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社會當前的性別論爭，伴隨著「封殺文化」的行動形式，逐漸進入了中國公眾的關注視野。回顧近來的文化界新聞，存在某種一致性：《哈利·波特》作者J·K·羅琳因為在推特上多次表明女性與跨性別女性的不同，被一些LGBTQ群體指責為「排除跨性別者的激進女性主義」(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s/ T.E.R.F.)，進而主張封殺和批評她之前的小說作品；隨後，她與《使女的故事》作者阿特伍德等一百多位作家、學者聯名發表公開信，對抗議活動存在的一些極端化趨勢深感憂慮。
這一波性別論爭主要圍繞跨性別者的權利、身份與社會命名問題展開，都是老生常談的議題，但由於捆綁了當前英美社會的「政治正確」、「封殺文化」、網紅以道德議題來動員粉絲進行網絡攻擊、以及新保守主義崛起等現象，使得原本已經夠複雜的性別與社會分工問題，又疊加了歷史遺產、言論自由和網絡世界的倫理學等主題。
153名藝術家、作家和學者發表了名為《論公正和公開辯論》（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的聯名公開信。
這裡涉及的任何一個主題，都足以長篇大論展開分析，對社會整體來說也是值得公開辯論、需要共識的問題。然而，本文想討論的並不是「跨性別女性是不是女性」、「同性戀者應不應該與異性戀者享有同樣權益」等話題，這一類話題可以說是法權問題，處理的是特殊者與普遍性的種屬關係。
在這些性別爭議之中，有一個值得細心留意、但很少被當成問題來提出的現象：當羅琳說「跨性別女性不是女性」時，大量站在進步主義角度的反駁者提出相反的命題：「跨性別女性也是女性」，並認為羅琳的命題反映了她的保守性。
本文想開展的問題，就來自這個現象觀察：為什麼在性別、民族、種族等涉及身份認同或小眾成員社會融合的議題中，一些平權運動的參與者會把磨平差異的主張看作是「開明」或「解放」（「解放乳頭運動」可以看作這種論述形式的典型）？或者反過來問，為什麼強調差異性的人往往會被抨擊（當然也會自認）為保守主義者或父權支持者？
撰文 | 葉雯德
1
承認性別差異，
就是支持性別不平等制度？
首先要說明一點，在這波論爭中，羅琳的推論確實有保守主義者常犯的滑坡謬誤。
比如，羅琳因為強調女性與跨性別女性（即生理性別為男性、性別認同為女性者）的差別而被批評（詳見被哈利·波特粉絲網站「開除」，J·K·羅琳是「自食其果」嗎？）。她擔憂跨性別身份會被性犯罪者利用，但這種論述頗為蹩腳，因為跨性別身份與性犯罪手段之間並沒有顯著聯繫——這種利用當然是可能的，但性犯罪者同樣能利用其他形式，例如金權誘惑、武力、欺騙等。
英國一位跨性別男性平臺主播Jammidodger就清晰地列舉和反駁了羅琳論述的含混性。Jammidodger等人雖然強調跨性別社群，但並沒有否認過性別差異的存在——本文想要討論的不是「性別差異是否存在」，而是另一個層次的現象：為什麼對差異性的側重常常與保守性聯結、對同一性的側重常常與解放性和平權聯結，這種認知和行動形式在理論邏輯上是如何構成的？
人們常常只能為自己的立場辯護，而沒有看到立場之間的論爭也會強化每個立場的不同，因此就沒察覺同一性和差異性邏輯的存在和動態。當一個人說「男女有別」、「跨性別女性不是女性」時，他並不一定歧視和排擠女性與跨性別女性，也不一定反對她們的合法權利，而可能純粹認為這三者存在不可化約的差別。
幽默圖片：假如男人、女人是機器。
在極端保守主義者和絕對平權主義者之間，有大量人僅僅認為性別差異存在，但又不反對性別平等的理念。持這種立場的人（男女、異性戀同性戀都有）在聽到一些極端女性主義者的完全平等論述時，常常會感到匪夷所思，於是反而會刻意重新強調男女差異，結果被這些女性主義者指責為父權制的支持者——用學者巴特勒的話來說就是，女性主義者這種述行（performative）論述反而生成出父權制支持者。
