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由於西方解釋學理論的介紹和啟發,國內一些學者也開始關注並思考中國本土的解釋學理論建構問題。研究者普遍認為,解釋學作為一種理論和方法的命名,雖然源於西方,但並不能否定中國文化同樣存在著一種解釋學資源和理論傳統。
沿著這一思路,中國解釋學研究亦取得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
初步展示了中國本土解釋學不同於西方解釋學的理論面貌。不過,在肯定這一研究成績的同時,也應看到這些研究基本是圍繞哲學史和思想史展開,而對中國古代詩學(文學)解釋學理論還缺乏系統的梳理與發掘。鄧新華先生的新著《中國古代詩學解釋學研究》正是基於這一現狀展開理論思索,它有意識地從詩學解釋學角度切入,對中國古代詩學解釋學提出的一系列理論問題予以闡發和研究,並以此為基礎,初步建立起能夠凸顯中國古代詩學特徵的解釋學理論構架。
作者希望由此建立起我們民族自己的詩學解釋學體系。所以,在不排除借鑑西方現代解釋學理論成果的前提下,著者將研究的重心轉向對中國古代詩學解釋學的獨特理論蘊涵和理論魅力的揭示上。作者認為,要達此目的,最應堅持的原則和方法有三個,即「文化還原」、「現代闡釋」和「中西對話」。這些原則和方法的運用,不僅能充分揭示中國詩學解釋學原初的理論內涵以及由哲學向詩學解釋學演變的歷史過程,而且還能激活潛藏在傳統文論中極有價值和特色的詩學解釋學思想,展示中國古代詩學解釋學的民族特色和獨有的理論內涵。
作者長期浸潤於中國古代詩學,所以,從中國古代詩學中精選材料,比較它與西方現代解釋學的異同,以建立中國古代詩學解釋學獨特的原則、觀念與方法,就構成了本書的顯著特色。作者以「以意逆志」和「詩無達詁」為中國古代詩學解釋學的根本原則,認為它的提出說明中國詩學解釋學比西方解釋學更具智慧的,就在於它較好地解決了西方解釋學無法解決的解釋的客觀性和有效性問題。而「品味」、「涵詠」和「自得」則是中國古代詩學解釋學提出的獨特的文本理解途徑。這一途徑的確立,充分考慮到解釋對象、主體和活動的特點和規律,是以作品意味的品鑑為基礎的,所以相對於西方解釋學偏重文本意義的理解又有著獨特的優勢。由於中國古代詩學解釋學始終將作品意味的品鑑看得高於作品意義的理解,所以它又提出「象喻」、「摘句」、「論詩詩」三種詩性解釋方式,這與作為解釋對象的詩性文本有著更為內在的契合,它從直觀感悟角度對作品整體風神韻味的玩賞與把捉,在內容的豐富性、生動性和精微性上,都遠勝於西方闡釋學那種偏重於理性和概念的解說。這些分析,很有深度和新意,較好地揭示了中國古代詩學解釋學獨特的原則、方式和思維特徵。
作者還探討了中國古代詩學解釋學與儒家、道家、佛教禪宗的關係,其中特別深入地闡釋了中國古代詩學解釋學與儒家經學解釋學的關係,認為研究中國古代詩學解釋學應該從二者的聯繫與區別著手,既要看到詩學解釋學是從經學解釋學的母體中孕育出來的,又要看到二者之間存在的本質差異:詩學解釋學關注文本對象的詩性特徵,是對文本對象的詩性闡發。這一探討的目的仍在於揭示中國古代詩學解釋學獨特的理論蘊涵和理論特徵。而從這種揭示中,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著者那種立於中國傳統文化高度,同時又不失其詩學本位的獨特視野與立場。
《中國古代詩學解釋學研究》鄧新華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