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巴黎聖母院發生大火，維克多·雨果的小說《巴黎聖母院》也因此銷量大漲，一度登上法國亞馬遜暢銷書榜首。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雨果是一代文豪，被譽為「法蘭西的莎士比亞」，《巴黎聖母院》《悲慘世界》《九三年》等作品都是膾炙人口的名作。
▍至高榮耀
雨果逝世後，法國政府為他舉行百萬人參加的國葬。在他離世百年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1985年定為「雨果年」。這些至高榮耀在整個世界歷史上也十分少見。
文豪、巨人、名家，我們理所當然地將這些稱謂加在雨果身上，卻不真正了解雨果之為偉人的原因，這些標籤也就成了一具空殼，失去了實質性意味。在雨果逝世134周年的今天，已經逐漸遺忘雨果的現代人有必要重新認識這位偉人。
1885年5月22日，雨果逝世，法國人民乃至全歐洲都獻上最崇高的敬意。國葬當天，一隊人馬護送雨果的靈車通過凱旋門，此時四周已聚集起兩百多萬人，人流從凱旋門所在的廣場一直延伸到周圍的每一條大街。
每個人都拼命踮著腳尖，甚至爬上路邊的梯子和石像，只為目送這位曾經用理想點亮整個法蘭西的老人。如此規模的國葬和榮譽，法國至今沒有第二個人享有過。
就在雨果去世的這一年，法蘭西在經歷一個多世紀的革命和混亂之後，終於駛入和平的港灣，新生的第三共和國也逐漸站穩腳跟。毫無疑問，這是雨果等幾代文人共同奮鬥的結果。但少為人知的是，現今被人們視為「共和國之父」的雨果也曾多次改換門庭，最終從一個反自由派的浪漫主義鬥士成長為共和國之父。
▍他的一生就是法蘭西19世紀史
雨果的童年在大革命之後的兵荒馬亂中度過，經常隨著身為將軍的父親四處奔走，平日與母親朝夕相處，在母親保皇思想的影響下，也耳濡目染地沿襲了保皇的立場。
他寫詩讚頌國王的加冕禮，擁護幾經倒臺的波旁王朝。當時的雨果離「共和國之父」無疑非常遙遠，但仍然是知識圈的焦點人物，他的劇本一經寫成，就有人願意搬上舞臺，各界名流都雲集巴黎的劇院，整個演出過程都伴隨著叫喊和掌聲。
但沒過幾年，雨果所支持的波旁王朝在民眾用憤怒築起的街壘中徹底倒臺，中庸的君主立憲王朝取而代之。此時，雨果也改變立場，轉而支持新王朝，甚至進入法蘭西學院和貴族院。
但命運弄人，雨果支持的新王朝也沒有撐多久，最終在一場新革命中退出歷史舞臺。在那場革命之中，甚至有人在一片混亂中拿槍對準雨果，高喊著要打倒這個「貴族院成員」。
如果那人真開了槍，那法蘭西的歷史恐怕就將改寫。在這場革命過後，民眾終於建起了自己心目中的共和國。看著共和國的成立為法蘭西帶來的變化，雨果也逐漸向共和派靠攏，甚至慢慢地走在了共和派隊伍的前面。
電影《悲慘世界》
▍「法蘭西的靈魂」
這個天才活了80多年，在他生命中絕大部分時間裡，法蘭西都處在復闢、戰爭、街頭抗議不斷的動蕩之中。其中，革命的最高潮出現在70年代的巴黎公社，在巴黎公社之後，「革命」一詞便在法國歷史上消失了。
時值法國剛在普法戰爭中戰敗，一度因愛國主義而熱情高漲的民眾頓時陷入頹靡，加之戰時食物短缺，人們的不滿和憤怒一齊噴發，眾多工人與其他平民走上街頭，要求巴黎自治，建立自己的政府和議會，並與遲遲不走的德軍奮戰。
五月流血周
在將德軍趕出法國之後，巴黎公社很快又陷入國內的權力鬥爭，最後在可怖的五月流血周中倒地。在這場血雨腥風之後，新建立的第三共和國有意讓人遺忘巴黎公社的存在，不允許這一詞條進入教科書，也不允許人們再談及任何與之相關的事情。
偏偏此時，有人不允許這段歷史就這麼被扔進「忘懷洞」中。雨果「不識時務」地站出來，要求大赦公社全體成員。但幾乎沒人響應，在參議院只獲得10張贊成票，反對的聲音一波接著一波。
但雨果並未放棄。兩年後，他在伏爾泰逝世100周年的紀念會上借題發揮，呼籲博愛，再次要求大赦。緊接著在後一年，雨果在參議院發表演講，但仍然沒有獲得通過。最後，在雨果為大赦而努力的第四年，當局終於頒布大赦。
法國議會為巴黎公社平反
對於雨果而言，為爭取大赦而奔走的4年只是他漫長生涯中的一小部分，簡直不足為道。但在當時，與他站在一起的人少之又少，曾經與他一起並肩保衛共和國的戰友並沒有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在近乎孤立無援的情況下，他仍堅持大赦。
自大革命以來，啟蒙之子便將自由、平等與博愛作為法蘭西的基本原則。但在19世紀一次又一次腥風血雨的洗滌之中，人們似乎已經遺忘了博愛，但雨果沒有。
他將博愛視為不可打破的原則，這在那個革命不斷的年代略顯天真。但就在這種天真想法的驅動下，他不允許當局理所當然地驅逐巴黎公社成員。也正因此，後世將雨果評價為法蘭西的良心。
雨果在流亡海外之時，還不忘幫助其他生活更為艱苦的流亡者，為流浪兒童提供免費晚餐。他平日生活節儉，會記下每天的每一筆帳，但在幫助人上卻從不吝嗇，助人的開銷甚至佔了日常開銷的三分之一。
《悲慘世界》將焦點放在了窮苦大眾身上
他在議會裡振臂高呼，奔走在街巷之間，踐行「自由、平等、博愛」的大革命遺產。儘管在他的前半生，建立一個共和國還不是他的理想，但一旦他轉向共和，便從未離開，並與一群和他一樣的知識分子，為法蘭西的未來不懈奮鬥。
雨果、巴爾扎克、福樓拜、託克維爾，這些同時代的文人無一例外地思考政治，也積極地參與到政治中去。在「知識分子」一詞尚未存在的年代，他們已然成了不折不扣的知識分子，「以批判為己任，為公義而發聲」。
他們在議會裡成立黨派，甚至成為首相。有人像雨果一樣，因為持有不同的政治意見而被放逐；也有人如基佐，因為立場剛好符合當局需求而手握大權。法國著名史學家米歇爾·維諾克的《自由的聲音：大革命後的法國知識分子》，便細緻描繪了這個時代傑出文人的群像。
不同於其他時代的知識分子，法蘭西19世紀的這群文人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走出去」。他們不甘待在書齋裡評價國家大事，而是要走到權力的中心，用雙手踐行自己的政治理念。他們喜歡走上街頭，觀察蝸居在社會角落裡的每一個人，甚至比記者更善於捕捉社會話題，用坦誠且犀利的語言直擊每一個社會問題。
現今，我們似乎越來越難說出「理想」這個詞，甚至有嘲笑崇高的傾向，漠視那些曾為我們的今天做出莫大貢獻的偉人。但如果沒有他們點亮火炬，我們至今仍將生活在一篇黑暗之中。今天，就讓我們借雨果逝世134周年的契機，走進《自由的聲音》，重新找回燃情歲月的光榮與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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