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郭沫若紀念館。
成渝古驛道走馬鋪段，路旁立著「三道碑」。
山城巷上的燈籠。
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茅盾、馬識途……文人們從這條路出川北上或前往江浙，巴文化與蜀文化在這條路上水乳交融——
7月雨後的重慶，氤氳在夏季炎熱的水汽中，沿著渝中區通遠門7米多高的古城牆走，腳下是青灰色的石板路，稜角已經被時光打磨得圓潤光滑。通遠門是古時重慶「最後一道防線」，是軍事要地，也是成渝古驛道上的點位之一。
在通遠門西南方向不遠處，是山城巷，舊時叫天燈街。整條街依山而建，沿崖而上，夜晚燈籠沿著山路點亮，遠遠望去像一條「星路」延至天際。在天燈街的盡頭，牆上刻著郭沫若詩歌《天上的街市》：「遠遠的街燈明了，好像閃著無數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現了，好像點著無數的街燈……」在這條成渝古驛道周圍，散落了不少像郭沫若一樣的「人文繁星」，他們為厚重的古驛道，增添了不少柔光。
□本報記者 李婷 文/圖
交融與碰撞
千年古驛道上
流淌著「巴蜀人文基因」
要問古驛道有多發達，一顆荔枝就能回答。歷史鏡頭拉回到唐代的長安城（今西安），綿亙25公裡的秦嶺支脈驪山，遠望宛如一匹蒼黛色的駿馬，迎風而動的蔥蘢樹木如颯颯鬃毛。唐玄宗的宮殿樓宇矗立掩映其間，大門緊閉。忽而一道道沉重的大門緩緩打開，噠噠的馬蹄聲奪門而入——「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唐代詩人杜牧的千古名句，揭曉了這個場景下令人錯愕的結局。「一騎紅塵，就生動地證明了古驛道制度的發展，大概3至5天就能送達。」四川省歷史學會會長、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譚繼和解釋。
楊貴妃愛吃荔枝，但荔枝為南方（今重慶涪陵、兩廣嶺南等地）水果，要運送至西安，並保證顆顆新鮮入口，在當時需要三十裡一驛的馬兒專門接力相送，勞民傷財。不過與此同時，與長安連接的成都驛站也得到發展。比如錦官驛，到明代已成為成都最繁華的驛站，商鋪、酒樓、茶肆、旅店林立，官員、商人、手藝人、役人匯聚，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文化的繁榮。
文人也開始「串起門」來，行走的足跡化作詩篇。成都唐代才女薛濤，遊歷了簡州、渝州、夔州，著有《江月樓》《西巖》《謁巫山廟》等山水紀。李白從樂山清溪出發，逐水路而下，為遠方的親友寫下「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的千古名句。杜甫結束在成都草堂的寧靜生活後，前往重慶夔州暫住為官，從詩詞軌跡推測來看是「水陸兼備」，既走了水路，也可能走了古驛道。蘇東坡晚年與歐陽修之子歐陽叔弼的唱和中，被龍泉驛長松寺的景色所打動，願意在其中求得一份高潔淡泊，揮毫：「夢中化為鶴，飛入長松寺。」在當時，有「天下詩人皆入蜀」的說法，而不少詩人出川北上或前往江浙，也要經過重慶。同一文化的滋養下，巴文化與蜀文化不斷水乳交融，流淌著豐富的「巴蜀人文基因」。
「雖然成渝古驛道上，個別核心驛站發展較早，但整個驛道系統完整地興起、繁榮是在明清時期。」西南大學教授、西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藍勇說道。明清以來重慶開埠，經濟政治地位顯著提升，成為一顆與成都媲美的「雙子星」，冉冉升起，雙方的交流更為頻繁，形成了完整的商業貿易網絡，為文化的繁榮提供了環境。
