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大陸新儒家」與「港臺新儒家」之爭

2020-12-10 騰訊網

　　超越「大陸新儒家」與「港臺新儒家」之爭

　　作者：曾暐傑

　　來源：《原道》32輯

　　曾暐傑：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一、少數人的「自我標榜」不是問題

　　臺灣因歷史時代背景，在中華文化脈絡中形成了自我的系統與特色；而在邁入新世紀與兩岸、全球新局勢的今天，如何從臺灣走向大陸、走向世界，與大陸學界交流論道、相互學習與批評，將是未來中華文化與儒學發展的重要契機，亦是我所心嚮往之的！就我個人的觀察，儒學與新儒家在臺灣現實中的影響力越趨式微，甚至被視為迂腐的傳統學問、與當代律法與價值觀格格不入，這就造成儒學僅是學院中的一門死學問，與現實完全脫節。這個情形是身處儒學圈中、自我認同為儒學的承擔者所憂心與焦慮的。反觀大陸儒學近年來蓬勃發展，大陸新儒家亦蓬勃開展，這是值得臺灣學者關注與借鏡的。然而，「大陸新儒家」與「港臺新儒家」的對話與交流始終不夠緊密，彼此間沒有足夠的認同與理解，這點從臺灣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李明輝先生在2015年1月《澎湃新聞》的訪談中所說：「我對『大陸新儒家』的這個說法不認同。」就可以看出兩者間的交鋒與誤解。

　　對此，我以為必須要正常開展雙方的論辯與對話，在交鋒中進行實質交流、在交流中尋求交會。也就是說，應該在差異中尋求共同的普適價值；在共同價值中尊重彼此的差異，應該以理解與包容取代攻訐與謾罵。

　　在這一波雙方的交鋒中，可以看出一個問題即在於：彼此追求「正統」的思維相當強烈──誰才是真正繼承儒家道統？誰講得才是真正的「儒學」。李明輝先生不認同「大陸新儒家」的首要理由即在於他認為那是少數人的「自我標榜」；但其實在唐牟徐張四先生當初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時，也是自覺傳遞儒家道統，以身為儒學的傳道者自立，就這個層次而言亦是一種「自我標榜」。其實「自我標榜」不是問題，只要能夠自覺身為儒者，企圖以發揚儒學、賦予儒學當代意義、以儒學解決當前問題，那麼都可稱為「當代新儒家」。但「港臺新儒家」當前仍有著太強烈的「自我認同」意識，認為他們是繼承「孔孟─陸王─熊牟」一系的唯一正宗與道統，只要不是他們師承系統內的，都不能稱為「當代新儒家」。正是這樣的道統意識，形成了強烈的排他性。

　　二、「當代新儒家」不應殊化為專指

　　由此更凸顯出一個問題即是：「當代新儒家」這個本來應該是具有普遍性意義的詞語，如今被特殊化為專指「港臺心性儒家」一系的儒者。是的，我這裡講的是「港臺心性儒家」！因為如李澤厚先生所說，唐牟徐一系的學者，可以說是宋明理學的延續，基本上並沒有根本性的突破。也就是說，唐牟徐一系僅可說是儒學的一種形式──心性儒學。那麼在當代多元開展的時代，這種只有一宗一派能夠稱為「當代新儒家」的正統與異端的思維似乎就不太恰當了，因為那是在封建社會下才須要的體制。在清末民初之時，受到西化派的攻訐、在1949年中國風起雲湧、豬羊變色之際，唯有熊十力、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與唐君毅等一批學者以捍衛儒學道統為己任，那麼理所當然稱其為「當代新儒家」自然沒有問題。但在蔣慶先生於1989年於臺灣《鵝湖月刊》發表的《中國大陸復興儒學的現實意義及其面臨的問題》，廣義來說可視為「大陸新儒家宣言」；陳明教授於1995年籌辦的《原道》發刊，亦可說是「大陸新儒家」的裡程碑，爾後各種形式的「大陸新儒家」也如雨後春筍般萌芽、勃發！也就是說，當僅有唐牟徐一脈儒學系統之時，理所當然將之稱為「當代新儒家」自然沒有問題；但是當儒學的形式與系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今日，這就成了問題了！就好比牧場中只有一批馬時，稱之為「馬」毫無問題，人人都知道所指何物。但是當牧場裡的馬多了，就必須加上屬性──白馬、黑馬、棕馬、花馬，沒有任何一匹馬可以順理成章稱之為「馬」。這不是個名號之爭，而是在現實意義下所必須。

　　那麼陳明教授的「文化儒學」、蔣慶先生的「政治儒學」、幹春松教授的「制度儒學」、盛洪先生的「經濟儒學」、黃玉順教授的「生活儒學」，以及如秋風先生、康曉光先生等一批致力於在新時代發揚新儒學的學者，誰人不是「當代新儒家」呢？況且即便在港臺地區，也並非每位儒者都認同唐牟徐一系的心性系統，如錢穆先生即言不該把他歸入於「當代新儒家」；也並非每位學者都傾心於孟學系統，如臺灣政治大學劉又銘教授即倡議「當代新荀學」的開展。

　　也就是說，這是個多原價值與開展的時代，當中國與世界同樣面對著現代化後的艱難，儒學內部必須有著多元觀點，去因應不同區域、不同領域的各種問題，絕非單一宗派能夠概括一切問題。藉此必須體認到，儒學不是只有心性、不是只有孟學、不是只有心學、不是只有唐牟徐一系才是正宗！

