞晚報《籃球明星姚明：童年為喝牛奶進體校學習籃球》、蔣家風《籃球之家的一顆小明珠》、張恩眾，呂志勇《我國城鎮居民食物消費結構初探》、鄧演超《廣州人的生活方式》、經濟觀察報《開放中國：改革的四十年記憶》、陳煜《中國生活記憶：80年代》、魚在洋《陽光下的迷惘》、章徽《記憶中的八十年代》、張化橋《誰偷走了我們的財富》、張翠珍《淺談我國農村收入的地區差異》、劉成玉《我國城鄉居民食物消費的特點、形成原因及利弊分析》、鳳凰書品《圍觀名人故事：魯豫有約系列》、李慷《社會變遷中的中國農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