主流與多元
明清「成渝高速路」上
有「公益廣告」
在明清時期，古驛道本身也是一條文化風景線。56歲的鐘守維，是重慶高新區走馬鎮文化服務中心文化幹部。從小在走馬鎮長大的他，熟悉這裡的每一寸土地。他記得自己8歲左右，還和家人走成渝古驛道去賣東西。
跟著鍾守維行走在1000多米長的走馬鎮慈雲村古驛道邊，2米多寬的石板路如今已重新修復，變成老百姓的健身步道。石板路被沿途掉落的竹葉遮蓋了一部分，有的石板已經長了一層薄薄的青苔，有的石板中間微微凹陷，呈現出半圓形，偶爾還有青蛙跳來跳去。鍾守維拿出一塊自己收藏，已生鏽脫落的馬蹄鐵說：「這就是當時古驛道上負重的馬兒留下的。」
慈雲村古驛道邊立著三塊石碑，當地人叫「三道碑」，始建於清道光年間。左邊一塊是刻有「聖旨」二字的「孝德碑」，為走馬鎮人蒲氏而立。相傳18歲的蒲氏為丈夫守寡終身，還為公婆養老送終；右邊一塊刻有「寬正嚴平」四字。相傳當時這條古驛道上非常繁華，商旅絡繹不絕，這也給了「棒老二」（重慶方言：盜賊）可乘之機。由於當地官員懲治盜賊得力，寬嚴相濟，因此大家為他立碑；中間一塊碑，刻有17位立碑出資人的姓名。「這些古道的碑文，就像是如今『成渝高速路』上的公益廣告牌，樹立在當時人流量大的地方，供人觀賞。」鍾守維說。
與之類似，像重慶來鳳驛的「何氏百歲坊」、白市驛的「周氏坊」，四川內江隆橋驛的「石牌坊」，這些碑文和牌坊，側面見證著當時社會提倡的主流文化。
驛站興起之處，走走停停皆為文化。比如客人在茶館客棧歇腳，常在茶館擺起龍門陣，交流旅途見聞和故事。走馬鎮的民間故事，也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再如內江白市驛，也是當時驛道上流動的「川劇文化之鄉」，設有萬年臺等表演場地，為夜宿驛站的客人提供「文化服務」。隨著「湖廣填四川」移民湧入，當時成渝古驛道也成為一條文化交融的大動脈。
驛道文化也吸引了外國探險者。1877年7月，英國傳教士愛德華·科爾伯恩·巴伯從重慶西大門出發，沿著白市驛、來鳳驛、璧山、永川、榮昌的成渝古驛道「東大路」前往成都，出發前他特地選擇轎子作為交通工具，滿懷期待地開始了這趟探索之旅，並寫下著作《華西旅行考察記》。
此外，不少墨寶也與明清成渝古驛道的發展有關。明代詩人楊慎曾被貶巴蜀一帶，在璧山馬橋坊留下詩歌：「無奈旅懷多，村酤引睡魔。醒醒不成寐，楓葉助吟哦。」記錄了一段疲憊又苦悶的公務生涯。清代書法家何紹基本可提前一日到達杜甫草堂，但為了表示尊敬，他特地在成渝古驛道的龍泉驛停留了一天，才在人日當天前往草堂，並寫下膾炙人口的名對「錦水春風公佔卻，草堂人日我歸來」。
顛沛與流浪
郭沫若、沙汀、冰心等
「群星雲集」
著名文學家郭沫若，曾多次往返成渝，是成渝古驛道最鮮活的見證者之一。
辛亥革命前夕，他曾「坐滑竿」往返兩地，在《沫若文集·初出夔門》記下：「因此就在到了重慶的第二天——八月初四——清早，和五哥同時起身，他往瀘州，我和一位同考上軍醫的姓胡的人由東大路同返成都。當時的東大路是要經過永川、榮昌、隆昌、內江、資中、資陽、簡陽等地的。交通工具是原始的雞公車、肩輿和溜溜馬。回到成都要費十天工夫。」
