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淮生:傳真寫夢發幽微——周汝昌著《曹雪芹小傳》

周汝昌著《曹雪芹小傳》由百花文藝出版社於1980年4月出版，周策縱作序，這是「二周」訂交不久的一次愉快的學術交往，周策縱稱之為「墨緣」。

《曹雪芹小傳》

周策縱說：

現在這空前的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議即將在美國召開，並已邀請汝昌和世界各地其他紅學專家前來出席。恰好他的《曹雪芹小傳》也要出版了，我且匆匆寫下了一首小詩，來表示預祝這兩件盛事，並且用來結束這篇序言：

傳真寫夢發幽微，擲筆堪驚是或非。

百世賞心風雨後，半生磨血薜蘿依。

前村水出喧魚樂，野浦雲留待雁歸。

且與先期會瀛海，論紅同絕幾千韋①。

周策縱的紅學影響是與他成功地籌劃1980年6月於美國威斯康辛召開的首屆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有直接關係，這是一次紅學國際交流的盛會。

黃霖說：「他不辭辛勞，奔走海外，主辦了兩次舉世矚目的《紅樓夢》國際學術會議，使『《紅樓夢》一書之光焰如日中天』。僅憑此一點，周先生在紅學史上也就不能不令人矚目了。」②筆者曾在綜論周策縱的紅學研究業績的文章中說：「『兩周』（周策縱和周汝昌）交誼關乎紅學。」③

周策縱為《曹雪芹小傳》作序顯然有助於這部人物傳記的傳播，周汝昌對此自然心領神會。

《曹雪芹小傳》

周汝昌念念不忘地說：

《小傳》卷首，即他賜序，為紅學史上一重要文章……他在序中首次提出了雪芹書中的『痴』義，是受晉代阮氏諸賢的影響。在他的啟示下，我於一九八六年重到『陌地生』而撰作《紅樓夢與中華文化》時，便特設了專章細論這個重要的文化精神問題④。

「陌地生」即周策縱的居住地，他關於《紅樓夢》「痴」字奧義的闡發直接啟發了周汝昌。

周汝昌在《曹雪芹小傳》「總序」中說：

《曹雪芹小傳》出版於1980年，原是《曹雪芹》（1964，作家出版社）的修訂擴充之本。雪芹的家世，已由《新證》考訂粗備，而生平則史料奇缺，本是無法成「傳」的，但為了填補這一巨大而重要的空白，「知其不可為而強為」，勉力以赴，鉤勒出一個『聊勝於無』的輪廓來。

書出後頗獲專家學者的獎許與鼓勵，於是方悟此一主題雖然探討起來困難萬分，卻是值得繼續努力的一項『扛鼎』之重任與勝業。上文已述，《新證》雖然『曹學』成份很重，實質是文、史、哲綜合型論著。因此可以說『曹學』的正是成型，應以《小傳》為其代表⑤。

《曹雪芹小傳》

「總序」這段話談了幾個關鍵之處：

一是曹雪芹生平史料奇缺，只能勉力鉤勒出一個「聊勝於無」的輪廓；二則為曹雪芹作傳是一項「扛鼎」勝業，值得勉力而為之；三則《曹雪芹小傳》堪稱「曹學」的代表性成果。

對於以上三個關鍵之處，能夠真正理解且認同者並非多數，其中的緣故既有對「曹學」認知上的差異，也難免非學術的人事方面的糾葛。

周策縱對《曹雪芹小傳》作者周汝昌的「了解的同情」則尤其值得一提，他說：

大家都明白，我們對曹雪芹這偉大作家的一生是知道得太少了。我們不但沒有足夠的材料來寫一部完整的曹雪芹傳，就連許多最基本的傳記材料，如他的生卒年，父母到底是誰，一生大部分有什麼活動，到今天還成為爭論的問題，或停留在摸索的階段。