　　「當代新儒家」應該是個具有普遍性意義群體，應該從將之等同於「港臺心性儒家」的特殊化脈絡中回歸。「港臺心性儒家」是「當代新儒家」，「當代新荀學」也是「當代新儒家」──或者可說「當代新儒家─荀學一系」、「當代新儒家─孟學一系」。「大陸新儒家」亦是「當代新儒家」，且在這個概念下可以轄有文化儒學、制度儒學、政治儒學與經濟儒學等多種形式。甚至是外國學人認同儒家、以儒家來面對文化差異及解決世界的議題，那麼也可定位為「當代新儒家」──如「波士頓儒學」即可視為一脈，南樂山、安樂哲亦可稱為「當代新儒家」。

　　當然，這樣的「正名」並不是要否定港臺心性儒家的豐碩學術成果，也沒有要剝奪唐牟徐諸先生承擔儒學志業的貢獻，畢竟爾等大儒在港臺延續了儒學傳統40年，苦心經營與開展是不容抹煞的。而臺灣的儒學經驗，也的確啟迪了不少大陸學者與儒者，讓大陸學者看見了儒學對於中國當代發展的可能與希望。

　　三、兩岸新儒家宜有更多理解與對話

　　只是在新世紀的全球化脈絡中，我等企盼儒學能夠扮演解決人類問題的關鍵學說，不要在儒學內部爭正統，而是在全球化脈絡下的新中國共同開展儒學的現代性意義與價值。我以為，港臺心性儒家一代傳一代有其自我認同的道統，這點應該給予尊重；但是同樣的，心性儒家也應該對於大陸新儒家甚至是港臺不同的儒學進路給予理解與空間，而不宜有著過度強烈的排他性。

　　今日的問題或許在於：臺灣的儒者沒有積極的意願對於大陸新儒家進行全面性的理解與交流，多半處於在外緣去觀看與批判的視角。而臺灣政治大學劉又銘教授，求學問到於心性儒家脈絡中，卻也反思與批判心性儒學與孟學之「蔽」，故能以較開放而同情地理解各家派進路。劉先生更於2014年於政大中文研究所開設「大陸新儒學專題研究」課程，是臺灣首次在大專院校開設關於「大陸新儒家」的專題。劉教授期待透過對大陸新儒家的更多理解與研究，進而開展彼此的優勢，更期望青年學人能夠藉此能夠以臺灣經驗與大陸新儒家進行深層的交流與對話。這可說是雙方對等對話的一個契機與裡程碑。

　　經由此次會議的交流，可以發現一個值得一提的現象：在討論大陸新儒家與港臺新儒家的會議單元中，來自臺灣的我在一定程度上批駁港臺新儒家而為大陸新儒家辯護；而大陸學者則反思大陸新儒家的體系與哲學高度，而在一定程度上贊同港臺新儒家。或許這正是彼此處於不同的脈絡中反而能夠看到自身的不足以及對方的優勢，這樣的自我批判與同情地理解對於兩岸儒學交流是具有正面意義的。當然，誠如與會學者所言，儒學內部的討論不須要刻意追求調和與和諧，儘管針對彼此的不足之處做討論即可，這點是不錯的。只是我必須強調的是，彼此的批評應該針對學理本身以及在當前時代脈絡中的可行性進行討論；而非在哲學義理以及誰才是「真儒」的意氣之爭上！對內，我們可以理直氣壯、直指核心；對外，我們應該截長補短、共同開展儒學的意義與價值！兩岸的新儒家必須有著更多的理解與對話，但也不必求其同而定於一尊，而應該是求同存異，在各自的問題上尋求特殊性，進而在特殊性上開展共同的普世價值。【作者單位：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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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新儒家群體的幹春松、白彤東、李存山、曾亦、方旭東、唐文明等也集體撰文回應，提出了諸如「港臺新儒家未必切近大陸現實」、「港臺新儒家對傳統中國政治肯定得太少」等觀點。以前學界似乎有一種說法，仿佛港臺新儒家和大陸新儒家互相不對付，「老死而不相往來」，比如說一方認為「政治儒學」乃「死亡之吻」而近妖，一方謂「心性儒學」有內聖而無外王乃儒學的真正「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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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專訪|李天綱:大陸新儒家沒有民間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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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現代新儒家到現代新儒學研究
    第五章《價值論向度》分為《內在的取向》、《超越的境界》、《新式的儒者》、《內在與超越的統一》等四節，專題論述現代新儒學思潮在價值論向度上的理論進展。第六章《民族精神向度》分為《民族精神的目標定位》、《民族精神的培育理念》、《儒學與精神文明建設》等三節，研究者從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的新視角對儒學的現代價值做出新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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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龔鵬程新書出版 答記者問何謂「港臺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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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餘英時:大陸的「新儒家」概念太泛,失去了其應有的意義
    他又說：『餘之所論每若守 舊，而餘持論之出發點，則實求維新。』換言之，他的基本立場是要吸收西方新的文化而不失故我的認同。這和陳寅恪先生所謂『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是完全一致的。這正是錢先生被中西文化之爭所困的根源所在；不用說，陳先生也同在此困中。
  • 儒家與政治:儒家不僅是中國的,還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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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圖源網絡）8月12日，大陸新儒家蔣慶關於儒家與女性的訪談《只有儒家才能安頓現代女性》引起了巨大反響。輿論基本一邊倒，批評、諷刺佔上風。8月15日，呂頻發表評論《儒家如何才能令當代女性信服？》回應蔣慶的觀點。我反覆閱讀了兩篇文章，覺得總體上反駁文章針對性很強，也抓住了蔣慶的一些要點，但也不乏誤解之處。一定程度上令人遺憾的偏離了作者主張的以理服人的立場。先說說誤解之處。回應文章說：「蔣慶也給了女人一個重要承諾，就是儒家將要求男人「忠」、「義」，維護家庭穩定，說白了就是不離婚，糟糠之妻不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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