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9月初，普希金離開莫斯科前往波爾金諾料理叔父的後事，那裡是他父親的領地，有一座屬於家族的莊園。此時，其所在的下諾夫哥羅德地區已經流行起霍亂，這是一種與鼠疫一樣兇險的病毒，從歐洲一路瀰漫而來。路客和商人開始紛紛逃離，此時的普希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逆行者。
曾有人勸他儘快離開這裡返回莫斯科，然而，幾個月來與未婚妻家人因為婚事產生的交惡和齟齬，已使他身心疲憊，他幾乎是以逃離的姿態奔向疫區，如同明知未來的婚姻不值得過分期待，而仍然飛蛾撲火一般，毅然決然。雖然波爾金諾是個貧窮甚至有些醜陋的村莊，但和想起來就令人厭煩的莫斯科相比，反讓普希金感到了心情鬆弛和愉快。他需要這濃雲散亂的天空，廣袤遼闊的視野和寂寞安靜的環境。
不久，霍亂疫情便蔓延至莫斯科，普希金收到了未婚妻岡察洛娃的信，催促他儘快返回。而此時回莫斯科的路途已變得異常艱難——進入莫斯科要經歷五個封鎖區，在每個封鎖區都要停留14天觀察，這對於普希金來說，無異於一種折磨。而事實是，在第一道封鎖區檢察官就沒有放他通過。於是，他滯留在了波爾金諾。
然而這種被動的隔離似乎是普希金求之不得的，不僅可以讓他冷靜地反思這場婚姻的意義，更重要的，是給了他創作的心境和時間。逃離了負累和煩惱，他屬於詩歌的靈魂得以回歸。
他在給友人普列特涅夫的信中寫道：「現在，憂鬱的情緒已經消散，我要休息一下了。在我周圍是不治之症，霍亂流行……它隨時都可能侵擾波爾金諾村，把我們全村人全部吃掉……你可能無法想像，我離開未婚妻來這裡寫詩是何等快活……這個小村莊多麼美妙呀！草地，除了草地還是草地，四周沒有人跡。你要是高興，可以騎馬在草原上奔馳，也可以坐在家裡寫文章，想寫多久就寫多久，沒有人來打攪，沒有人來搗亂，我什麼都可以寫，詩歌、散文……」走出精神的囹圄，自由的美麗讓他無法抗拒。
關於普希金在波爾金諾的情況，法國作家亨利·特羅亞在他的《普希金傳》第七部第三章中有較詳細的記述，其中涉及普希金這一時期的靈感狀態，書中是這樣表述的：「在那一刻，普希金對時間和空間都十分欣賞。他手下是一張白紙，他就在這張紙頭上寫起詩來。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文思如泉，周身的細胞都在歌唱。他似乎是某種特異力量的中心，他一動彈就會使世界發顫。」這段描寫並結合上面的書信，我們可以判斷，此時的普希金已完全進入了創作的最佳狀態。
事實也確實如此，考察普希金的文學歷程，在波爾金諾的三個月，是其創作的最重要時期，它之於普希金的意義和價值，甚至超過了梅裡霍沃之於契科夫。很多代表性作品多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其中就包括《葉甫蓋尼·奧涅金》的最後兩章。其實這兩章在他來波爾金諾之前就已經動筆，只是在波爾金諾進行修改和最後定稿。這部詩體小說共分三部九章，除了後來將原來第八章「奧涅金的旅行」改為「奧涅金給達吉亞娜的信」外，其餘的主要章節，都保持了波爾金諾定稿時的原貌。普希金曾計劃寫第十章，內容是描寫奧涅金與十二月黨人的交往情形， 但考慮到時局的險峻，他最終選擇了放棄。
《葉甫蓋尼·奧涅金》的完成，不只是一部巨作的收官，還成為普希金以自由精神為主導的浪漫主義創作向現實主義轉型的標誌，從他開始選擇用紀實的敘事體進行寫作，這種指向就已然清晰。
主人公奧涅金出身貴族，他「生活過並思考過」進而厭惡人生，是一個游離於十二月黨人和花花公子之間、語言大於行動的「多餘人」形象——這是俄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多餘人」，普希金也因此而成為了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者。