抗戰爆發後，重慶成為「陪都」，一時間，巴金、老舍、曹禺、茅盾等進步文人紛紛匯集於此。郭沫若於1938年12月來到重慶，在沙坪垻住了6年半，創作了膾炙人口的戲劇《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漸離》等6部歷史劇和大量文學作品，帶領著流亡的孩子們組成「孩子劇團」進行街頭路演，讓當時的抗戰宣傳高潮迭起。不過有意思的是，樂山出生的郭沫若，和大多數剛到重慶的人一樣，不喜歡這裡崎嶇不平爬坡上坎的山路，不喜歡「霧重慶」半年見不到一次太陽，不喜歡夏天這裡像「火熱地獄」。但是在離開時，這種不喜歡卻變成了一種「留戀」——他留戀堅強勤勞的重慶老百姓，能把一簇山陵鏟成了一座相當近代化的都市，他留戀霧中看看四面的江山勝景，他留戀著和天氣一樣火熱的「重慶性格」——反市儈，熱誠。這些感觸都被寫進了他的隨筆《重慶值得留戀》中。
1934年，被稱為「西南第一路」的成渝馬路（後改名叫成渝公路）全線通車，路途中不少關鍵節點，均取自成渝古驛道「東大路」，此時成渝古驛道的職能慢慢被公路取代。四川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張放梳理發現，1944年，沙汀作為地下黨員去重慶學習，他在《睢水十年》中詳細地介紹了成都西部的農村故事和在重慶工作的部分經歷。「那時作家沙汀坐的汽車還是點炭火的老柴油車，來成都要開 3天，路上翻山越嶺，車子還隨時可能拋錨。」
成渝古驛道的「東小路」，如今經過歌樂山三百梯。當時也匯聚了大量的躲避戰亂的文人政要。冰心把歌樂山的清幽住處稱作「潛廬」，重慶沙坪垻區第五人民醫院院長廖慶渝，從小在歌樂山下長大，對這裡感情很深。他聽長輩們說，冰心居住在歌樂山時，梁實秋、老舍、臧克家等都曾去拜訪過。她收錄進語文教材的《小桔燈》，就是以歌樂山的故事為背景創作的。
見證與傳承
馬識途見證古驛道
當代詩人群接力「新詩路」
成都和重慶這兩座城，也是不少文人作家的溫柔鄉。「我是喝長江水長大的。我是重慶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性格，果敢和承擔，都來源於我的家鄉……行政區劃可以把天空分開，把土地劃割，把流水截斷，但是文學不會因為行政區劃而分開。」居住在成都的文壇巨匠馬識途，今年106歲了，也算得上是成渝古驛道一個多世紀的見證者。
上世紀90年代，他曾專程前往重慶，參加重慶市作協的首屆換屆大會，表達了自己濃濃的川渝情。而像《夜譚十記》《清江壯歌》等馬識途經典作品中，不少故事原型都來源於重慶。他在《夜譚十記·沉河記》中幽默地寫道：「你們前面擺的都是重慶這種大碼頭的龍門陣，至少也是縣衙門的龍門陣，現在輪到我來擺了，我是個鄉巴佬，只能擺一點鄉壩頭的龍門陣。」
重慶黃桷埡出生的作家三毛，曾把人生最後一段時光交給了成都。雖然三毛去過撒哈拉沙漠，走過「萬水千山」，但她回到四川依然能說著巴蜀鄉音，走街串巷，與老百姓聊天了解民俗，留下了珍貴的相片。三毛曾描述成都：「這是一個很溫暖的城市，成都人相當的溫柔，有一種發自內心的一種好，比如走在路上迷路啊，吃東西啊，大家都很照顧，不僅僅是對我，對外地人也是如此，不排外。」這種溫暖也在瓊瑤身上能夠找到。出生於成都的臺灣作家瓊瑤，曾多次回四川探親，回憶起在成都的童年，總能想起「金燦燦的一片片油菜花田」。
這種見證也逐漸變成一種傳承。如今「四川詩群」「重慶詩群」兩大詩歌群體在全國也有著重要地位。2016年，作家凸凹所在刊物還推出專題策劃「成渝古驛道詩群大展」，盤點了沿線17個區市縣129位詩人的作品，流沙河、張新泉、楊牧、傅天琳、李鋼、于堅、梁平、蔣藍等在列。他為成渝古驛道東大路添加了一條生動的註解：「成渝古驛道，中國新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