承認性別差異的存在，與支持性別不平等制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是，性別議題的論爭者經常將兩個概念融合成一體：極端保守主義者認為性別差異的存在證明了性別的不可能平等；絕對平權主義者則同樣認為性別差異的存在是性別不平等的前提，因此為了實現性別平等，就首先需要消滅性別差異。
這兩個水火不容的立場，卻同樣將兩個概念捆綁起來：性別差異與性別不平等被看作有緊密的因果關係。這種概念捆綁，起源於一種更深刻的、進入到認識論維度中的含混：無法區分性別的質性差異，與性別權力的量性差異。
對質性差異和量性差異的含混，以及透過同一性來取消差異性的傾向，被法國現代哲學家柏格森看作理性主義和空間性思維的錯誤。空間性思維的錯誤並不只出現在性別議題上，也出現在民族或種族問題上。
在評價這種行動框架的功過或作用之前，本文更想要從「同一性」和「差異性」這對哲學概念的梳理中，分析今天的社會身份紛爭問題的意義和邏輯，並且嘗試提供理解性別問題複雜性的另一個方法。
2
為什麼一些剛強、獨立的女性主義者，
反而會壓抑自己的情感和欲望？
任何平等主義的邏輯核心，就是排除差異，然後將差異者歸入同一的普遍系統中，使得這些差異的事物或人可以在社會上與他物和他者流暢交換，共享同樣的權利和實行同樣的義務。
威權主義和浪漫主義就與這個邏輯相反，主張某一些東西有不可與其他事物平等交換的特殊權威和超凡力量。這兩種對立的傾向雖然在文化、情感、習慣與社會認識上有很多差別，但從概念的核心來看，它們之間的差別僅在於，前者以同一性統合差異性，後者以差異性壓制同一性。
女性主義平權運動對同一性的追求，也就是將女性歸入到社會交換網絡中：兩性同工同酬，家庭的養育功能被看成經濟化的再生產作用，也都是同一性邏輯的社會要求。平權主義者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同一性、去除差異，從社會平等的角度來說是正確的。然而，那些絕對差異無法被化約、無可被完整表達、不能平等與其他事物交換，但它們同樣是真實的東西，例如身體經驗、記憶、情感、自我認同感、自我懷疑。這些真實的差異，又如何被同一性邏輯所處理呢？
中國臺灣關注平權議題的自媒體「苦勞網」記者王顥中，早前在社交平臺發表了一篇評論，很能表達出女性平權主義的同一性邏輯局限：在盛行「女力」形象的美國流行樂壇中，唱作歌手拉娜·德蕾反其道而行，其歌曲所表達的是女性對男性的情慾、愛情關係中的軟弱、依賴和晦暗情感。王顥中發現，許多自稱女性主義者的女孩喜歡德蕾的音樂，但卻不理解甚至羞恥於自己會沉迷在這些「不健康」和「不進步」的情緒狀態中。他認為這個現象反映了女性主義在談論女性主體政治化時，遺漏了一些「殘餘」：這些無法交換的情感真實存在，但正是因為它們無法交換、難以被給予社會意義、不可被動員成政治力量，從而被女性自己當成奇怪和不應擁有的殘餘東西。
唱作歌手拉娜·德蕾。
一些女性主義的主張會被批評為一種鏡像、顛倒的男性主義，便是因為兩者對殘餘東西都有同樣的敵意和蔑視，都想要用自我規訓的方式否定無法交換的情感，以建立出一個剛強的、獨立的主體性格，結果也同樣造成情感的壓抑、禁欲主義和對私人情愛生活的羞恥感。
女性對女性、女性對自己壓抑的現象之所以存在，或許可以被歸因成父權制對女性壓抑的殘留。但本文想要提出一個哲學式的框架，將這種現象理解為同一性邏輯否定差異性的其中一種模態，換句話說，我們想要提出一個更根本性的二元對立框架，來理解男性女性、陽性陰性之間的社會對立。
哲學似乎與性別問題無甚關係，這並不只是因為古典哲學家的直男比重大大超過其他專業，而且也因為哲學的內容本身就去性化。性別特質的有無，可以說是區分古代宗教或玄學與哲學之間的重要原則之一：在不同文明的神話、宇宙論或倫理論述中，都有男女、陰陽、生育—摧毀、社群—家族、公共—私人等建立在性別對立之上的概念。法國精神分析學家拉康因此認為原始科學是一種性別技術。
