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立彬
匈牙人的祖先到底是不是匈奴人？莫衷一是。但德國繪畫、音樂領域最偉大的兩位藝術巨人——丟勒和巴赫祖籍都是匈牙利人，屬於常識。關於巴赫的爭奪不僅僅發生在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之間。對巴赫的爭奪是一個歐洲現象。有歐陸歷史學家說過：「幾百年來，只有一個人曾經真正理解馬丁·路德——那就是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對這一段句話，不可全信。
一個德國，兩個北方
從自我認同上，巴赫是堅定的路德派，且世代都是路德派。巴赫第五代遠祖魏特·巴赫是匈牙利鄉村麵包師，喜愛演奏樂器，篤信路德宗。在當時的宗教鬥爭「教隨國定」原則下，匈牙利為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君主統治。要麼改宗，要麼流亡——在此生死抉擇面前，魏特·巴赫挾起器具和樂器，二話不說就帶著全家遷往德國圖林根的埃森納赫——這種倔脾氣一直遺傳到塞巴斯蒂安身上。
巴赫以自身的路德派為榮。在奧爾的如夫文科中學的六七年級和呂納堡拉丁文中學的八九年級裡，通過對路德主義經典教科書《洪特爾概論》的學習，巴赫掌握了路德宗教義，為一生的價值觀奠定了堅實基礎。此後，巴赫不斷用各種方法勤奮學習路德主義神學以及其體系知識，悉心研究路德本人的專著就有20多部，還有50多本屬於路德派領導人撰寫的教義爭論和宗教實用性書籍。
在巴赫年代的德國，宗教改革200多年之後，真正的宗教鬥爭已經不是新教與羅馬公教之間的鬥爭，而是路德主義與加爾文主義之間的鬥爭。德國北方主要有兩個教派：一個是路德派，一個是加爾文主義改革宗的虔敬派。虔敬派認為，信仰的要義在於日常生活中的「內心虔誠」，對於路德喜愛的音樂持非常保守的看法。虔敬派以近於希臘正教的神秘主義傾向，認為音樂只是一種媒介，音樂的任何修飾和創新都只能妨礙人神交通。他們認為，路德派對音樂的強調，增加了世俗誘惑，猶如海妖塞壬的歌聲，攪擾沉思，鼓勵屬於塵世的虛榮。極端的虔敬派人士主張在宗教儀式中全面禁止使用器樂。乍一聽，音樂家巴赫不可能是虔敬派。
事實上，巴赫把虔敬主義才有的那種沸騰的極端狂熱，注入了路德主義的音樂形式。在弗裡德裡希·希爾看來，宗教改革各個派別（不管是路德派還是虔敬派）都與日耳曼神秘主義、斯拉夫民眾思想、希臘正教的狂熱難分難解，特徵都是反對天主教傳統的羅馬理性主義和西班牙人文主義。
法國傳記作家呂克－安德烈宣布：「巴赫在神學上傾向於虔敬派，在音樂上卻傾向於路德派。」
一個歐洲，多少巴赫
像斯科爾斯等這樣的加爾文主義學者強調：「很少人知道，巴赫大部分（器樂）音樂是在一座加爾文主義的宮廷裡完成的。」有6年之久，身為路德宗信徒的巴赫受聘於位於科騰的利奧波德親王，親王的教堂崇拜僅僅局限於歌唱詩篇，但是他的家人經常以音樂禮敬上帝。「巴赫滿心懷念思想這六個年頭，認為這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時光。」
巴赫傳記作家特雷（C.S.Terry）卻以「最陰暗的色調」描述利奧波德宮廷：「宮廷是加爾文宗的，它的教堂是並不可愛的拱頂建築，只能聽到單調的加爾文主義詩篇曲調，它的氛圍壓制了巴赫藝術最充分的表達，挑戰他最根深蒂固的信念。」
巴赫最偉大的作品是哪一部？不是《聖馬太受難曲》，就是《b小調彌撒曲》。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您傾向於新教還是傾向於天主教——無論如何狡辯，都無法從教派黨派角度解釋的是：堅定的路德派教徒巴赫竟然完全背棄路德主義標準，使用路德反對並加以廢除的拉丁語創作了一部標準的天主教彌撒曲。而他創作的兩大受難曲、路德派彌撒曲以及200多部宗教清唱劇，全都只使用路德所倡導的德語。