事實上，世界幾個最偉大的文學家的生平必竟如何，也往往令人茫茫然：像荷馬與屈原，也許是由於時代太久遠了，缺乏詳細記載；但莎士比亞（1564-1616）比曹雪芹只早生一百多年，已近於中國的明朝末期，到今天大家對他也不是知道得很清楚，甚至有人還在說，那些戲劇都不是他作的。

也許這些大家在生時正由於不受統治集團和世俗的重視，才有機會獨行其是，發揮一種挑戰和反叛的精神，創作出不朽的巨著罷。這樣說來，好像越是寫最偉大的作家的傳記，越會遭遇到最大的困難。曹雪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此我希望讀者們在讀這小傳之前，首先要想到著者所面臨的是何等的一個極端棘手的難題⑥。

《紅樓夢大觀》

由以上所談可以看出，周策縱正因為深知「曹學」中有關作者曹雪芹生平家世的難題何等棘手，所以才毫無保留地欣賞周汝昌知難而上的學術勇氣，他們之間的交誼顯然已經超越了一般的朋友情誼。

周策縱認為：

我覺得汝昌寫這小傳時，卻採取另一種很明智的態度。他把我們所已確知有關曹雪芹的一鱗半爪，鑲嵌熔鑄進他所處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文學藝術的環境裡，用烘雲託月的手法，襯出一幅相當可靠而可觀的遠景和輪廓來。

他所描寫的清代制度，康熙、雍正、乾隆時代的政治演變和風俗習慣，都詳徵史實；對於曹雪芹身世的考證，比較起來也最是審慎；大凡假設、推斷、揣測之處，也多明白指出，留待讀者判斷，好作進一步探索。這種以嚴密的實證配合審慎的想像來靈活處理，我認為是我們目前寫曹雪芹傳唯一可取的態度⑦。

《曹雪芹小傳》採取了「很明智的態度」且是「唯一可取的態度」，這番評價何其難得！這無疑可以看作是對周汝昌的學術成果的肯定和激勵。當然，同時也明確地表達了周策縱自己在曹雪芹傳記寫作方面的一種明智的學術見解。

《周策縱論學書信集》

周策縱在進一步表達自己的見解的同時也明確指出了《曹雪芹小傳》的缺陷和不足：

曹雪芹是個非常淵博精深的作家，他的思想、藝術和人格，浸潤著整個中國的深厚文化成就。我們如要充分了解他的作品和為人，也就非從多方面深入追索不可。換句話說，我們如果不從歷史、哲學、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文學、藝術，以至制度和風俗習慣等各方面的傳統來研究，那我們對曹雪芹和《紅樓夢》恐怕是不能充分了解的。

就這一未必人人都能見到的觀點說，我覺得汝昌這《小傳》和他的《新證》卻都開了好些端緒，說明他的理解早已洞見及此。有時候，他為了要了解曹雪芹更多一點，而直接證據不足，也就像我們每個人一樣，都想多推測一些，亦在所難免。但他所指出的多可發人深省⑧。

周策縱所說的因「直接證據不足」而「想多推測一些」不僅是《曹雪芹小傳》難以避免，但凡做曹雪芹傳記者都難以避免。正如樊志斌在《曹雪芹傳》「引言」中所說：

樊志斌《曹雪芹傳》

除周汝昌的《曹雪芹小傳》外，曾保泉有《曹雪芹與北京》、李廣柏有《曹雪芹評傳》。小說家也參與進來，高陽創作了《曹雪芹別傳》，端木蕻良則由《曹雪芹》一書。已有的著作，為後來人的研究和寫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問題。除吳恩裕外，研究者多排斥民間口碑資料，認為其中虛妄信息不少，然而，我們平時常引為證據的文人筆記所提供的信息，跟口碑資料相比，也難稱準確，甚至政府官書中的記載也歷來為人們所詬病。

資料的存在是一個客觀的問題，如何使用和研究，則在於研究者的學識與眼力。學識、眼力不同，從而引發學術爭議，進而從各個角度推動學術的研究。當我們把有關曹雪芹的文獻資料、口碑資料綜合起來分析，就會發現，祖宗留給我們的有關曹雪芹生平的信息並不少。

