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市民在長沙簡牘博物館欣賞簡牘文物。 傅聰 龍文泱 攝影報導
湖南日報·華聲在線記者 龍文泱 通訊員 管震 陳沐
望不見盡頭的歷史長河上遊，湖南的先祖怎樣生活?他們用簡牘做了記錄。
11月16日，由長沙市委宣傳部、長沙市文廣新局、長沙市文物局主辦的「湘水流過——湖南地區出土簡牘展」在長沙簡牘博物館開展，首次全面系統地展現了湖南簡牘文化史。
出土數量居全國之首，戰國到西晉無斷代
紙張被發明之前，簡牘是我國古代最重要的書寫材料之一。從先秦到魏晉，它肩負著記載和傳播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信息的歷史重任。
「目前，全國共出土簡牘30餘萬枚，其中湖南出土了近20萬枚，數量居全國之首。其中，以湘水流域的長沙市五一廣場出土簡牘最為集中。」本次展覽的策展人、長沙簡牘博物館研究保管部副主任雷長巍介紹，湖南出土的簡牘種類齊全、年代序列完整，從戰國、秦漢到三國、西晉，在時代上沒有缺環。
本次展覽共展出文物503件套。其中，簡牘文物366件套。它們來自長沙簡牘博物館和全省相關文博機構，絕大部分都是首次展出的精品。
展覽以湖南簡牘的重大考古發現為主線、簡牘出土的歷史年代為序，分為「瀟湘弦歌」和「簡裡湖湘」兩大部分。「瀟湘弦歌」介紹了湘、資、沅、澧四大流域的重大考古發掘和具有地域特色的出土文物;「簡裡湖湘」則展示了湖南地區出土的楚簡、秦簡、漢簡、三國吳簡和晉簡背後的豐富內涵。
本次展覽與「文明之路——長沙簡牘博物館專題陳列」同為長沙簡牘博物館基本陳列，免費向公眾展出。
多為「官文書」，記錄更加全面客觀
「湖南出土的簡牘在全國佔有重要的位置。不僅僅是它的數量最多、序列完整，而在於它所記錄的內容。它們多為『官文書』，即地方官府文書檔案。」長沙簡牘博物館館長李鄂權說，「因此，相較記錄墓葬物品清單的簡牘，官文書記錄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方面面，內容更加全面。相較史書，它更加客觀。」
他認為，作為當時人們記錄生活的第一手資料，簡牘為我們認識古代的人和事提供了另一種角度。這在本次展覽就有體現。
如秦二世胡亥在史書記載中以殘暴愚蠢聞名，並通過陰謀手段篡位。
不過，益陽兔子山2013年出土的《秦二世詔告》牘寫道：「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遺詔，今宗廟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當除定者畢矣。以元年與黔首更始，盡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將自撫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縣賦援黔首，毋以細物苛劾縣吏，亟布。」
李鄂權說，文中強調了繼位的合法性，也含有改革以惠及民眾的意思。
秦統一六國後，將天下分為36個郡。有一個郡因洞庭湖得名「洞庭郡」，但它沒有被歷史典籍記載。直到裡耶秦簡出土，「洞庭郡」才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
秦朝公務員管得嚴，晉代郴州物產豐富
透過一枚枚簡牘，可以窺見先秦至魏晉人們的生活百態。
秦朝吏治嚴明。遷陵雖然遠離政治中心，但這裡的秦吏依然恪守「為吏之道」。
在嶽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篇(黔首為秦朝對百姓的稱呼)中，規定了為吏的「五失」「五善」。「視黔首渠(倨)驁(傲)」「安其家忘官府」等為「失」，「忠信敬上」「喜為善行」等是「善」。
刻漏是我國古代的漏水計時器。《刻漏今時對照表》記錄，遷陵官署集中辦公的時間為「水下二刻」至「水下九刻」。即今天的北京時間早上7時到下午6時。公文傳遞為全天候的狀態。
在全國範圍內，晉代簡牘出土數量甚少，最多的一批是2003年至2004年郴州蘇仙橋出土的西晉簡牘。
策展人雷長巍說：「郴州晉簡的主要內容是西晉桂陽郡的文書檔案，對郴州各項地方事物的記載比最早的傳世文獻《萬曆郴州志》的誕生時間早了約1000年。它所記錄的信息詳細到年月日，包括許多具體內容，極大地豐富了郴州的歷史記憶。」
桂陽郡便縣、晉寧縣縣令的姓名，郡內山川河流的走向，有多少人，他們從事什麼職業……在簡牘上都有記載。
這裡物產豐富，有松、楊、楠、櫸等樹木，牛、馬、羊、豬、狗、熊、虎、豹等野生或被馴化的動物，人們培育了瓜果蔬菜和草藥。
這些日常化的信息，打破了時空的屏障，讓我們覺得，古代先人仿佛就是身邊的親朋好友，甚至就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