對弗裡德裡希·希爾這樣的奧地利思想史家來說，路德派包括虔敬派同整個東部德國一樣，與東歐、南歐斯拉夫人的東正教都是神秘主義的狂熱迷信。
「巴洛克音樂之父」，對後世給予巴赫的這一稱號，很少有異議。然而無論從文化藝術還是從思想上來說，巴洛克的本質都是反宗教改革，是羅馬天主教同宗教改革鬥爭的主要宣傳戰工具——如何解釋一位路德派音樂家的「反路德」頭銜呢？
不涉及語言問題，從純粹器樂作品來看，同樣如此。我們曾經詳細分析過的《英國組曲》與《法國組曲》表明：把巴赫「純粹日耳曼化」或「路德宗化」的努力一定會落空。《英國組曲》《法國組曲》《德國組曲》（帕蒂塔），本質上都是宗教大分裂前歐洲精神的產物。巴赫吸收了法國、義大利、英國的影響。《英國組曲》不僅有著義大利、法蘭西等鮮明的拉丁文明的痕跡，還表明了巴赫對北德意志嚴肅器樂風格的繼承。從漢堡、呂貝克等北德意志傳入的這種鍵盤樂風格，經過巴赫父輩們的傳承，在最終根源上，可以回溯不列顛、低地國家與北歐世界。
亨德爾：最好的參照系
說到西方古典音樂，特別是說到新教音樂，不可能避開兩個名字：巴赫和亨德爾。兩位大師都是德國人，都出生於1685年，出生地相距80公裡，兩人終身都以自身的新教徒身份而自豪。當巴赫在路德派大本營萊比錫譜寫勝利之歌時，亨德爾在「新以色列」英國譜寫著新教世界帝國的崛起之歌。
像所有經久不衰的國家神話一樣，英國人自認為是一片被上帝揀選的樂土。即使貧窮寒酸，英國新教徒也相信，僅僅因自己是新教徒，便在任何意義上都比其他民族特別是比信天主教的法國人更高貴。「英國就是新以色列」是這一思想的主要宣傳手段之一，特別是音樂手段——薩克遜新教徒喬治·弗雷德裡克·亨德爾從定居盎格魯-薩克遜的倫敦那一刻起，就通過其音樂表達這一主題，把英國歷史大事件與《舊約》先知和英雄相提並論。英格蘭宮廷和英國公眾和大師如膠似漆。從《以色列人在埃及》到《掃羅》、《參孫》等，亨德爾不僅是投機取巧，也是與他在德英兩國的同一位主子、信奉新教的漢諾瓦新王的信仰聯姻。亨德爾熱情洋溢的英國讚美史詩成為全國性習俗。18世紀，大英帝國的最輝煌時代，亨德爾清唱劇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在伍斯特、格洛斯特和赫爾福德郡每年三大音樂節教堂音樂會中演出。1850年，華格納參加倫敦的一場亨德爾音樂會後說：「聽眾花一個晚上來聽一幕清唱劇，可以被看作參加某種宗教儀式，並且和教堂禮拜一樣有力。每一名聽眾都捧手一本亨德爾樂譜，就像教堂裡每個人都捧著一本祈禱書一樣。」
然而這位薩克遜新教徒的音樂一點兒也不「純粹」，而是完美地融合了德國音樂對立手法、義大利獨唱藝術、英國合唱傳統習俗和法國節奏與裝飾音。事實上，亨德爾像巴赫一樣，音樂思想無所不包，很難以新教加以闡釋和理解。
因為音樂是最具融合性、超越性的藝術。把音樂區分為不同民族、宗派的元素，事實上否定了音樂。不存在純粹的「德國音樂」「芬蘭音樂」「捷克音樂」，也不存在純粹的「新教音樂」「天主教音樂」。要清除巴赫、亨德爾音樂中的「非新教因素」，就像清除加泰隆尼亞音樂中的安達盧西亞因素，或者清除西班牙音樂中的阿拉伯摩爾人因素，清除基督教音樂的希伯萊因素一樣，完全是自相矛盾的臆想，幾乎就是清除音樂本身。
歐洲進入宗教分裂和民族國家以來，從「北方音樂」到「民族樂派」，從大斯拉夫主義到納粹主義，音樂經常被政治利用。然而巴赫和亨德爾的事例說明，宗教教條和黨派精神與音樂的本質是格格不入的。音樂就像貓一樣——人們總以為馴服了這一萌寵動物，然而事實上它們從來就不是狗。音樂就像貓一樣自行其是，懶得與一廂情願的鏟屎官計較。不過，也許打心眼兒裡，我們愛上音樂，就是音樂這種隨遇而安、泰然任之又絕世而獨立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