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與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平共處,這與當日歐洲因人種及宗教而發生兇狠的爭端相較,成為一個顯明的對照。」
隋唐盛世與世界第一城
「秦川雄帝宅,函谷壯皇居。綺殿千尋起,離宮百維餘。連甍遙接漢,飛觀迥凌虛。雲日隱層闕,風煙出綺疏。」唐太宗李世民一首《帝京篇》,以其君臨天下的豪邁雄壯氣魄,寫意揮灑的筆觸,描摹了唐代都城長安的盛景與氣派。
唐都長安的前身,是隋代初期宇文愷主持興建的大興城,《元和郡縣圖志》記載說:「隋氏營都,宇文愷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條高坡,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宮殿,以當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觀及興善寺以鎮之。」意即參照周易象數理論,比照乾符六爻,進行都城總體布局設計。
西安古城安定門城樓箭樓是古城牆四座門中保存最完好的(攝於上世紀80年代)
唐長安外郭城的範圍和位置,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考古發掘中已被探明。根據《隋書》、《唐六典》、《長安志》、《呂大防圖題記》、《類編長安志》、《長安志圖》、《唐兩京城坊考》諸書中的記載,長安城「東西廣十八裡一百一十五步,南北長十五裡一百七十步,周六十七裡,其崇一丈八尺」。唐代的裡程,大程是360步為一裡,小程300步為一裡;大尺12寸,小尺10寸,唐代建築長安城用大程裡和大尺折合計算後,外郭城牆的總長度已經達到36公裡左右,這在1300年前,無疑是一件舉世無雙的宏偉工程。
根據今日考古學家的實體探測,龐大的唐代長安外郭城牆為版築夯土牆,平均高度在5米左右,城牆基寬約9至12米,總長度將近33公裡,累次疊築,逐漸加高。東西南北城牆基點分別位於今日西安市新開門村,胡家廟,西郊任家口村,南郊木塔寨村;外部擁有防護型城濠,寬9米多,深度4米,到了中唐後,逐漸被廢棄填平。唐長安城門建設比較完善,城門均包磚,增加了牢固程度,原因在於唐代已經有了拋石車等重型攻城武器裝備,單純的夯土城牆已經無法抵禦這些武器帶來的極大破壞力。在唐長安城的城牆上,皆築有環城一周凹凸形女牆用以加固防禦,其中南北城牆中段,各有一部分被利用為宮城以及大明宮的宮牆,因此被增高為三丈五尺,各城門處以及城牆各段,都有專門機構督促執掌衛士,不時進行修葺補築。
高宗即位後,國勢強盛,經濟實力不斷提高,長安原有低矮的城牆不僅有礙觀瞻,也無法應付北方遊牧民族南下時的侵略與騷擾,因此對城牆進行大規模修繕加高勢在必行。為了突顯大唐之強盛,唐王朝於高宗永徽五年(654)對長安外郭城增修兩次;玄宗時期,也對長安城進行了大規模增修。經過數次大規模修建後,至開元年間,長安外郭城牆高度也為一丈八尺,大約5米左右。
上世紀80年代整修前從東大街看長樂門城樓
整體布局上,隋唐長安城改變了中國自春秋以來,宮城位置在郭城一隅,官衙與民居混雜的布局,而將其置於城市中央,並在宮城之南修建專置中央衙署與禁軍機構的皇城,從而突出皇權與中央政府威權。唐長安城中宮城與皇城的全新格局,突破了以往都城僅有內城外郭的傳統格局,宮城在都城的北部正中,是帝王所居;皇城在宮城南部,集中了中央官署辦公機構。縱橫相交的路網把外郭城劃分為108個坊,設置居民區和市場區。
長安城在整體布局上,嚴格的中軸對稱,如外郭地區,以東西中央的朱雀大街為中軸線,東西兩大區各自劃分為55坊加一市;皇城地區,以東西中央的承天門南北大街為中軸線。外郭城地區各設東西向14街與南北向11街,極端平直,「街衢繩直,自古帝京未有」。由此形成的方格狀坊裡,除皇城正南36坊僅開東西兩門外,其餘坊裡均設東西南北四向坊門,四周設坊牆。形制上也整齊劃一,皇城以南東西十列坊,南北長350步;宮城東西兩側與皇城東西兩側12坊,長度均為650步;布局上也相應術數,皇城兩側南北排列13坊,「像一年有閏」;皇城正南東西四列坊,「以像四時」;南北九坊,則取《周禮》「王城九逵」之制。
為了增強帝都治安,長安實行了嚴格的夜禁制度,宮城,皇城各門,郭城門以及坊市之門,根據在直通郭城門的6條大街上設立的街鼓,每日定時啟閉:夕陽西下,首先是承天門上暮鼓敲動,然後六街之上,街鼓緊隨其動,擂動八百聲,各門遂閉,行人禁行,所謂「六街鼓盡行人歇,九衢茫茫空對月」。夜禁之後,有騎卒巡街叫呼,武官巡查夜探,城門坊角,都設有武侯鋪,內置衛士百人至5人不等,因公事或者吉兇疾病等急事者,必須持有府縣或者本坊的「文牒」才可出行。每年只有在三元放燈之夕,夜禁制度才臨時解除,各門大開,允許百姓市民出門觀燈,所謂「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唐長安城的皇城和宮城位於大興城的北部,皇城和宮城東西三面相接。根據考古勘察,皇城南面第一條大街寬度有120米,皇城東面第一街寬度為134米,皇城西面第一街因破壞嚴重,測得最寬處為68米,隋大興城建成時皇城和宮城牆已經建好。根據《長安志》的記載:宮城牆高萬丈五尺,合今10.3米之高,由於皇城和宮城牆是在初建時一次修成的,因此,可以推測皇城牆應與宮城牆高度基本相同。皇城牆和宮城牆修建得極為堅固,隋唐兩朝前後數百年,都沒有對其進行過大規模重建。