哲學雖然也使用對立性的概念，但性與性別並不在其視野之中：形式—內容、普遍—特殊、存在—非存在、必然—偶然、先驗—經驗、主體—客體等，都是性別中立的範疇——哲學如何可以用來理解性別問題呢？在此，我們需要先對哲學史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筆者在此借用的是法國當代哲學家德勒茲的理論，但並不是他最常被後現代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引用的「生成」（becoming）和「遊牧」（nomad）概念，而是他在早期著作《差異與重複》所提出的西方哲學史脈絡框架。德勒茲認為，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笛卡爾—康德這個理性主義道統之外，古希臘的智者派、斯多亞主義、近代的斯賓諾莎、萊布尼茨、休謨，以及現代的尼採與柏格森構成另一條足以與前者分庭抗禮的哲學史脈絡。
法國作家、哲學家德勒茲，後現代主義的主要代表人之一，致力於對欲望的研究。
德勒茲的看法是，由柏拉圖開始，理性主義哲學雖然想要處理差異性，但最終都是將差異歸入到同一性之中。例如，柏拉圖的理型論要旨在於以理性的同一性來統合感性世界的雜多性：一些馬是黑色的，一些馬是白色的，雖然我們感覺到它們之間是有差別的，是不同的個體，但我們仍然可以用顏色、馬、動物這些共相（universals）來統合這些差異的個體。在理型的統合下，感性事物的變化和差異也就有著限度，使人能夠用一種普遍性的方式去認識、解釋和安置每個特殊事物。
這種同一性「吸納」差異性和雜多性的原則，在近代哲學則有主體概念的轉向。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目的在於論證反思主體的不可減除：當我們將一切事物都假定為虛幻之後，仍然有一個無可減除的東西，這就是進行懸置和反思的「我」；康德則提出了先驗主體（transcendental subject）概念：他認為必定有這種自我同一，不會隨著差異與經驗事物的生滅而變化和消失的堅定主體，而且它內在就有認識事物的範疇。
因為篇幅問題，我們在此只能粗略列出這些理性主義哲學要旨，無法仔細演示哲學家的推論過程。然而，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他們這種理論設計如何響應了實際的社會需要。一對多、同一對差異的整合，對社會交往和科學來說是必要的，或者更準確來說，這種整合對法權來說是必要的：人在每一刻都發生各種大大小小的變動，假如我們認為上一刻的你和這一刻的你是兩個不同的人，因而你上一刻的行動並不能確保這一刻的結果，那麼法權就無法實行；社會成員為了達到有效溝通，確保雙方表達和理解的意義相同，一定需要取消語氣和聲音等差異；商品買賣也必須取消商品和貨幣的性質差異，只確定它們的價值同等。
側重同一性的理性主義哲學有著社會面向，反過來說，社會運作本身也需要實現差異事物的同一化——這也就是現代性概念的核心。現代社會的特性是社會交換的高度流暢，沒有什麼事物有著不可被反思所穿透的堅固性和權威。所謂交換，並不單指經濟物的互通有無，也包括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權力的讓渡、知識的傳播等等。這就意味著一樣事物可以被另一樣事物、一個概念可以被另一個概念表達出來，而差異事物之間的可交換性，必須建基在同一的、平等的根據之上。
這種同一性—差異性關係最顯著的表現，就是商品交換：商品自身的物理特性或功能差異是其次的，商品需要多少勞動力才是主宰交換的法則。事物的量性規定（價值）成為了統合質性差異事物的同一根據和共相。
