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你沒有來過日本，如果你曾經看過張麗玲十幾年前拍攝的講述一群在日留學生學習和生活經歷的紀錄片《我們的留學生活——在日本的日子》，你就會同我一樣，可以自然地從心底感受在日留學生的艱辛、成長和幸福，也會像我一樣，不再單純地從第三者的角度去體會別人的人生，而是嘗試更多地理解和分享別人的心靈故事。紀錄片中有一集的題目叫《小小留學生》，真實深刻地講述了一名9歲的北京小女孩張素，同母親一起跟隨在東京工作的父親來到日本，在日本公立小學中學習和生活的感人故事。
在初到日本坐電車時，當被問及不懂日語害不害怕時，紀錄片的小主人公張素堅定地說：「不害怕。」那如果日本小朋友欺負你，你怎麼辦？她說：「用學習對付他們。」我著實詫異於這兩個答案，也為這個9歲小姑娘的堅毅感到驕傲。跟父母團聚，跟家人在一起是每一個中途追隨父母來到海外的小孩子的心靈依託，所以他們不怕。而在異鄉或是國外，證明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做得比當地人更好，從而贏得大家的尊重。這兩個道理，無論是對張素這樣的「小」留學生，還是對像我這樣的「大」留學生，都是共通的吧。
現實生活中，從事教育科研、新聞報導或者政策研究的人們，往往會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海外求學的本科生、研究生或是其他研究型人才，即這些「大」留學生身上，而容易忽視像張素這樣在中國九年義務教育階段來到日本的「小」留學生，以及他們所經歷的人生和故事。今天，難得有機會通過文字的形式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留學生活，於是決定將話題的重心放到在日本留學期間接觸到的身邊的「小」留學生身上。
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的初步統計，截止2011年9月，在日本公立中小學及高中就讀的外國兒童人數將近8萬人，其中需要日語輔導的外國兒童人數近3萬人，而佔總體人數80%以上的葡萄牙語、漢語、菲律賓語和西班牙語這4種語言的教育援助需求問題尤為突出。我所在的大阪府，除了經濟及教育事業發達所產生的社會吸引力以外，二戰遺孤返日等歷史原因，也使得在大阪府下屬的公立中小學中，跟中國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以漢語為母語的兒童的比重遠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來到日本後接觸到的「小」留學生大體是像張素一樣，因為父母工作或學習的原因作為隨居者來到日本，這些孩子大多在國內接受了一定年限的義務教育或家庭式的中文教育。另外，我還接觸到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是二戰後從中國返回日本的戰爭遺孤子女或者他們的後代，這些孩子大多出生在日本，成長在日本，在日本小學中接受日本式的義務教育，這一群體雖然不是留學生身份，然而歷史讓他們的家庭內部語言多為中文，他們的骨子裡有深深的中國烙印。
無論這些孩子的國籍是日本還是中國，現在他們中的多數人都生活在「雙百」的語言環境當中，即在家庭內部幾乎100%使用漢語和父母交流，而在學校接受100%的日語教育。作為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數都希望能將孩子們培養成精通中日兩國語言和文化的雙語人才，為日後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贏得一席之地做好準備。從大的角度來說，這些深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影響且又熟知日本社會的孩子們，對於中日兩國人民的交流而言必將是一筆巨大的財富。
