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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展理念是相互貫通、具有內在聯繫的整體，提出的要求是全方位、多層面的。我們要堅持系統觀念，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把新發展理念貫穿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努力提高以新發展理念引領高質量發展的能力和水平，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突出新發展理念的引領作用，強調「把新發展理念貫穿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習近平總書記在關於《建議》的說明中指出：「必須強調的是，新時代新階段的發展必須貫徹新發展理念，必須是高質量發展。」堅持新發展理念，是「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之一，是新發展階段推動各領域高質量發展的理念引領。
進一步深化對新發展理念深刻內涵和重大意義的認識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是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我國發展進入新時代的歷史背景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深刻分析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和經濟發展階段變化以及未來發展機遇和挑戰基礎上提出的，是精準破解發展瓶頸和難題、塑造發展新優勢、引領新階段高質量發展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
新發展理念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具有繼承和發展相結合、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的鮮明特點。新發展理念同我們黨關於發展的重要思想一脈相承，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回應實踐要求、賦予新的時代內涵。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新發展理念產生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又在指導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新發展理念貫穿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各個領域：推動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個方面的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相互協調，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變化相協調，保持宏觀政策、微觀政策、社會政策相協調，促進增長、就業和防範風險相協調等；著力轉變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方式，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全面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全方位擴大對外開放，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建設，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和工作力度，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舉全國之力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總之，新發展理念集中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明確回答了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目的、動力、重點、環境、戰略等重大問題，是管根本、管全局、管長遠的重大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在提出新發展理念時指出：「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一定的發展實踐都是由一定的發展理念來引領的。發展理念是否對頭，從根本上決定著發展成效乃至成敗。」新發展理念，體現了我們黨對新時代新階段經濟社會發展本質要求和基本規律認識的深化。新時代新階段推動發展，要堅持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這是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應對我國發展環境深刻複雜變化，於變局中開新局的戰略選擇。
以新發展理念引領高質量發展
新發展理念是相互貫通、具有內在聯繫的整體，提出的要求是全方位、多層面的。我們要堅持系統觀念，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把新發展理念貫穿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努力提高以新發展理念引領高質量發展的能力和水平，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創新是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實力分布和競爭格局處於比以往幾十年速度更快、影響更深遠的變革之中。其突出標誌和主要動因是，科技的突破性創新正在從根本上打破傳統技術和流程，對產業、經濟、社會生活都產生重大影響，從而倒逼和帶動各領域各方面的改革創新。能否站到突破性創新前沿並持續創新，直接關係國家安全和發展。我國科技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但原始創新不足，產業總體上處於中低端，一些高端技術及產品還依賴進口。貫徹創新發展理念、實現創新驅動發展，是轉換增長動能、推動高質量發展、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迫切要求和關鍵舉措。《建議》把創新的地位和作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強調：「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為此，要堅持「四個面向」，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制定科技強國行動綱領，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同時，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成效，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推動經濟體系優化升級，夯實高質量發展的基礎。
協調是高質量發展的內生特點。新時代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僅包括滿足人民對物質文化生活的更高要求，而且包括滿足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日益增長的要求。因此，發展的內涵必須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的「五位一體」發展，發展的重點應放在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上。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和薄弱環節，正是高質量發展的巨大潛力所在。《建議》提出的「十四五」時期和到2035年發展目標及一系列決策部署，都體現了協調發展理念的要求。例如，把「更為安全」作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涵，強調統籌發展和安全；提出「建成文化強國、教育強國、人才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的目標，有利於協調增強國家軟實力和硬實力；提出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有利於協調供給創造需求和需求引領供給，實現供需良性互動；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有利於協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提出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優化國土空間布局、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和新型城鎮化，有利於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質、提高社會建設水平，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相協調、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綠色是高質量發展的普遍形態。建設生態文明，關係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推動綠色發展，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方面，也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我們要實現的高質量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和現代化，只有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才能避免發展走彎路，順利實現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目標。《建議》對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出全面部署，強調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堅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深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完善生態文明領域統籌協調機制，構建生態文明體系；要求加快推動綠色低碳發展，持續改善環境質量，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全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這必將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設。
開放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當今世界，跨國投資、貿易、金融以及產業鏈把各國經濟緊密聯繫在一起，只有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合作和競爭，才能發揮優勢、取長補短，促進國內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面對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和回頭浪，我國堅定承諾：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我國融入世界經濟的時間比較短，擴大開放、提高開放水平還有巨大潛力和廣闊空間。堅持互利共贏開放戰略，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將為「十四五」時期和未來發展注入新的生機活力。要按照《建議》的部署，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開拓合作共贏新局面。堅持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深化國際產能合作，擴大雙向貿易和投資，推進戰略、規劃、機制對接，加強政策、規劃、標準聯通。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動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
共享是高質量發展的根本目的。「十三五」時期，5575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全國人民即將實現全面小康，這是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重要體現。同時由於人口多、底子薄、發展起點低以及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基本國情的制約，民生和公共服務領域還存在一些短板。《建議》在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中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質部分突出強調「紮實推動共同富裕」，提出了一些重要要求和重大舉措。這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要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按照《建議》的部署，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斷向前邁進。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新形勢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涵和推進路徑。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對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和完善。貫徹這一決策部署，需要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全面促進消費，拓展投資空間，充分釋放內需潛力，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打通堵點，進一步暢通國內大循環。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更廣更深融入全球經濟，使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形勢下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要緊緊抓住構建新發展格局這個關鍵。
（作者為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