在人物塑造上，奧涅金以及達吉亞娜的形象栩栩如生，率先成為普希金筆下真實環境中的真實人物，從而褪去了浪漫和虛幻的痕跡。過去詩人不屑表現的平凡事物，現在他已覺得有義務有責任去表達，哪怕是一棵歪脖樹，一窪積水坑，因為那裡有純潔的美。他重新確立的創作宗旨是： 只要善於發現， 任何事物都可以成為藝術的描寫對象。波爾金諾的滯留，使他積蓄了轉型的心理儲備，成為了促使其風格變化的關鍵。
完成了《葉甫蓋尼·奧涅金》，他的創作欲望被徹底激活，之後陸續創作了四部小悲劇、若干短篇小說和幾十首詩歌，幾乎篇篇成功。他雖身陷疫區，但自由的靈感卻在無限的空間和時間裡遨遊——中世紀的《吝嗇的騎士》、現代題材的《莫扎特和薩列裡》、英國環境下的《瘟疫流行時的宴會》和西班牙背景中的《石客》，劇中人物則多為生活放蕩、碌碌無為卻又酷愛自由的花花公子，持續疊加著「多餘人」的形象特質。這些故事和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帶有普希金自身生活和性情的影子，他穿梭在不同角色之間，旨在用作品回顧和反思自己的過去，以調整未來的人生坐標。
值得注意的是，四部小悲劇的主題無一例外的都是死亡，在今天的情境下，我們或許更為關注《瘟疫流行時的宴會》，在結構上它是《石客》的續篇，作品通過那些無憂無慮快活人的笑聲和歌聲，來掩飾城裡成千上萬面對死亡者的嘆息。這是一部普希金根據自己切身處境寫出的悲劇——瘟疫包圍著波爾金諾莊園，每時每刻疫情都可能奪走農民和僕人的生命，普希金感到自己似乎已經來到了生命的盡頭。面對危險，他做出了自己的選擇：「我走我的路，就好像走向決鬥場那樣。」他把這種勇敢、沉著和毅然貼切地融進了劇中的人物性格：
一位英俊的陌生人吸引著我們，
奔向戰鬥，向著深淵的邊緣走去。
在洶湧澎湃的海洋，
在迷霧和浪花裡，
在狂風捲起的狂沙裡，
在瘟疫的喘息聲裡……
一切會導致死亡的東西，
都能在我這死亡的心靈裡，
喚起那難以描繪的快意。
這一時期，由於普希金確立了以敘述、紀實為主的表現手段，使得他小說創作也呈現出豐收狀態，數量甚至超過了詩歌，這種變化是他創作觀念轉型在體裁選擇上的必然結果。
為了避免以往受到的攻擊，普希金這一時期的小說用的是「別爾金」的筆名，以《別爾金小說集》為代表的小說創作，奠定並鞏固了普希金現實主義的創作風格，一些貧庸的、沒有文化的、令人可憐的小人物成為作品的主角，從而詮釋了他「任何一個主題都可以寫成一部藝術作品」的創作理念，這對後來果戈裡、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人的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託爾斯泰在1874年曾說過：「您很早以前就讀過普希金的散文體作品吧？為了我的友誼，請再讀一遍他的《別爾金小說集》吧。所有的作家都應深入研究一下這部作品。」
在波爾金諾的三個月，普希金還創作了約30首詩歌和一篇用八行體形式寫成的詩體小說《科洛姆納的小屋》。
被霍亂包圍的波爾金諾，成為了普希金生命的避風港，他不僅實現了文學風格的蛻變，也鑄就了他一生創作的核心價值，形成詩一般燦爛的「波爾金諾之秋」，在他不長的文學生涯中具有裡程碑意義。而這一切不可思議地是在以疫情中完成的，不禁令人感嘆。
軀體狀態的相對靜止，反而使精神和智慧疾步前行，這種反向的邏輯關係，也許正是普希金在非常時期給予我們的一種啟示，它很辯證，而且深邃。
來源 北京晚報 | 作者 奚耀華
編輯 周文麗 孫小寧
流程編輯 王夢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