如果我們能夠再了解曹雪芹生活時代的社會背景，結合各種資料，對他的個人素養、生活情況、娛樂方式進行考察，一個有立體感的曹雪芹，就會比較清晰地站在人們面前——雖然這個形象的一些細節還有些模糊。

每個研究者都清楚地知道，在當前情況下，沒有任何一部曹雪芹的傳記不會引起爭議。但是，伸向遠方的路需要不斷有人來探索。即便走錯了，他也證明有一條路不通。何況他還有踏上前路的可能呢⑨！

既然沒有任何一部曹雪芹的傳記不會引起爭議，那麼，求全責備任何一部已經出版的曹雪芹傳記也就顯得不夠明智了，明智的態度是「了解的同情」並善待這部「相對精善」的曹雪芹傳記，《曹雪芹小傳》正是這樣一部傳記。

《簫劍集》

梁歸智對《曹雪芹小傳》的評價則別有一番見識，他在《凸顯出中華文化的浮雕——讀<曹雪芹新傳>》一文中說：

周汝昌從《<紅樓夢>新證》時代起，就被目為『曹學家』。這個「雅號」一度有嘲弄意味，譏他治學重點偏頗，重了曹雪芹的「家世」，輕了《紅樓夢》的「文本」。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周氏研紅實績的展示，這種偏見已經逐漸煙消雲散了。

「作者」和「文本」曹雪芹和《紅樓夢》，本來是不可以割裂的。這一「辯證的」識解由於進入了文化的層次而更顯示了深度。曹雪芹是中華文化的冠冕，《紅樓夢》是中華文化的精光。曹雪芹——《紅樓夢》——中華文化，真像基督教文化裡的聖父——聖子——聖靈，是「三位一體」的。

周汝昌切按住這個關穴點，攻關犯難，「用書冊的形式研究介紹曹雪芹」，一共三次。80年代初的《曹雪芹小傳》是在60年代的《曹雪芹》基礎上加工重寫的，其「質的飛躍」有目共睹。90年代初，作者又應外文出版社之約，以『外國讀者』為對象，寫出來《曹雪芹新傳》。

不過，《新傳》與《小傳》，卻是兩種完全獨立的書，它們互相補充印證，但不能彼此取代。《新傳》不是《小傳》的變形或重複，而是可以與《小傳》並列共傳的又一冊傑作。如果說《小傳》有更強的「科學性」，那麼《新傳》則有更多的「藝術性」⑩。

《曹雪芹傳》

儘管都是為了「讀其書，想見其為人」而著，《曹雪芹新傳》作為「外國讀者」的普及讀物足以起到《曹雪芹小傳》難以企及的傳播效果。不過，從紅學書評的立意而言，《小傳》則因其具有更強的「科學性」而理應首選以介紹給讀者尤其研究者。

值得關注的是，梁歸智似乎更樂於表彰帶有更多「藝術性」的《曹雪芹新傳》，他的這一態度卻與日本學者楊啟樵的態度正相反，楊啟樵則不僅在《曹雪芹》《曹雪芹小傳》二傳尤其在《曹雪芹新傳》中發現了更多的問題，而且藉此許多問題表達了他的學術擔憂即誤讀讀者的擔憂。

《周汝昌紅樓夢考證失誤》

他在《周汝昌先生<曹雪芹>傳中的若干問題點》一文中說：

周汝昌先生於紅學上的造詣，毋庸我贊一言，其代表作《紅樓夢新證》資料豐富，為治紅學者必讀。他如《恭王府考》《獻芹集》《曹雪芹》《紅樓夢會真》等都有一定價值。我欽佩周先生學識及其孳孳不倦的治學精神，雖讀先生書不多，但每一展卷，都有所裨益。然而於意所未洽處亦不敢苟同。

