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一隻民族大熔爐，註定要經受種族衝突的陣痛。黑人作為這爐子裡膚色最深的種族，淬鍊的過程也最為艱苦而漫長。與五六十年前相比，美國黑人的社會地位已經大為改觀，而這一切的由來，並非來自街頭暴力，而恰恰是自省與反思的結果。黑人有自己的思想家，前有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今有紐約黑人大主教曼寧，我現在介紹的是黑人大作家詹姆斯·鮑德溫（1924—1987）。
鮑德溫是個私生子，生父早不知去向。他從小在紐約黑人貧民區哈萊姆長大，在教堂做過事，在工廠打過工，做過餐廳的侍者，後來去了巴黎，結識了大批左岸作家，包括薩特、加繆、波伏瓦。五六十年代席捲全美的黑人民權運動，差點把美國分裂成黑白兩個國家，當時黑人的激進組織黑豹黨，主張用武力與白人一爭高下，但馬丁·路德·金的觀點，也即主張非暴力抗爭，還是佔主導地位。
鮑德溫回國後，開始在南方巡迴演講，一次演講時見到了年輕的金，那時金只有28歲，是個牧師。他與金一見如故，因為兩人都是黑人牧師的兒子，都有口才，聽得懂彼此的話語，尤其是金力主通過提交民權法案，解決種族問題的非暴力原則，與鮑德溫的想法相一拍即合。鮑德溫在演講中這樣說：
「美國社會正就少數人的權利展開爭論，今天晚上我要說說這個話題，但是我真正想做的是，邀請你們與我一起思考這個問題。我認為在開始談論這個國家的少數人權利之前，我們得弄清楚什麼是多數。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表達的是多數人的意志，可是要界定這個多數並不容易，誰想去釐清什麼是多數，就會遭遇一連串的謎。
「比方說，多數表示的不是數字，也不是數量，或許你們在數量上要比對方多得多，但並不能把意願強加給對方，甚至不能修正對方的苛刻條件。一些眼光銳利的觀察家身處南方，他們認為南方騷亂表達的並非多數南方人的意願，這些騷亂填補了道德空白，要是有人引領，參與者會很樂意擺脫那種痛苦和無知。
「沒有人願意成為惡人，人總是更願意向善，但常常不知道該如何去做，就像在埃及的猶太人，大家都很想去迦南，但又畏懼路途艱險。事實也是這樣，路上會發生什麼，會有什麼遭遇，只存在於你的想像中，麻痺你的腿腳，後來經過傳說中的摩西引領，他們上路了，終於明白自己究竟能吃多少苦。」（筆者摘譯自《沒人知道我的名字》，下同）
鮑德溫的小說不錯，但他的隨筆寫得更好，尤其是政論文邏輯分明，極其雄辯，具有強烈的煽動力，美國文學史把他列為20世紀最出色的散文隨筆家之一，是有道理的。他回國後出版了散文隨筆集《沒人知道我的名字》，這本書的主題，主要講述身為黑人，如何在世界生存，這也是黑人民眾最關心的問題。
他的觀點中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黑人要想贏得尊重，是等不來的，得看黑人自己做什麼。平等不可能來自恩賜，林肯廢除了蓄奴制，那是有良知的白人的自覺行為，廢除蓄奴制並不等於就真正贏得了平等，接下來還要看黑人做什麼，一切取決於黑人自身的表現。如果說以前的黑人往往糾結於自己身為黑人的悲哀，那麼鮑德溫這一代人，已經走出國門，開始體會作為美國人的幸與不幸。
「做美國人是一種複雜的命運。」亨利·詹姆斯評論說，由一位旅歐美國作家說出這番話，說明這種命運有多複雜。美國的歷史，她的靈光閃現，非同尋常的成功和更為非同尋常的失敗，以及在這世界的地位——過去和現在，都是如此別具一格，賦予「美國」這兩個字變幻無常，不斷更新的含義，誰都不能確切地知道它意味著什麼，連我們這些自稱美國人的芸芸眾生，也摸不著頭腦。
我之所以離開美國，是懷疑自己是否有本領在膚色衝突的漩渦中生存（現在有時仍這樣懷疑），我不想僅僅做一個黑人，甚至不想僅僅做一個黑人作家，我希望我自身的特點，有利於與人交往，而不是被人孤立（當我開始相信白人說的話時，我就像被白人孤立那樣，也被黑人孤立。）」
鮑德溫把黑人究竟需要什麼，擺到了桌面上，說明黑人需要的只是平等，而不是優待與溺愛，甚至比白人更優越。他認為白人與黑人的關係，其實如同一場婚姻，美國的基礎靠白人和黑人聯手澆鑄，沒有這種聯手也就沒有美國的未來。被種族僵局鬧得焦頭爛額的民眾，覺得這種觀點夠清新的，黑人當中居然有人願意與白人和平共處，因此這本書迅速在白人讀者群裡傳閱開了。
其實鮑德溫描述的這種處境，不僅屬於黑人，也屬於所有有色人種。王國維把文章分為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兩種，後期的鮑德溫已經開始達到無我之境。當下的「黑命也是命」運動（BLM）是個偽命題，與鮑德溫那一代黑人思想家相比，是一種時代的退步，退步有時候會像傳染病，成為此起彼伏的潮流，我們只是希望歷史至少能保持這樣的節奏，進三步退兩步，惟有如此人類的未來還有盼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