從同一性統合差異性原則的社會面向來看，女性主義並非如一些厭女症所批評那樣，是溢出平等主義之外，對優待的過分要求，而是平等主義的其中一個模態。任何一個主體在生產同樣產品時，只要投入同等的勞動時間就應該獲得同等的工資。女性主義社會要求的正當性就在於，他們是要將這種同一性原則擴大，以純粹主體的身份來排除性別差異的身份，而不是追求另一個差異性原則——以「女尊男卑」來取代「男尊女卑」。
3
絕對平等主義 vs 蒙昧保守主義，
看似對立，卻存在一致性
平等主義作為一種倫理和社會要求，它的概念和邏輯基礎，就是差異事物之間的同一根據。性別平權運動的同一性社會要求是正當的，但時常出現的局限，也正在於他們在追求同一性的時候抹煞了差異性，甚至認為那些不可交換的殘餘是反女性的、父權制的遺毒。
但如果我們忠實承認同一性和差異性、可交換性和不可交換性的事物都是真實存在，就會看到女性可能遭受的壓抑其實也是雙重性的：一是社會不平等導致的屈從地位，二是殘餘情感和個性被蔑視、因而對突兀的自我感到羞恥。這兩種壓抑都與性別有關，因而很容易被捆綁在一起，甚至被模糊成同一回事。比如德蕾樂迷的困境和不解，其實就透露了雙重壓抑之間的模糊性。
在性別平權運動的同一性原則下，前一種壓抑可以被解決，但卻可能加重了後一種壓抑。一種常見情況是，當一個女性脫離了屈從的社會地位，得到經濟自主和社會認同後，卻仍然感到有個性上的壓抑，但她可能會將這種由差異、情慾以及殘餘的存在所引起的壓抑感，錯認為平等不足而引起的問題，結果是自我認同感並沒有隨著事業發展而上升。
但是，這些情況的發生並不是因為同一性原則或平等主義自身有錯誤，而是因為社會主體以同一性原則僭越差異性，沒有將它們當成兩個不同的範疇，進而沒有以相應的行動方法和心靈模式處理自己的差異。這可以說是德勒茲與柏格森批判理性主義脈絡的最重要起點：他們反對的不是科學和事物的清晰關係，而是反對那種認為世界只是一個交換性和化約性網絡的理性主義觀點。
讓我們先回到哲學史的整理中。柏格森曾經被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奠基者盧卡奇歸成反動的非理性主義哲學，而正是他對理性主義和同一性原則的批判啟發了德勒茲。重要的問題是，反對以同一性統合差異性，是否就等於反對平等主義？這個問題的應答關鍵在於，處理差異性和特殊性的態度本身也需要細分成兩類形式。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法國哲學家，192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著有《創造進化論》等作品。
第一類可以稱為蒙昧保守主義，這種態度經常對性別平權和開放作滑坡謬誤式響應，例如認為同性婚婚姻合法會讓更多小孩變成同性戀，但我們不能因為他們在論證方法上的拙劣，就不去審視他們的立場規定：保守主義拒絕將性、性別身份和家庭放在社會平等交換網絡之中。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對差異性的承認大於對同一性的承認，不過因為他們反對同一性（科學、理論理性也是同一性邏輯的產物），也就只懂得以蒙昧和煽動的方式固定差異，把差異的東西看成既定和無條件的。
絕對平等主義以同一性、諸事物之間的可化約性，來統合差異的事物和取消殘餘，而蒙昧保守主義反對以同一性統合差異性，但其方法是將差異場域拔高到無可與他物交換。這兩種對立立場其實是同一個認識論預設的兩種鏡像：他們都認為同一性和差異性之間是此消彼長、非黑即白的相互否定關係，結果在社會論爭之中，既相互攻擊，又相互構成對方與自身的內容。
