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我們日夜奔波操勞，為的是那點錢嗎？不妨說是為了生存和更高層次的價值。更好的生存是錢直接決定的，人生價值在某方面也算是間接決定。
如何在那點數字貨幣、現實生活和精神狀態三者間找到一個最好的平衡點，並不斷延伸是我們苦心積慮的。
之所以每日困頓在其中，是因為這也是門大學問。財富觀同樣是我們的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千百年來也是一個大命題。這種東西每個人情況不同，便只能自己在生活中摸爬滾打一一體會。但還是能從一些前人身上吸取些經驗的。
古代那種「殺富濟貧」擾亂社會生產和扭曲的封建制度下結黨營私自是不可取了。而到民國間，新型經濟的到來，兩位文學大家魯迅和胡適的財富經營還是很有意思的。
「一代文豪」魯迅：持家型的細水長流終成海
先談魯迅，肯定不陌生。出生小康家庭，而後父親生病家道中落。去日本求學，後發現國民的思想更弱於體格，便棄醫從文，最終成了中國現代新文化中的中流砥柱。那麼他的經濟生活是怎麼樣的？
魯迅收入主要是以賣文為生，沒有了科考為官，新型的報刊便是文人的生存來源，向各種期刊、報社投文章。當然名聲顯著，還是受到了不少人邀請，去北京各大學任職教書，也曾在教育部擔任過科長職位。拿著每年3000銀元還經常欠薪的工資。
從1909年回國擔任過一段中學教師算起，再到1912年5月北京任職，開始了「北漂」生涯，到1919年魯迅和弟弟周作人花了3675元買下八道灣11號一座四合院。外加以後魯迅的名聲更大，學校任職講課和報刊稿費也是更多了。
據學者陳明遠計算，「魯迅在上海生活的整整9年間（1927年10月-1936年10月）總收入為國幣78000多元，平均每月收入723.87元（合今人民幣2萬多元）。」這是10年前的數據，估計是如今每月人民幣4萬元，對比來看，還是很富足的。
當然這只是數據，當時社會各種物價繁雜，不足以作為參考。更重要還是魯迅對財富的觀念。魯迅對國民劣根人性的剖析可謂深刻，正因如此，批判上言語也是犀利無比，罵過不少人，是當時黑暗世界吶喊的一位鬥士。但這麼一位鬥士，也經常因錢為難。
即使是一代文豪魯迅，也希望擺脫這種金錢困境。
魯迅認識到財富的不可或缺，憑自己賺到的錢是一分不能少的，而且這樣認真的債主，也沒有誰不買帳。
還曾和一個北大學生李小峰打過討債官司，最終還是鬱達夫來做和事佬。有個書商採用魯迅作品，字數不計標點符號，魯迅於是就決不加標點，最終只得書商妥協。可以看出魯迅似乎是對金錢很執著，旁人或許多少會有嘲諷之意。
但看重錢和守財奴不能並談，因為只有看重錢，才能生產經濟價值，社會才更進步。若拘泥古代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和「劫富濟貧」那般的觀點，那才是錯誤的財富觀。
而且魯迅在花錢方面還是很大方慷慨的，為家人團聚買房，照顧一大家子，或者出資捐助也沒有含糊吝嗇。也直到人生最後階段，魯迅才算得上「財務自由」，開始輕鬆地品味生活，租住獨幢別墅，經常陪家人看看電影、下館子，給孩子買玩具。一代大家也終如平凡。
「打工皇帝」胡適：投資派的散盡千金不復來
反觀胡適，與魯迅是不同的。兩者也因為文學思想等觀念不同最終分道揚鑣。因此在生活方面也肯定有自己的風格。
胡適學問不亞魯迅，曾擔任過多個教育行業職務，在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獲得多種學位。
且相較於魯迅，更有一定政治色彩，曾在抗戰期間，受蔣介石要求前往美國爭取美方對中國的支持，擔任過一段駐美大使。
27歲的胡適留學回國，便在北京大學擔任教授一職，每月280銀元。
1931年，「打工皇帝」胡適在職位上的月薪已達600銀元，加上他也是新文化提倡者，很好的作家，著作的版稅、稿酬等，估算每月收入能有1500銀元，可以說是生活非常富裕。在賺錢方面，是超過魯迅的。要知道的當時蔣介石的月薪是800元，胡適的收入比蔣介石的還高，無怪乎有些人稱胡適是民國的「打工皇帝」。
