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宗勝】
【6月30日，《中國居民收入分配通論：由貧窮邁向共同富裕的中國道路與經驗》出版座談會在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舉行，主題為「另一部分人什麼時候富起來？」。會議由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CCES）和格致出版社聯合主辦，南開大學中國財富經濟研究院院長陳宗勝主講，他同時也是這本書的作者。本文為陳宗勝教授在座談會上的發言整理。】
在本次出版的這本書中，實際上要講這麼幾個事：怎麼講好中國40年的故事；縱向看收入差別現在究竟是個什麼趨勢；橫向看現在收入分配格局是不是到了橄欖形；提出一些政策建議。
首先是怎麼講好中國故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改革開放的實質是什麼，指導原則、核心任務是什麼，鬧清楚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故事就能夠講好它。
成功者才能講故事。西方講海盜故事，講了殖民地的故事，講了工業化的故事，講了多少年。那我們現在有資格嗎？我們不跟別人比，跟發達國家比我們還有距離，中印之間大家公認為最有可比性。我們有資格講這個故事，所以我們應當有這個自信。
中國故事的本質是什麼，當然有很多種理解，在座的專家們每個人都有一種理解。我認為分配體制和激勵制度的改革是40年體制改革的首要和根本，正是分配體制和激勵制度的改革激勵中國經濟發展，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所以說，中國故事的實質是在改革與發展中逐步邁向共同富裕的目標。這也就是鄧小平的先富後富理論，這一理論實際上是中國故事的導演者。社會主義的本質恰恰也是要發展生產力，要共同富裕，所以這是中國故事的本質。
中國故事的指導是什麼？簡單說就是適時、適當、適度地調整公平和效率之間的關係，這在黨的文件當中體現得比較充分。80年代基本上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2002年十六大提出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這時候就開始把公平、效率似乎有點平等對待的意思。2007年十七大進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分配的關係，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從2007年開始一直到十八大到十九大，可以說逐漸把公平更加強調了，我們不好明確說公平優先，兼顧效率，但是從結果上看事實上是這樣。從2012年開始，2012年之前都是10%，接近10%的速度，2012年以後破8、破7，效率逐漸降為第二位，這個時候主張公平的策略、戰略、政策當然是佔了上位。這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吻合，所以指導思想就是適時、適度地調整效率、公平的關係。
那麼核心任務是什麼？40年來在分配領域的核心任務實際上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按勞分配理論不斷的中國化、本地化、具體化。按馬克思的理論，社會主義是應該按勞分配，但是按勞分配沒有成功的經驗，在我們之前只有前蘇東失敗的經驗，失敗的教訓。怎麼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具體市場經濟當中實踐，就需要摸著石頭過河。
每一個石頭的標誌還是比較明確。改革之初主要是恢復和貫徹按勞分配，克服平均主義。第二個階段是強調勞動內涵的擴展和支持合法的非勞動收入，到1987年十三大就提出這一點，那時候經濟發展到這個程度，勞動只局限於勞動時間8小時和計工分不行了，對其進行了擴展，像家庭勞動、精英勞動、有效益的勞動、有效益的勞動加上價格、科技研究的勞動、管理的勞動等等，很多勞動以及跟勞動掛鈎（的活動）都放在了按勞分配這個「勞」裡面。同時這時開始承認非勞動收入。
圖/中華網
第三階段主要強調按勞分配為主體，並且承認多種分配方式。
第四階段強調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體制，這就是1997年的十五大。在十五大上首次提出了混合經濟的概念，也首次提出了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概念，而且是非常明確地提出來。
第五階段是延續以上分配的表述，逐步明確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職能分工，前面說的就不重複了，有分工又有結合。
第六階段是十八大到現在，肯定按勞分配為主，在完善按要素分配體制機制基礎上，強調理順分配秩序，補齊各種短板，並且將分配不均與發展不平衡相結合。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再分配的手段要完善，特別是不僅僅把形式上表現的不平衡看成是分配問題，它背後實際上是發展問題。如城鄉不平等、區域不平等，只從再分配的角度來說，初次分配再分配都不能解決。所以這時候提出來要把分配不均和發展不平衡相結合，這就是十九大提出來的。
總之，回顧我國分配體制及相關體制的改革過程，摸索的「石頭」路標是比較清楚的，這個過程總的來說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逐步在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當中具體化，這個是過去沒有的，其他國家也沒有。經過慎重和大膽的摸索，現在我們看到，與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的混合經濟相適應的分配體制，應該是按勞分配為主體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這是初次再次分配的相互補充，也是分配和發展、改革的相互配合和結合。大概是這個意思。
