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啟章曾獲選成為第二十五屆香港書展「年度作家」/資料圖片
文/趙稀方
在前不久的「中澳論壇」上，有一位澳洲學者提交了一篇討論董啟章的論文，弄得中方學者面面相覷，多數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幸而我在場，評議了這篇論文。
香港作家董啟章其實已經是華語文學界較為知名的人物，在香港、臺灣及海外多次獲獎。《永盛街興衰史》和《地圖集》是董啟章崛起於文壇的代表性作品，讓人耳目一新，也讓一部分讀者不知從何下手？
董啟章《永盛街興衰史》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對於歷史書寫本身的反省。小說在開頭就點明自己在寫作，「燈下是一篇還未完成的文字：永盛街興衰史。」在寫作中展現寫作自身，這種「後設」手法在後現代寫作實踐中不足為奇，不過，董啟章在此展現寫作過程，卻有自己的目的，即將歷史與書寫聯繫起來，將歷史看作是自己經由史料和想像建構的過程。也就是說，永盛街的歷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他這個書寫者來形塑的。在這種形塑中，敘述者經常展現自我衝突和質疑的地方。小說的結尾，「我」告訴回港買樓的父親要為永盛街寫一部興衰史的時候，父親居然淡淡地說：「永盛街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你奶奶的夢。」
在《永盛街興衰史》中，主人公搜集了很多地圖，孜孜於研究，然而，敘述者最終並未經由地圖看到真相。一般而言，人們認為地圖是客觀化和科學化的認知，董啟章卻發現，即使地圖，也仍然是歷史形塑的手段。由此，經由不同的香港地圖，正可以見證香港歷史的構建過程。一九九七年六月，在香港回歸前夕出版的《地圖集》，正是這樣一種構思的產物。
由「外領屬性」談論的地圖權力學，從理論上說並不新鮮。我們很容易想起薩義德（Edward. W. Said）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的著名論斷。以祖家的街道名稱給佔據的殖民地街道命名，這是帝國主義敘事的一個重要部分，也是後殖民理論常常提及的現象。這種命名本身就是帝國權力的標誌，同時也為了在殖民地複製殖民宗主國的結構，為殖民者製造親切感，以克服在異域他鄉的恐懼感。在《地圖集》中，我們很容易找到驗證這些理論的歷史材料。例如「雪廠街」（Ice House Street），傳說英國到香港以後，不適應這裡的炎熱氣候，故建立冰庫，並進行一項制雪計劃，「模仿洋人家的氣候而製造大雪紛飛的擬似經驗，以紓緩洋人對當時的暑熱的不適應引起的，以及釋解他們因缺乏寒冷季節而無法排遣的鄉愁。」到冰窖體驗祖家的嚴寒，一度是受歡迎的英人消閒活動。據說，英人初到香港，必會先到雪廠，把他們的記憶貯存在冰窖裡，以防它們在炎熱的氣候中腐敗。書中指出，英文的Ice House應譯為「冰庫」，與「雪廠」不完全一致，不過「雪廠」的想像「更接近殖民者社會的本質。」
很明顯，《地圖集》是董啟章向卡爾維諾致意的小說。在談到《地圖集》的時候，董啟章反覆提到卡爾維諾的小說《看不見的城市》。不過，兩者卻不太一樣。讀《看不見的城市》，讀者知道那些城市全是馬可波羅的虛構，讀《地圖集》，讀者卻感到茫然。從嚴格的地理術語到各種年代的地圖以及對於學界研究狀況的呈現，讓我們感覺到《地圖集》是一部很學術的地理學著作。然而，它又的確是一部小說，想像常常會不知不覺潛入進來。
不過，無論歷史如何虛無，卻仍有打動人心的地方，那就是《永盛街興衰史》中的奶奶。奶奶並非什麼歷史主角，而只是一個江湖戲子。小說一開頭，引用一九三○年抑殘百謬生《永盛奇葩》的記載，描寫當年的歌伶杏兒在永盛街望江樓演唱《客途秋恨》的景象，「技驚四座，及至婉轉悲惻，沉鬱惆悵之外，座上過客遊子無不愴然淚下。」據史載，《客途秋恨》原曲寫於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曲詞描寫的正是英軍進攻廣州情形，「我」的名字「有信」，即出自於《客途秋恨》的前兩句「涼風有信，秋月無邊」，是奶奶起的。「我」這一年來近乎每天都在聽這首南音，咀嚼其中的「悲傷和沉鬱」，「聲音是拉得長長的，感情也是拉得長長的，哀怨仿佛一個世紀的時光還未能化開（你話若然豔質遭兇暴，我寧願同埋白骨去伴姐妝前。或者死後得成連理枝，好過生時常在奈何天。）」〔董啟章《永盛街興衰史》，《衣魚簡史》第六十七至九十五頁，聯合文學出版社二○○二年二月初版。〕。
小說中時時在情節相關的地方，穿插《客途秋恨》的曲詞，以楷體標示，形成一種互文性，形成過去與現代的映照。現在的女友阿娟僅僅因為「我」有加拿大護照，方便移居，就主動跑來，對他的世界完全不能理解。現代香港的功利，距離《客途秋恨》中有情有義的世界的確已經十分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