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一眾標榜政治正確的女性題材影視作品裡，《美國夫人》無疑是一個異端。它從一個「反女權分子」的視角切入，還原了20世紀70年代保守派女性活動家菲莉絲·施拉夫利領導的反平權運動的始末。她從根本上動搖了70年代女權主義的中堅力量，徹底改變了女權運動的走向，其所代表的女性政治力量也在美國政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在凱特·布蘭切特的精彩演繹下，這個人物無疑又散發出一種女性主義的光輝。同時，影片還將鏡頭投向引領女權運動的一眾先鋒分子，在內部的矛盾齟齬和外部的困難重重中，她們不斷修正自我，不斷開闢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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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網絡上關於「papi醬的孩子應該跟誰姓」的爭論愈演愈烈，但是在大眾層面，輿論其實是一邊倒的，這是一次顯而易見的「女權話語權危機」。
「冠姓權」的被提出，只反映了一個問題：當代「女拳」，正在綁架女性的自主選擇權利。
然而，這個話題登上熱搜，引發熱議，卻是一場網際網路層面的媒體狂歡。女權主義被包裝成一個「商品」，在這場狂歡裡變成了一塊「待宰的肉」。
無論是批判，還是支持，無論女權是平權還是特權，如今網際網路空間裡愈演愈烈的權利爭奪，在現實中卻不是簡單地呈現為性別矛盾，它更多體現為越來越固化的階級、體制和權力鬥爭。
在過往的影視作品中，女性爭取權利（Right）的故事很多時候也是呈現為爭奪權力（Power）的鬥爭。
2015年，英國拍了一部《婦女參政論者》，影片以西方第一次女性主義浪潮為背景，從一位在猶豫、動搖、懷疑中逐漸走向覺醒的婦女的視角切入，來講述1912年左右英國女性爭取選舉權利這一歷史事件。
這部電影的製作團隊，從導演、編劇、製片人到主演幾乎全部為女性，而就電影本身而言，它的現實意義必大於故事形式，站在百年之後再回顧對照那個時代，爭取權利的道路並沒有變得簡單，反而更加錯綜複雜。
不過更多時候，權力的分配並不是反映在政治層面上，而是被包裹在家庭之中。
2019年，韓國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一經播出，就引發男性與女性兩極迥異的評價。
一方面影片在描繪東亞女性生活困境時的筆觸極盡細緻、完整，因而引發了極大的話題爭議；另一方面，孔侑飾演的丈夫，僅僅是維護妻子、做了一些應該做的事，就被稱讚為好丈夫。
然而，符號化的女主角和立場先行所觸發的性別對立情緒，某種程度上宣告了這部電影在現實意義上的失敗。
同時，與前者走上街頭、走上法庭的控訴不同，這部電影僅僅將控訴隱於平靜的畫面和溫和的訴說之中，就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和衝擊，因此我們也不難窺見一種「傳統」正深深植根於當下的社會之中。
當然也有極端者，直接將女性與男性對立起來，以達到一種諷刺的效果。
《瑞克與莫蒂》第一季第七集裡，夏茉和瑞克來到一個只有雄性的怪獸星球，兩人分別站在自己的性別立場上對這樣的社會形態展開了平等的辯論。
這一集的高明之處在於，它還設置了一層反轉。原來這裡只是一個女性至上國家的奴隸場，女性在這個國家裡處於絕對的領導位置。本處於優勢的瑞克失去了武器，而夏茉為了保護姥爺不得不謊稱他倆是主僕關係。
一方面它諷刺了極端女權的仇男情緒，隨後又指出了部分男性對女性困境的視而不見。表象的背後隱藏著更深層次的起因，這正是一種探討的語調。
而《我是餘歡水》最後一集，「你們天天哭著喊著要女權，男女平等，我給你啊」這句臺詞，表面上似乎是在諷刺某些女性自稱弱勢群體要求特權，但我們細品一下，這種諷刺本身就藏著偏見。
而這樣別有用心地預設立場，除了引發兩方話語對衝之外就毫無意義。
性別的對立，正在逐漸撕裂本應平等的對話場域。
20世紀70年代愈演愈烈的女權運動則更加複雜，它是在女性群體內外對抗和夾擊中，逐步走向潰敗的。
四月中旬播出的《美國夫人》的故事，就是在這種矛盾與混亂中開始的。
彼時轟轟烈烈的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即將抵達頂峰，1923年首次提出的《平等權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ERA）經歷了半個世紀，相繼在全美各州通過，被寫入憲法已成定局。
然而此時，菲莉絲·施拉夫利橫空出世。
這位保守派反平權領袖，敏銳地抓住了這場運動中的薄弱部分，通過拉攏在這場浪潮中被邊緣化、被女權主義者輕視甚至批判的家庭婦女群體，迅速建立起了一個有組織、分工明確的反ERA團體，即STOP ERA。而STOP的全稱為Stop Taking Our Privileges。
影片中，她依靠強大的詭辯話術和謊言，以及操控媒體、耍弄權勢的手段，煽動並放大了家庭婦女對女權主義者訴求的焦慮和恐慌。
比如，她們反ERA的主要論據是，「女性將被徵召上戰場」，「寡婦將失去撫恤金」或是「通過分裂推翻傳統家庭和價值觀念，企圖顛覆整個國家」，諸如此類。