即以《曹雪芹》而論，頗有相異見解，今摘取一二，略抒鄙見，以求教於紅學方家。此不過為周先生掃落葉、闢榛蕪，如拙見可取，可據此修訂；如所言不當，亦可賜文駁正。或雲些微小節，何必小題大做。

此言差矣，因周先生為紅學重鎮，片言隻語均可能被引作學術根據。如《曹雪芹小傳》中有句：「雍正之康貴妃、謙妃、孝儀後，……皆包衣籍。」 (《百足之蟲》節注五)究其實「康貴妃」應作「耿貴妃」，「孝儀」乃乾隆之後。周先生偶爾失考，竟有人據此撰文，硬說孝儀為雍正後，且出自曹家。可見周先生影響力之大。……

《曹雪芹新傳》中錯字令人觸目驚心，誤植本不易避免，如「勸君莫彈食客鋏」兩句，都將「君」誤作「群」，(頁二七一)這一看便知，不必挑剔，但有些人名一錯，就不知所云。例如乾隆初發生政變，王族參與者多，但其中竟有怡親王『胤祥』字樣，(頁二六)這是明顯錯誤，因他早於雍正八年(一七三)病故，如何能於乾隆時出現？

又如廢太子嫡子寫作「弘」 (同上)，當然錯誤。另一處說乾隆有個堂兄弟，名字居然也是叫「弘」。(頁三二一)一般讀者的困惑可以想像。又曹寅於康熙五十一年病故，《新傳》說他是「五十一歲的中壽」。(頁二四)《紅樓夢新證》卻作「享年五十五歲」，兩者歧異。總之，筆誤也好，誤植也好，諸如此類應予訂正【11】。

《曹雪芹傳》

楊啟樵是一位清史學家，他所看到的周汝昌在《曹雪芹》傳記中史料引用的諸多問題實屬學術上的問題，這顯然不屬於梁歸智所謂「藝術性」的範疇。

楊啟樵從以下六個方面指出所存在的問題：(一)雍正篡位和張廷玉竄改實錄；(二)何人支持雍正纂位；(三)雍正任用舊僚質疑；(四)皇子序齒問題；(五)高斌自盡說；(六)《大義覺迷錄》的銷毀。

這一方面表明楊啟樵認真仔細地閱讀並研究了周汝昌所作《曹雪芹》傳記；另一方面則表明楊啟樵對曹雪芹以及「曹學」研究的關心。他不希望周汝昌像端木蕻良那樣寫「杜撰」的小說。

於是，他便熱切關心地說：

周先生是撰傳記，對象是「全世界各國讀者」，而且「本書體裁是向世界讀者介紹有關傳主曹雪芹的研究之成果」，不至於利用到」杜撰「的小說。希望這是瞎猜，請周先生公布出典澄清【12】。

當然，楊啟樵的用心是善意的，也是真誠懇切的。至於「周先生公布出典澄清」的懇請是否得到了令人滿意的回應，筆者不得而知。

《泣血紅樓：曹雪芹傳》

不過，周汝昌以下陳情則同樣真誠懇切：

我主觀上仍然抱著力求嚴謹的精神，一般都做到言必有據，個別的地方帶有推斷、假定的成份，但也各有其一定的線索和理由。對於一些我一度輕信的「傳說」，後來發現其破綻的，都已刪去，或明文表示糾正。

要探索歷史學術真相真理，改正自己原先的錯失，是起碼應有的治學精神，這絲毫也沒有什麼「不光彩」可言。至於後來發現的一些有關曹雪芹的資料（不指家世部分），凡是我沒有引用的，就說明我對它們的情況不甚清楚，願從審慎。

有一些，是我從一開始就不能無疑的，當然更不涉及。但我並不準備在這裡進行論證考辨。拙著《新證》「後記」中（1125-1126頁）的一段話，還是繼續有效。

我所抱的態度，也不過是想對我們的學術事業負責，對曹雪芹這個作家的歷史真相負責，並有利於百家爭鳴，我懷疑某項資料，並沒有對哪位同志的意思，這是正常的現象，是不應引起什麼誤會的。