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今西安城甜水井街新開口處,成功發掘了位於皇城西南角的含光門遺蹟,含光門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37.4米,南北寬19.6米,有3個門道。在今天含光門博物館內,遊客可以清晰看到一段保存完好,擁有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代5個夯土層斷面的城牆遺蹟,以及唐代城牆過水涵洞。
含光門門道北側遺址,印證西安城牆在隋唐皇城基址之上建造
宮城是全城設計的核心。唐長安城中共有三處宮殿群,太極宮承隋之舊,坐落在全城南北中軸線最北端,布設在都城北部正中「九二」高坡偏南的最高處,內有殿、閣、亭、館三四十所,建築韻律莊重嚴整,有威嚴的氣勢。太極殿巍峨高大,甘露殿「月宇臨丹地,雲窗網碧紗」,凌煙閣「畫閣凌虛構,遙瞻在九天。丹楹崇壯麗,素壁繪勳賢」,北面正門玄武門「城高鳳樓聳,場迥獸侯新」。四面共有城門10座,南面正門承天門上建有高大的樓觀,橫街是一個開闊宏大的廣場,唐玄宗常遊宴於此。衙署是都城的行政中心,當然以緊靠宮城最為適宜,故皇城被安排位於宮城正南的「九三」高坡之上。
在原有太極宮的東北,位於龍首原東趾「北據高原,南望爽愷」之地,是大明宮。最初名為大安宮,是太宗為了安置退位的太上皇李淵所置,在高宗朝重新開始大規模修建,體現了高宗朝以降,加強皇權內廷勢力,削弱外朝的意圖。每逢元朔朝會,來朝者仰望玉座,若在霄漢,有一種拔地而起上接雲霄的氣魄。大明宮通過地勢的崇高、形體的巨大、環境的肅穆威嚴,將皇權至尊的觀念實體化。自1998年起,大明宮遺址就開始了規模宏大的普查與發掘工作,考古發掘探測的結果,位於南宮牆的建福門東西寬度35米,南門長約17米,擁有3個門道,從今天存留在探方裡的,寬度達6米的深色夯土層來看,高聳巍峨的城牆可達6至9米高。大明宮的太液池,分為東西兩池,西池水面面積達到了驚人的14萬平方米,除了史料上記載的蓬萊島,太液池內還有兩座島嶼,在太液池周圍,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大量青石制的廊柱礎石、步道,以及5件殘損的鴟尾,眾多的灰陶質獸面,蓮花紋方磚。「這些發掘都證實了文獻中關於太液池邊景觀的描述,《舊唐書憲宗本紀》說,太液池周圍廊廡四百間,南岸與西岸都有宮殿、水榭、樓閣。作為整個大明宮遺址的中心,今日的含元殿遺址已經探明擁有58個柱礎,每根殿柱直徑在70釐米左右,《大唐六典》中,記載含元殿「南去丹鳳門四百餘步,東西廣五百步,殿前玉階三級,每級引出一螭首,其下為龍尾道,委蛇屈曲凡七轉」。探測察明,殿內兩列內柱間距9.7米,並與相鄰前後簷柱相距9.2米,形成十三間的面闊,五間的進深。」由此可推算,含元殿大約東西長60餘米,南北寬40餘米,殿前有兩座閣樓式建築,翔鸞閣與棲風閣,在含元殿前東西兩側高臺上,既可南觀長安城坊市,也可北望宮城其他建築。
為了解決這座宏大都市中士庶百姓、皇廷貴族的生活用水、環境用水與水運,隋唐兩代王朝在擴建長安城的同時,充分利用了「八水繞長安」這一豐富的水源條件,分別從長安的東南西三面修建渠道,引水入城。長安城有細水穿流之餘,更有樹木成蔭,所謂「垂楊十二衢,夾道夭桃滿」,晉昌坊大慈恩寺前有水竹森邃,太極宮中有大片石榴林,東苑附近有梨園、櫻桃園與葡萄園,宮內水面往往是荷葉覆蓋,在2009年進行的考古發掘中,大明宮太液池中發現了一片淤泥,裡面居然有一大片完整的荷花葉,根莖印跡,根據植物孢子粉測定,宮苑水池周圍還種植有大量的柏樹與柳樹,從而印證了唐代詩歌中關於長安「園林樹木無閒地」的敘述。
以太極宮為中心,整個長安城布局如同棋盤,街道縱橫交錯,著名詩人白居易在《登觀音臺望城》中,居高臨下,用「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的詩句生動概括了長安城的格局。