近年來，日本文部科學省及各地方教育局也逐步意識到了針對在日外國兒童教育的重要意義，無論是在教育財政支出還是師資配備方面都給予了很大的支持。為了這些孩子的學習，日本的教育工作者在默默地付出努力著。
來日本留學以後，因協助導師科研的原因，我有幸結識了很多「小」留學生，也有機會走進了日本的公立小學。
舒暢(化名)的父母都曾是我大阪大學的校友，我們是在大阪大學中國學友會組織的國慶聯歡會上認識的。舒暢的爸爸博士畢業後順利地在日本著名的製藥廠武田製藥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媽媽在拿到博士學位後則選擇了留在原實驗室作研究員，完成她所在課題組的科研項目。2011年4月，穩定下來夫妻二人決定將在中國讀小學2年級的兒子接到大阪一起生活。然而，用舒暢媽媽的話講，在國外教育孩子比拿下生物醫學博士學位更難。他們夫妻倆都是用英文寫博士論文，日語的水平也只限於日常生活，自然，舒暢所處的語言環境就是標準的「雙百」模式。來日本的頭半年內，舒暢每周可以在學校接受當地教育部門免費為其安排的2次合計4小時的一對一的日語課程，剩下的就得靠他自己努力了。據舒暢媽媽說，半個學期結束後，對異國的興奮感漸漸淡了下來，原本性格開朗的舒暢開始變得在家裡也少言寡語，學習成績受語言的限制，跟在國內的時候比起來差了很多。於是夫妻倆找到了我，希望能得到些建議。有幸的是，我的導師是一名研究兒童雙語問題的專家，我們分2次討論了舒暢的實際情況，最終給了他們夫妻3條建議。第一，儘量幫助孩子預習第二天的教學內容，並將課程要點做成便籤貼在日文原文的旁邊，同時注意觀察孩子的學習情況調整便籤的數量和內容；第二，加強中文母語的教育，每天堅持給孩子讀故事書。10歲的孩子母語並未完全成熟，加強母語的教育有助於提高孩子對事物的理解能力和語言認知能力，對第二外語日語的學習也會很有益處；第三，在家庭內部，通過網絡、書籍或電視等形式提供更多接觸日語的環境，但這一行為必須建立在保證足夠的母語接觸數量的基礎之上。半年後，我們的得到了舒暢媽媽的反饋，孩子適應得很好，學習成績也是名列前茅。但由於工作繁忙的原因，跟孩子一起學習的時間十分有限，現在他們更擔心的是孩子的中文教育問題。
而我對那個「特殊群體」的更多認識是來自於大阪府八尾市的一所公立小學。這所小學每個年級約有60餘人，由於所在的學區是戰後遺孤及家屬的聚集區，每個年級大約有1/3的孩子跟中國有較深的淵源。受父母語言能力的限制，大多數的孩子在家中100%使用中文，在學校100%使用日語。研究表明，在幼年時掌握雙語的兒童，其考慮問題的方式和看問題的視野會相對更加多元化。為了幫助這些孩子更好地掌握兩門語言和理解兩種文化，首先要做的就是客觀地描述這些孩子的日語和漢語的語言能力。對於在日本長期生活的孩子而言，漢語和日語就像自行車的兩個輪子，只有前後輪一樣大的時候才能騎得更遠；它們也更像是同一水域裡的兩座冰山，人們看見的是海面以上兩座獨立的冰山，但在海平面以下其實它們共享著大部分軀幹。基於以上理論，以我導師為代表的研究小組正在著手利用已有的評價工具來客觀地測試雙語兒童的「聽」、「說」能力；同時，又在嘗試通過繪本或課外讀物閱讀等方式，來進行閱讀能力測試工具的開發。作為一名中國留學生，能為身邊的這些孩子做些事情，我感到很高興。這些測試都是通過一對一訪問的形式來進行的，大多數孩子的漢語都停留在「聽」、「說」的層次，在「讀」的層面上，孩子們的漢語略顯笨拙，不過你會從他們努力閱讀的樣子中可以看到希望，每個孩子都具有成為雙語人才的希望。經過一系列測試，最終會形成對每個測試兒童的評價表格，供班主任老師和家長參考。
來到日本以後，我時常會跟身邊的「大」留學生們分享彼此的生活和經歷，同時也在協助導師科研的過程中，深深體會了每個「小」留學生的努力和堅持，他們的經歷與感受，有些是我們這些年長者不曾體味和知曉的，甚至是值得我們借鑑的。我希望他們能得到更多的幫助，他們是家庭的財富，也是社會的財富。
我的留學生活還在繼續，懷著感恩的心，希望日後的每一天都很精彩。(孫成志 大阪大學大學院言語文化研究科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