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官僚徐世昌曾說，「大清之亡，不是亡於革命黨，而是亡在一班『小爺們』身上。」在光緒和慈禧先後駕崩後，清朝進入了最後的宣統時代。因皇帝年幼，太后無權，清朝的朝政實際上由一幫年輕的親貴所把持。
這些年輕的「小爺們」既無老臣的老成持重，也不具有年輕人的前瞻視野，最終帶領大清走向了滅亡的道路。而其中為首的，則是宣統皇帝的父親，攝政王載灃。
清朝興於攝政王，也亡於攝政王，給人以天道循環的感覺。清初的攝政王多爾袞南徵北戰，是大清王朝的奠基者，而經歷200多年後，新的攝政王載灃遠沒有先祖那樣的見識和能力，卻被強行推上了歷史舞臺，去肩負他承擔不起的重擔。
實際上，早在被任命為攝政王之前，載灃已經表現出自己不想承擔這樣的重任。胡思敬《國聞備乘》記載，慈禧臨終前，準備封載灃為攝政王，待自己去世後監國攝政，載灃聽聞後叩頭力辭，被慈禧痛斥道：「此何時而講謙讓？真奴才也！」
因載灃本身對政治不太敢興趣，所以在上位之後，不出意外地出現了怠政的情緒，比之此前的同治和光緒帝更甚。在宣統登基之初，載灃尚且還有些許興致來批閱奏摺，但時間一長，又犯了從小養成的富家公子哥兒毛病，批覆奏章十分隨意。
有時候交給各部處理的事項，下面官員沒有及時辦理或匯報，載灃也不再過問，如同忘了一般。這種縱容也進一步助長了下邊官員們得過且過的不良風氣。
我們之前講到，清朝的道光皇帝也面對過奏摺太多，批閱不完的難題。當時道光的辦法是在奏摺裡挑別人的小毛病，只要書法不規範，或寫錯一個字，就會重重處罰上奏之人，嚇得大家都不敢上奏，以此來減少奏摺的數量。而載灃的辦法更加取巧，基本上無論什麼奏摺，到他手上的批覆都是四個字：「著照所請。」
在清初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皇帝對待臣工上奏的態度是非常認真的，有時候即便是很小的一件事，皇帝都會在奏摺末尾批上自己的意見，其中雍正最為勤政，有時候一個批覆都要寫上幾百上千字。而針對某件事頒布詔書，都要講清楚辦什麼，如何辦理，為什麼要這樣辦理，這樣臣屬們對皇帝的要求就非常清晰，政令就能更好地貫徹。
但在載灃這裡，無論下邊提出什麼請示，批覆的意見大概率就是「著照所請」，也沒有其他的指示，這就使得請示的人對朝廷的真正想法摸不著頭腦，難以放開手腳辦事。
比如有一次，浙江巡撫增韞給朝廷上奏，請求任命王豐鎬為浙江交涉使，載灃也只在奏摺上批覆「著照所請」。當時交涉使為正三品官員，任命這樣的大官，竟沒有一個正式的委任狀，只在奏摺上批覆個同意的意見，可見載灃對朝廷政務兒戲至此。
載灃的這種做法，給了一些有心人投機取巧的機會。比如慈禧和光緒的喪禮辦完後，當時清廷的民政部上奏，請求獎勵在喪禮中出力的一百多名官員，而禮部也上了一道同樣的奏摺。像這種情況，屬於重複邀賞，一般只批其中一份。而載灃在兩份奏摺上都批覆「著照所請」，被這些人給矇混過關。當時一些有見識的官員看到朝廷這樣處理政務，感嘆如此大清焉能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