事情很清楚：拿了某些來不明的資料當作「營養」，並不能使研究視野更「健康」，相反，一定會大大有害於歷史真實，大大歪曲這個偉大作家的精神面貌。我為雪芹而努力寫作，不知休息，不計假日；又為了寧靜，常常與冬夜寒宵結緣，夜神忍凍，獨自走筆，習以為常，是苦是樂，也覺難分。

我曾有些寄友人的一首七律，起聯說：「夜寒燈火在書帷，霜月相關午漏稀。」結聯說：「得失安能逃愧負，素心耿耿對清輝。」略見其情境之一斑。至於使我不能好好構思運筆的種種幹擾妨害，更是無法盡述，有時竟欲擱筆不作，強自振奮，一方堅忍，想到讀者們對我的期望和鞭策，就增添了氣力。——但是，這樣產生出的文字，其不能令人滿意、令自己滿意，就無待表歉了【13】。

《曹雪芹新傳》

周汝昌申明：即便個別的地方帶有推斷、假定的成份，但也各有其一定的線索和理由，顯然不是小說般的「杜撰」。他在受到「種種幹擾妨害」（包括求全責備的批評）的情況下堅忍地寫作曹雪芹的傳記，即便不能令他人滿意（包括不能令自己滿意），也是無愧於心的。

當然，這樣的陳情是否能夠得到楊啟樵的「了解的同情」呢？筆者同樣是不得而知的。

其實，如果楊啟樵能夠認同梁歸智的以下闡釋，應該不至於一定要求「周先生公布出典澄清」吧！梁歸智在《紅學泰鬥周汝昌傳》一書中如此說：

周汝昌寫學術文章，不是那種用「死材料」和「形式邏輯」的運作，以寫成「純客觀」的「科學論文」，而是帶有感情投入和靈感突髮式的特點，搞學術研究也有點像作詩，需要心態機緣以「一氣呵成」，一旦時過境遷心態改變，即使勉強為之，也不復有那種神採氣象了【14】。

《曹雪芹小傳》《曹雪芹新傳》很好地體現了這種注重情感和靈感勃發的特點，即《曹雪芹小傳》《曹雪芹新傳》的「藝術性」特徵不同程度地影響其「科學性」特徵，其中影響最大的應屬《曹雪芹新傳》。

劉再復如同梁歸智一樣最欣賞周汝昌的紅學路向，當然欣賞《曹雪芹小傳》、《曹雪芹新傳》的寫作筆法和旨趣。

《紅樓哲學筆記》

劉再復說：

周先生的成就不只是考證。今天藉此作序的機緣，我想用八個字來評價周汝昌先生，這就是「總成考證，超越考證」……

二十年來，我無論是讀周先生的《新證》，還是讀周先生的《曹雪芹小傳》、《曹雪芹新傳》、《紅樓家世》、《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等著作，都從中吸取了豐富的思想營養，這些營養概括起來，大約有三點：

（1）確認《紅樓夢》乃是空前啟後的中國文學的最偉大的作品；是人類世界精神水準的偉大坐標之一。

（2）一切考證、探佚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把握《紅樓夢》的無量文學價值；（3）感悟《紅樓夢》關鍵是感悟其無人可比的精神境界，而不是什麼『文學技術』之類……

周汝昌先生能抵達這一境界，不是考證的結果，而是悟證的結果。換句話說，這不是「頭腦」的結果，而是心靈的結果。正如歸智先生在「傳」中所說：」周汝昌研究《紅樓夢》，只是憑著一顆天賦以詩才、哲思、史識的心靈，在搜集的大量史料和小說文本之間遊弋感受，與作者曹雪芹作心魂的交流，這樣得來的所感所見，自然與那些在新舊教條籠罩下的研究者大為不同。很自然，他的所感所見，也就不能為那些研究者所認同和理解了。「