同時，她又利用宗教信徒們對支持墮胎合法化和性少數群體的厭惡和排斥，拉攏到另一波保守勢力。
「女權主義者喜歡說她們致力於選擇，但如果你敢選擇全職媽媽，你肯定哪裡有問題了。」
「如果你不覺得自己被奴役了，那你就是被洗腦的蠢貨。遠不止此，甚至，你都算不上一個人。」
放到現今，這類說辭也是汙名化女權的主要論調。而川普正是她非凡演說能力的「繼承人」之一。
奧斯卡影帝凱特·布蘭切特的生動演繹，讓這個充滿爭議的「反英雄」人物散發出一種獨特的個人魅力。她標誌性微笑之下閃過的微表情，隱隱透露出菲利斯內心的不甘與掙扎。
這張劇照，意味深長地將鏡頭定格在鐵門欄杆外菲莉絲堅定的姿態上。
欄杆隱喻著一種束縛，而她衝破束縛的方式也充滿著諷刺——不是在她專長的國防政治領域，而是靠投機的反平權運動。在一個輕視打壓她野心抱負的環境下，她的能力與才幹卻荒謬地向企圖打破這種環境的勢力發起進攻。
另一方面，影片對反ERA群體內部也有細緻的刻畫。
儘管她們一再強調婦女在家庭中的價值，其中也有被家暴的女性，但她們並不相信女權主義是解決問題的途徑，反而更加堅定地反平權。
同時，她們中的一些人靠組織活動，遊說政客，起草新聞稿等等，逐漸嘗到了走出家門、在公共領域發聲的甜頭。
在第七集裡，全國婦女政治核心小組的領導者貝拉告訴她們，菲莉絲「是個該死的女權主義者，她可能是全美思想最解放的女性之一」，而「你們就是職業女性」，這也讓她們開始暗暗質疑和孤立菲莉絲。
女性群體內部分化雖然同時出現在了正反兩方，但女權運動領導層之間的衝突被更激烈地擺在了檯面上。
《美國夫人》最大的亮點在於，它摒棄了預設立場的單一視角，轉而以群像戲的方式，全面還原70年代的那場聲勢浩大的民權運動始末。
我們可以來看一看處於這場社會歷史事件核心的修正法案全文：
1.合眾國與任何州不得以性別為理由否認或剝奪法律規定的平等權利；2.國會有通過適當立法施行本修正案條款的權力；3.本修正案將於批准之日的兩年之後生效。
自由派的女權主義者們除了對以上三條的訴求外，還有黑人女性和少數群體對自身利益的爭取。
從第一集菲莉絲的視角，過渡到後幾集女權主義者的視角，格洛麗亞·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貝拉·艾布扎格（Bella Abzug）、謝麗·奇瑟姆（Shirley Chisholm）、貝蒂·弗裡丹（Betty Friedan）、以及吉爾·拉克爾斯豪斯（Jill Ruckelshaus）等等，這些歷史上有名的女權運動領導者紛紛登場，共同組成了一出精彩的群像戲。
她們之中，有過墮胎經歷的格洛麗亞呼籲墮胎合法化，首個黑人總統候選人謝麗被質疑只為女性權益活動而忽略黑人群體的訴求，被譽為「現代婦女解放運動之母」的貝蒂因為年老色衰而得不到格洛麗亞那樣的一呼百應。
個體身份的複雜和互相之間利益訴求的對立，開始分裂這個本來團結在一起的群體。
但相同的一點是，她們都局限地從自身利益出發，先入為主地標籤化家庭婦女群體，而有意無意忽略了這個群體的力量，這無疑成為了ERA之路失敗的思想根源之一。
在選舉中，面對戰友的反對、勸退和搖擺不定，謝麗反駁得鏗鏘有力，「權力不對任何事讓步，如果不追求真正的平等，就要永遠乞求男人，拾其牙慧。」這不僅是謝麗經歷內外兩邊掣肘後憤怒的宣言，也是對以菲莉絲為代表的反平權女性們最好的駁論。
與以往將女性作為受害者加以渲染和共情的主流影視作品不同，《美國夫人》不僅僅是一場女性與男性的鬥爭，更是在講述一場女性內部的「戰爭」，這無疑又為女性主義題材增添了一抹異色。
在豆瓣的評論區，有人稱這部作品「女權主義者的進階版教材」，簡單的二元對立行不通，這部劇的中心議題，不是單純地想指明女性群體內部分裂的危害性，或是通過諷刺家庭婦女和反平權女性，從而揭露她們自身的悲劇性。而是認識到這一系列現象背後更深層次更複雜的原因。
確實，群體的複雜性讓這場運動增加了許多不確定的因素，身份、種族、階級、地位，甚至個人經歷、體驗，群體中個體的起點不同，導致他們的終點也無法統一。
本應是命運共同體的「她們」，共同意識到的一點反而是，女性拓展公共身份、參與政治從而為自己爭取話語權是何等重要且有必要。
我們當然可以事不關己地說「所有的共同體都是想像的」，但另一種態度是：我們應該拒絕任何自明的東西，認為家庭婦女就是該被批判的，認為女性不應該柔弱、感性，就應該統一戰線去反抗男權社會。
正是這些因素，或者說正是忽略和輕視了這些因素，才最終導致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走向衰落和失敗。
站在50年後的今天，重新去審視《美國夫人》所呈現的那個時代面貌，反女權運動領袖將汙名化、妖魔化女權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手段，擠入政治權力中心，從而達到實現自我價值的目的。
而主流女權主義者對家庭婦女群體的輕視，不屑於走近和理解她們，同時對少數群體的排斥和欲求後置，這些都讓她們無法看見自己身上深深的裂痕。
在Metoo為代表的新一波女權運動逐漸興起的當下，這類對歷史和群體性進行觀照和反思的影像，或許比站在道德制高點批判「女拳」或「反女權」來得更具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