而胡適的親友團眾多，單是被魯迅拉黑了。作為一個年少便意氣風發又相貌堂堂的人，結識的人自然也不少。
林語堂曾說：「在北平，胡適家裡每星期六都高朋滿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販夫，都一律歡迎。」甚至徐悲鴻、徐志摩、丁文江等人，石原皋、胡成之等親戚長期住在胡適家裡。
整棟房子就是一個文化交流中心，聚會宴飲，相比較魯迅，更像古代才子一擲千金。而胡適先生更像是一位「打工皇帝」
胡適生活不算奢華，衣食住行也算簡樸。而這錢大多便是花在了友人身上。不管親疏遠近，朋友有難，有求必應，倒有點及時雨的味道了。
他為什麼這麼做？胡適曾說，「這是獲利最多的一種投資。你想，以有限的一點點的錢，幫個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國外進修，一旦所學有成，其貢獻無法計算，豈不是最划得來的投資？」
也許「打工皇帝」胡適正因為錢多，沒有太多的困頓，所以也更肆無忌憚揮霍。但又沒有太放肆的生活需求，便把這些錢投資到交友上，也算是一種投資。
但正逢亂世，這種方式一旦遇到動亂，所謂的投資便覆水難收了。隨著抗戰的爆發，胡適也逐漸走向拮据。胡適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時，月薪五百四十美元，在消費水平較高的美國算不上高收入。剛到美國，胡適大病一場，花費了將近四千美元，更讓胡適的手頭緊了很多。
抗戰勝利後乃至後來新中國成立後，胡適雖沒太高生活需求，卻想高也高不起來了。胡適有次請前來拜訪的學生吃便飯，「圓桌上一小砂鍋湯菜，一小碗白飯，二個饅頭」而已。
1958年開始，胡適任臺灣「中研院」院長，每月兩千多，胡適想在臺北租一間房子，卻連押金都付不起，每次生病住院醫藥費都掏不出，只能堅持提前出院。
晚年，胡適曾多次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你能想像一個顫巍巍說年輕人多攢點錢的老頭會是當年那般風光的胡適先生嗎？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
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很能描述胡適的經濟狀況了。
魯迅與胡適：人生觀與財富觀的平衡
相比而言，魯迅的理財倒更適合當初的時代背景了。1928年，他對一位朋友說：「處在這個時代，人與人的相擠這麼兇，每個月的收入應該儲蓄一半，以備不虞。」
後魯迅又說：「說什麼都是假的，積蓄點錢要緊！」最後，魯迅對他的日本朋友增田涉提過一條建議：「現金應儘可能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是積五十年之經驗所發明，盼望你也實行之。」
對於曾經歷過拮据生活的他，很認真賺取每一分錢，在滿足自身需求的同時也可以更好的創造價值。魯迅的理財值得借鑑，屬於持家型理財，細水長流，慢慢來，日子總會富裕起來。
胡適的投資型理財則在當時近乎處於揮霍的地步，而動亂的年代也最終使沒有太多積蓄的他，嘗到了魯迅早年的辛酸生活。但胡適也曾說過，「金錢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撐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學識，便是很富有的人了。」
兩者的財富觀使得有了不同的生活際遇，但總的看，又何關金錢呢？他們都是找到一個生活平衡點，已經活出很充實富足的自己。
人生本就太多轉折可能，浮浮沉沉，變幻莫測，不違背任何法律道義安穩地賺錢都是可取的，努力把握命運，不如做好自己。興許兩者的心靈思想生活才是我們方要借鑑的。諸位怎麼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