周先生用「天賦的心靈」去和曹雪芹交流，以心傳心，以心發現心，這便是悟證，便是超越考證的悟證。所以我除了用「總成考證，超越考證」八字之外，還要用另外八個字來評價周先生，這就是：考證高峰，悟證先河。

二十年來，我在閱讀《紅樓夢》和寫作《紅樓四書》時，用悟證取代考證與論證，著意使用另一種方法和語言，使悟證更具規模，但這種「以心發現心」的方法，其實周汝昌先生已開了先河。

他在《紅樓十二層》中說：悟性——比考證更重要。為表達這一意思，他特作詩云：「積學方知考證難，是非顛倒態千般。誰知識力還關悟，慧性靈心放眼看。」說的多麼好！

倘若局限於考證或實證，周先生絕不可能重新提出陳蛻九十年前的大問題與真問題，也絕對不可能成為中國文學第一天才的卓越知音【15】。

《紅樓夢悟》（增訂本）

劉再復在「證悟紅樓」這方面將周汝昌視為知己或導師，惺惺相惜之情溢於言表。他所謂「周先生用『天賦的心靈』去和曹雪芹交流，以心傳心，以心發現心」實則可以理解為鮮明生動地昭傳曹雪芹的真精神，這一點正是《紅樓夢小傳》與其他作者的曹雪芹傳記最顯著的區別之處。當然，這種區別究竟能否被讀者認同則又難以情測。

周汝昌在《曹雪芹小傳》「後記」中稱如果沒有諸如《四松堂集》《懋齋詩抄》《棗窗閒筆》《永憲錄》《延芬室稿》《綠煙瑣窗集》《春柳堂詩稿》等文獻史料的發現，我們至今對曹雪芹是一無所知的。當然，如果沒有《紅樓夢新證》的出版，也就不可能有《曹雪芹小傳》的出現。

《曹雪芹小傳》是在《曹雪芹》一書基礎上完善的，而《曹雪芹》一書據周汝昌自己說：「從出版史上看，系統地研究介紹曹雪芹的學術論著，這卻算是第一部了。」【16】

《曹雪芹新傳》

總之，《曹雪芹小傳》能夠在缺少更多直接性材料的情況下，以零星的材料鉤沉編織出曹雪芹生平的脈絡，並以不乏詩情的筆法昭傳曹雪芹的真精神，從而為「曹學」提供可資借鑑的研究資料，實屬難得了。

注釋：

①周汝昌：《曹雪芹小傳》，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第14頁。

②黃霖:《微瀾集——黃霖序跋書評選》，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頁。

③高淮生：《陌地生痴心但求解味，白頭存一念推廣紅學：周策縱的紅學研究——港臺及海外學人的紅學研究綜論之四》，《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13年第5期。

④周汝昌:《天地人我》，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350頁。

⑤周汝昌：《曹雪芹小傳》，華藝出版社1998年，第1-2頁。

⑥周汝昌：《曹雪芹小傳》，華藝出版社1998年，第1頁。

⑦周汝昌：《曹雪芹小傳》，華藝出版社1998年，第1-2頁。

⑧周汝昌：《曹雪芹小傳》，華藝出版社1998年，第10-11頁。、

⑨樊志斌：《曹雪芹傳》，中華書局2012年，第4-5頁。

⑩梁歸智：《蕭劍集》，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7-88頁。

【11】[日本]楊啟樵：《周汝昌先生<曹雪芹>傳中的若干問題點》，《紅樓夢學刊》1998年第2輯。

【12】[日本]楊啟樵：《周汝昌先生<曹雪芹>傳中的若干問題點》，《紅樓夢學刊》1998年第2輯。

【13】周汝昌：《曹雪芹小傳》，華藝出版社1998年，第243-244頁。

【14】梁歸智：《紅學泰鬥周汝昌傳》，灕江出版社2006年，第217頁。

【15】劉再復：《中國文學第一天才的曠世知音—梁歸智《周汝昌傳》序》，《書屋》2010年第12期。

【16】周汝昌：《曹雪芹小傳》，華藝出版社1998年，第2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