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歷史書,是毛澤東讀書的基本內容之一。&34;,他充分感受了其包含的「幾千寒熱」。
「二十四史」,毛澤東從青年時代開始便讀過其中的不少內容。但他完整的閱讀,則是新中國成立後的事情。
1952年,毛澤東添置了一部乾隆武英殿本的線裝本「二十四史」,共八百五十冊,兩千二百四十九卷,約四千萬字。從此,這成為他最喜愛讀的一部史書。為了便於閱讀查找,他在一些列傳、本紀的封面上,用蒼勁的筆跡標出傳、紀的人名;絕大多數書中,他都作了圈點、斷句;有的封面和天頭上畫著兩三個圈圈的標記, 《舊唐書》、《新唐書》從頭到尾都有圈點勾畫,有的地方,他還細心地改正了錯字。
在《遼史》的封面上,毛澤東除了列出「本紀三十,志三十二,表八,列傳四十五,總計為一百一十五卷」的總目數提要,還寫了這樣一段話: 「《遼史》總列一百一十五卷,而本紀、志、表、列傳,分數總和為百一十四卷,錯在志十七上,又有十七下,和其他條體例不合,按其他各項體例,則應為十七、十八,應加改正。類推,則志當為三十二卷。&34; (大字本,全部)、標點本《史記》、《資治通鑑》等。 1964年5月的一次講話中,他說自己被史書迷住了,要把「二十四史」讀完,現在正在讀《南史》、《北歷史·附錄卷史》。 1969年6月,毛澤東在武昌期間,深夜裡還不知疲倦地再讀《南史》中的《陳慶之傳》,批註說「為之神往」。直到1975年,毛澤東已經病魔纏身,寫字時手都有些顫抖了,可他還是認真細緻地再一次閱讀這部史書有三冊《晉書》的封面上寫著&34;,有五冊《晉書》的封面上分別寫著&34;1975, 9再閱」的字樣。以上可以看出,毛澤東閱讀「二十四史」花費了許多的時間和精力,也是極其認真的。
毛澤東不僅自己讀「二十四史」,還積極支持「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1956年,標點的《資治通鑑》出版後,毛澤東又指示出「二十四史」標點本,首先指定標點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和《三國志)。中華書局總經理金燦然曾寫信給田家英說: 「主席指示標點出版前四史 現送去《史記》排樣兩份…如果方便,請轉呈主席閱。」後來齊燕銘、范文瀾、吳晗、金燦然等建議將其餘二十一史(包括《清史稿》 )全部加以整理,毛澤東深表贊成。後由教育部和中國科學院合力負責,組織全國四五十個專家和五個院校通力合作,完成了此項巨業。
為配合通讀「二十四史」,毛澤東還通讀了《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綱鑑易知錄》和各朝代的「紀事本末」等史書。在這些書之間,先看哪一本,後查哪一本,毛澤東還有一定套路。這一點,從他1962年一段時期裡向秘書要這幾本中國歷史書的先後順序中可以看出個端倪。
1962年9月20日,毛澤東要《宋史》,秘書們送去了《宋史》和《宋史紀事本末》。
11月23日,毛澤東又要其他各朝紀事本末。
11月24日,他又要《續通鑑紀事本末》。
這一段時間,毛澤東可能是在研讀《宋史》。至於《元史》的讀法,他明確地說:看完《元史》,再看《通鑑紀事本末》,而後讀《續通鑑紀事本末》。這是不是體現了他早年談論「擇書」時的讀史方法呢?
從毛澤東對「二十四史」的批註、圈點、勾畫中可以看得出來,毛澤東學習這部史書,不是每一種都反覆看,而是根據他自己的需要和計劃來讀。他採取的是通讀、選讀、精讀的辦法。這套史書毛澤東看得比較多的有《舊唐書》、《新唐書》、《漢書》、《後漢書》、《晉書》、《史記》、《三國志》、《明史》等十六種。特別是《舊唐書》、《新唐書》、《晉書)、《明史》,看的遍數更多。《舊唐書》、《新唐書》基本上從頭至尾都有批註、圓點和勾畫,從中還可看出,有些章節,毛澤東至少看過五次以上。在他看得較多的這些書籍中,也不是從頭至尾一遍一遍地反覆讀,而是有重點,有選擇地讀。特別是「紀」、「傳」部分,毛澤東看得多,批註文字也多。如果像出版《毛澤東哲學批註集》那樣,把毛澤東讀「二十四史」時留下的勾畫和批註匯集起來編輯刊印,一定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據曾為毛澤東管理圖書達十七年之久的逢先知回憶,毛澤東讀「二十四史」時,對於「他認為有意義的人物傳記,還經常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彭德懷等中央領導同志閱讀」。讀書有樂趣分享,有史識共長。
毛澤東讀「二十四史」,不單單是一般性地了解中國的昨天,不光停留在知其然上面,而是進一步知其所以然,考得失,明事理,以利於今天改造中國的事業。有一次,他正在大學讀書的兒媳邵華期末考試時「中國通史」得了好成績,毛澤東便讓她談談劉邦、項羽興衰的原因。邵華按照所記得的教科書中的內容回答了一遍,毛澤東聽後笑著說,這是死記硬背,算是知道了點皮毛,但還沒有很好地理解。他又說,要多讀史料,多想想,能把「為什麼」都說清楚,這一課才算學好了。他還對人談起:研究中國歷史,「必須要扎紮實實把&39;學好&34;、&34;,毛澤東越讀越有同感,但他對今人編的歷史書的興趣卻遠沒有這麼大,也可以說,毛澤東對「古人曰」的著迷程度,要遠遠超過「今人說」。現代人儘管眼界提高了,手段與工具發達了,但治史的本領似乎並沒有超過古人。這部分地說明了毛澤東為什麼愈斥其非卻愈迷其書的緣故。
(文字內容參考了,陳晉主編的《毛澤東讀書筆記精講》歷史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