柏格森本身並沒有談論太多性別和社會議題，但他的哲學就是針對理性主義與蒙昧主義的同構性——他固然批判理性主義和同一性，但又沒有落入蒙昧固化差異的保守主義問題中，這在理論上怎樣做到？柏格森的原則，在理論構造和社會實踐時常常被忽略，但說出來卻非常簡單：在他看來，同一性和差異性是兩種東西，不能相互化約。從柏格森哲學的角度來看，絕對平等主義與蒙昧保守主義的同構性和各自的錯誤，就在於它們都無法理解不可交換性和絕對差異性，因而總是以能否交換為原則評價事物（平等主義：能交換的是好的；保守主義：不能交換的是好的）。
如果只以交換性來理解世界，結果就會將不可交換、非循環的研究對象，看成是錯誤的或神秘的，人們經常以斷裂的靜止解釋連續的運動、以機械論解釋生命、以空間廣延解釋時間綿延、以交換—理性主義解釋個體心靈，以及以數量的對等性（equivalence）解釋性質的差異性（difference）
但這個錯誤並不只發生在科學研究對象上，而更多發生在人的自我理解中：每個心靈都時刻在變化，而且記憶和習慣也時刻影響當下事物，並沒有兩個一樣的心靈，同一個心靈內在也沒有重複性。因此，一旦以交換性來理解自我，反而會將心靈視作神秘、無意義、空虛的東西，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也是絕對不可能和絕對無意義的——同一性統合差異性、交換性排除不可交換性的邏輯，就是這樣從解放性和平等主義的原則，變成自我否定和虛無主義的基礎，而只要擺脫交換性的要求，就會理解心靈與心靈之間並非只有交換關係：心靈既然是不可交換和不可等量化的絕對差異者，因而相互感染、誘惑和協奏是完全合法的溝通方式。
柏格森認為同一性僭越差異性，以及差異性壓抑同一性這兩種錯誤的出路，都在於理解和承認人的雙重性，以及雙重性之間可以分解：同一性的社會自我，與差異性的內在自我是兩種不同的模式，而一個真正的開放社會和健康心靈就是懂得區分兩者，在處理不同性質的對象時能夠恰當轉換思維方法。
電影《婦女參政論者》（2015）劇照。
4
直男癌、厭女症者，
既傷害女性，同樣也在傷害自己
柏格森的哲學理論，對性別議題來說有什麼啟發呢？
柏格森的非理性主義哲學本身，並不為任何政治目的和社會要求服務，而他對心靈雙重性（同一性—社會、差異性—個體）的承認，當然也不能被理解為勸喻我們只需提高自我修養，不參與社會。
柏格森哲學的作用並不在於把問題簡化，也不是消解社會的二元對立，而是相反，它要將真正的對立區分出來。柏格森哲學設定了同一性—可交換性與差異性—不可化約性為事物的最根本對立形式，這種洞見並不導向任何特定行動，而是提供一種理解現實社會對立的理論坐標。
放在性別議題來看，柏格森哲學既複雜化了、又更有效地理解性別論爭中的立場關係。例如，從可交換性—不可交換性這種對立來看，我們除了看到女性壓抑的雙重性之外，也看到厭女症與直男癌可以說是兩種態度的反女性：前者反對女性的平等地位，而後者無視女性個體心靈的絕對差異性；對前者來說，性別之間的平等交流是壞的，對後者來說，性別之間的平等交流是不可能的。
厭女症對女性的敵意和鄙視，實際上就是對社會同一性原則的否定，如此說來，這種否定對他們自己來說也是有傷害性的，因為這也意味著他們取消了自己有接受平等權利的地位；而直男癌則因為無法理解他者心靈的不可交換性，他自己那不可交換的心靈也同樣空虛和無可被理解。同樣需要強調的是，厭女症和直男癌傾向在男女身上都可能出現，也可以在同一人身上共同出現。
歐美男權運動的抗議。
保守主義與絕對平權主義的對立，如何抱有同樣的認識論假設？他們都模糊了性別的質性差異和性別權力的量性差異，而這種性別問題上的含混，又是起源於兩者都同樣以交換性來評價事物。
但是，說絕對平等主義與極端保守主義有同樣的起源和前設，並不是為了將它們打發為同樣的東西，而是想說明它們的鏡像關係和相互構成。因此，性別解放運動的前途也必須保留雙重性質：社會平等交換場域需要去除性別差異，但性別差異在情慾和心靈溝通場域中可以被完全肯定——這可能意味著性別與社會總體的分解，而不能在性別立場的論戰場域之中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