在唐代長安的東南,擁有曲江池、樂遊原兩處自然形成的地貌,豐富了整體景觀。樂遊原延展於外郭城東南之昇平、新昌諸坊間,平均海拔450米,位於昇平坊東北隅的樂遊廟海拔則達480米,所以《長安志·唐京城》記載說:「樂遊原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寬敞,京城之內,俯視指掌。」無怪乎杜甫說「華誕勢最高,對酒平如掌」。因地處最高,極目四望,曲江如一漲清澈的潭水泛著粼粼漣漪,坊裡屋舍如層雲綿延,烘託著皇城與宮城高入雲霄的城閥。規劃布局把建築與交錯起伏的地貌完美統一在一起。
隨著城市功能性分區的誕生,長安出現了坊(居住區)與市(商業區)分隔發展的格局。長安之「市」分為東市和西市,是當時全國貿易中心,這裡商賈雲集,邸店林立,據近代考古發掘顯示,東市南北長1000餘米,東西寬24米,面積為0.92平方公裡。市的四周,每面各開二門,共八門。西市內四街寬16至18米,主要為車馬道,兩旁有排洩水溝,及1米寬的人行道。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積集」,周圍坊裡居住有不少外商,從而成為一個國際性貿易市場。其中尤以中亞與波斯(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最多。
唐都長安因此是公元7、8世紀時世界第一的國際性大都會,全盛時期大約100萬的總人口中,各國僑民和外國居民大約佔到總數的2%左右,僅是流寓在長安的西域各國使者就有4000多人。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卡林頓·古德裡奇因此在《中國人民簡史》中感嘆:「長安不僅是一個傳教的地方,並且是一個有世界性格的都城,內中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達旦人、西藏人、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種族與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平共處,這與當日歐洲因人種及宗教而發生兇狠的爭端相較,成為一個顯明的對照。
長安城既是唐王朝政治經濟的中心,也是唐代士人精英豪邁自信、積極樂觀的情懷的寄託與具體體現。無論是岑參的「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亁」,還是劉禹錫的「春明門外即天涯」,抑或駱賓王的「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開。復道斜通鳷鵲觀,交衢直指鳳凰臺」,都展示了長安從一座具象城池向盛唐精神文化符號的過渡與升華
「天寶以後,長安景象,日漸衰耗」,安史之亂,終結了唐王朝中期的繁榮景象,地方藩鎮林立,李唐中央政府地位的衰落,導致這座壯麗的都城開始頻繁遭遇戰亂民變的蹂躪之災:廣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兵入長安,唐代宗李豫出逃陝州,吐蕃「剽掠府庫市裡,焚官舍,長安中蕭然一空」。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四月,黃巢起義軍退出長安,「焚宮闈,省市,居第略盡」,而前來勤王的諸道官軍軍紀敗壞,入城後對殘破的長安繼續「縱火焚剽」,導致長安「宮室居市閭裡,十焚六七」。此後雖然經京兆尹王徽修復,但長安內外已是「荊棘遍城,狐兔縱橫」。此後,僖宗光啟元年(885)、昭宗乾寧三年(896)河中節度使王重榮、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分別率兵攻入長安,又大肆洗劫,迫使唐皇出逃。最終,在昭宗天祐元年(904)正月,身兼宣武、宣義、太平、護國四鎮節度使的朱全忠,在擊敗盤踞鳳翔的李茂貞後,勾結宰相崔胤,強迫昭宗朝廷與官署百姓遷都洛陽,將長安宮室、官署與民居全部拆毀,所得建材沿渭河漂流送走,這是身為六朝都城長安所遭受的最大浩劫,
朱全忠挾持昭宗遷都後,駐防長安的佑國軍節度使兼京兆尹韓建對殘破的長安進行了改建,史稱「韓建新城」,為日後五代各朝相繼沿用。為了便於軍事防守,韓建放棄了外郭城,改修皇城,使得長安城的建制大大縮小,新城面積僅5.2平方公裡,是原長安城面積的十六分之一。這座「韓建新城」東西南三面城牆利用了皇城城牆,北面則以原唐代宮城城牆為垣,南面保留了原皇城的安上與含光兩門,改三門洞為單門洞;東西兩側只保留了中間的景風、順義兩門,北面則新開了一座玄武門;府衙所在的子城居中偏東北,順義門與景風門之間的大街貫穿全城,形成一條東西向的中軸線;而由承天門街北段、子城南面東西大街和安上門街北段所構成的折形街道,成為南北交通的主幹道。此後五代宋金元歷代,長安失去了中國大一統帝國首都和經濟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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