改革至今大概是這樣的情況。摸石頭摸到現在，是不是成功了呢？結合前面所述，第一，我們有資格說發展結果成功了。第二，從收入差別上看，中國居民收入差別縱向軌跡表明，總體差別已經越過拐點而下降，但差別程度仍較高，從這個角度來看也是成功的。但是它也有問題，現在仍然比較高。
這個圖是從改革開放到現在，很明顯，最高點大概是在2008、2010年前後，每個側面不同的，總體上是這樣的情況，右邊的這個小圖的圓點表示各個側面的拐點，總趨勢是很清楚，都下降了，都越過拐點了，越過拐點就是成功之處。
那麼收入差距全面下降的基本原因是什麼？
第一個因素是制度因素，中國還是得跟中國的社會制度相聯繫，公有資本積累效應，公有資本的均等效應，隨著全部資源性資本、全部公共資本和近一半的經營資本的均等化效果達到一定程度，就會顯現出來。
此外是勞動差別，我們是按勞分配為主，勞動差別由於教育的普及、科技的普及，也開始過了拐點。
第三是貧困化、貧困程度、貧困率的下降、減少等等。
第四是二元戶籍人口導致的農村勞動的非農化，另一方面勞動力的城鎮化導致勞動收入比例上升。
第五是二元經濟背景下與兩種公有制相聯繫的背景下的城鄉差別下降。
第二個因素是增長和發展因素，即增長與發展帶來的經濟總量擴大帶來的就業機會、加班機會、兼業機會，以及分工深化、科技進步、效率提高帶來的收入增加等等。
第三是政策因素，如反腐、打擊非法收入、規範收入、灰色收入、小金庫的減少等等，以及限制市場的推高收入。像有些國有企業的經理拿到七八百萬，不是非法的，但都是市場推高的。總體上看應當說公有經濟收入分配的倒U曲線理論得到了證明。
收入差別下降是否越過了最高點呢？我認為是越過了最高點。（判斷是否）持續，要看什麼？看主要變量是不是下降的，看偶然有波動，是否超過了最高點。要看主要測度指標是不是下降的，看收入和經濟增長的速度是否同步，看涓滴效應等等是不是足夠大等等。從這幾方面來看是持續下降的。
從收入差別的橫切面看，就是收入差別的格局看，現在為什麼收入差別還是大？因為橫切面看，我們現在從金字塔形並沒有直接過渡到橄欖形，而是過渡到了一個葫蘆形。
大家都認為金字塔不理想，橄欖形才理想，這是公認的。黨在各種大會上也確實把擴大中等收入作為目標，但是現實當中我們是什麼樣的？這很重要。
從1985、1980、1990、1995年的圖形來看，1995年是類似飛碟一樣的形狀，然後隨著經濟發展，隨著經濟增長出現金字塔形。金字塔形的塔尖在上升，越拉越長，恰恰是經濟發展帶來的收入差別的上升，它主要導致眾數組的變化。眾數組在80年代、90年代初使總體人口都落在橫軸上。然後飛碟形變為金字塔形，金字塔形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導致的。
然後問題是可能出現葫蘆形。從2010年開始出現這種情況。我們考察了不同水平下的各省市的情況，2010年相當於中低收入階段的省份已經出現這種情況，還是大致金字塔形。中上收入的省份就開始出現葫蘆形。遼寧是最典型的，北京、上海不一樣，上海更像個葫蘆形，北京有點兒中間鼓了，為什麼？主要是因為政治因素的導致。2011-2015年，全國有關省份的也列出來了，也是這個形狀，可以說正是一個葫蘆形。
葫蘆形的分配是由於二元結構，是由於葫蘆形的底座就是農民，主要是農民，農村居民，上面的那塊是城市居民。所以這樣一來主要是二元結構、城鄉差別過大導致的。進一步分解，在大概2015年，低收入階層是47%，中等收入階層是36%到40%，高收入階層17%，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現狀。所以距離橄欖形還是比較遠的，中國收入差別總體上為什麼很大，而且下降很慢，就是這個原因導致的。
我們現在是中等以上的國家了，各國的教訓、經驗告訴我們（這種狀態）不可能總是持續的，成功的國家都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結構轉化完成了，收入分配的格局也從金字塔形轉化為橄欖形的了，一些高收入國家也是這樣，成功的國家都是這樣。不成功的國家恰巧是沒有完成經濟轉換，也沒有完成收入分配格局的轉換，像拉美國家。亞洲國家成功的，像是日本和韓國，他們就完成了這個轉變。
總體上看，中國的葫蘆形是要經受考驗的，它會導致供需不平衡，也就是說需求跟過去的一體化的金字塔形不一樣，空出了兩大塊，這就需要從供給側進行改革，現在我們正在提倡供給側改革。
第二是可能導致需求不足，因為葫蘆形恰恰是對橄欖形的否定，現在需要擴大中等收入，葫蘆形導致的就是不足，所以它會抑制內需的發展，乃至抑制經濟發展。並且，葫蘆形可能導致民粹主義、不穩定等等，也就是說可能會陷入中等收入風險。怎麼辦？推進鄉村振興與城鎮化、改進葫蘆形格局、縮小城鄉差別，並且總體差別，跨越中等陷阱，實現中華復興。
結論就是這樣，四十年改革開放過程中，分配製度和激勵體制的改革是最為根本的，核心任務是完成了按勞分配製度的中國化、本土化。所以證明先富後富理論是正確的。
第二，四十年的改革是成功的，我們現在收入差別開始下降。
第三，現在下降的幅度比較小，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橫向看格局還是葫蘆形的。
第四，葫蘆形相對金字塔形是個很大的進步，它是經濟發展當中實現的，本身是一個進步，但距離橄欖形又很遠。如果不改變它有可能使中國經濟陷在陷阱裡面，但是我們就需要改進它。所以葫蘆形、橄欖形的差距看，根源在於發展差距，不均衡，所以不能簡單的用再分配這些手段，還要從側重、從發展的角度來消除，消除了葫蘆形也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二者是同一個過程。
現在在經濟發展過程，當然也需要加強分配、再分配政策，就不細說了。但是當前我認為，針對我們這個情況，更重要的是注重發展政策，推進城鄉一體化，推進城鎮化等等。具體的內容我就不說了，把城鎮一體化及其有關政策、振興農村的這些大的戰略實現，才能真正完成我們的目標，實現我們的中華民族復興，實現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