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將蘇格拉底、釋迦牟尼佛生活的時代稱為世界文明史上的「軸心時代」，這時期各大文明都在自己精神導師的引導下迎來了宇宙人生的終極思考，它們不僅影響了特定歷史階段的各種思想文化形態，更在人類發展至今的幾千年歷史長河中歷久彌新、熠熠生輝。古希臘時期偉大思想家蘇格拉底是西方理性主義甚至基督教文化的先祖，他提出的「哲學就是愛智」的命題，奠定了整個西方文化發展脈絡的基調。古印度時期喬達摩悉達多王子通過親身踐行證悟的般若智慧，則成為人類文明中佛教思想文化的源頭活水。兩種不同的智慧觀歷經千年，仍在當今中西文化的對抗與碰撞中主宰著人類的思維和命運。於是，對比這兩種智慧觀念，也許能夠為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融與文化批判提供寶貴的思想啟迪。本文的寫作意圖就在於從宏觀上把握西方哲學與佛教文化中兩種智慧概念的共通之處與根本區別，以此彰顯以佛教思想為重要元素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運思與普世價值。
一、共同的彼岸關懷
古希臘文化在哲學產生之前有一種濃厚的宿命論色彩，無論是世間凡人還是人們假想的奧林匹斯諸神都被預設了無法逃脫的命運，俄狄浦斯的殺父娶母、阿基裡斯的致命之踵，無不都是無形的命運安排。這種命運觀在哲學中被理性地思考為現象世界背後的邏各斯、宇宙法則、客觀精神，每個人自身的小宇宙在這種大宇宙面前都是微不足道、虛無飄渺的，但其背後的客觀法則卻是永恆的，不變的，唯一的，絕對的。這種古老的思維方式造就了西方哲學中現象和本體、現實與理想的極大反差與巨大張力。在這種思想背景中，蘇格拉底提出了自己的愛智宣言——哲學不是智慧本身而是愛智慧，因為，真正的智慧只有神才配擁有，人只能追求智慧但不會擁有它。蘇格拉底所說的智慧就是赫拉克利特的作為宇宙法則的邏各斯精神，就是古希臘文化中那種若隱若現的命運底色。
在蘇格拉底看來，人由於其肉體的欲望和無止境的感性需要遮蔽了精神對智慧的直接洞見，人們只能看到具體的、特殊的、相對的概念，無法把握絕對的和普遍的理念。但是一旦人的靈魂與肉體分割開來，靈魂就重新具有了把握普遍理念、洞悉真理的能力。所以靈魂與理念同在，而理念就是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絕對概念，即智慧，它是世間一切事物追求的原型和終極目的。
蘇格拉底的普遍概念通過柏拉圖的理念、亞里斯多德的純形式演化為基督教的上帝之道說的觀念。上帝最為人熟知的三種屬性就是全知、全能、全善，其中知就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道說，這種概念實際上就是古希臘文化中的命運、邏各斯、蘇格拉底的智慧和普遍概念。只是在基督教中，這種無形的本體概念被配置了一個至上的主體，這就是上帝。世間的凡夫俗子只能具有轉瞬即逝的意見，只能愛智慧、追求智慧，而上帝則是宇宙法則和萬物命運的主宰。西方哲學的這種現實與理想的疏離感，造就了西方文化的彼岸關懷。在這種思維方式中，作為本體的智慧、作為智慧擁有者的上帝才是真實的，現實中的事物都是虛幻的，赫拉克利特曾說的「一切皆流無物常駐」，就是對現象世界的描述。而在基督教中，上帝之城永遠是世俗人類想往而不可及的理想王國。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的目的王國、馬基雅維利的烏託邦、馬克思的自由王國無不滲透著這種彼岸情結。可以說幾乎所有西方哲學家都把自己的畢生精力花費在了這種不著邊際的、純粹理想中的智慧上。
與西方文化智慧觀的這種彼岸關懷相似，佛教自從悉達多王子發端以來也帶就鮮明的超越性和疏離感。佛教的發端要追溯到古印度的婆羅門種姓和婆羅門宗教，婆羅門在印度是最高的等級，被稱為「人間之神」，是知識的壟斷者，精神上的領導者和文化形態的創造者。他們崇尚對宇宙萬象之根源的探究，思想高遠而虛幻，由此蘊生出「原人」、「梵」、「因果」等核心的形上學概念，這些概念恰恰就是佛教智慧的原型。原人是指造化一切的主神，是宇宙的創始者，就像基督教的上帝；《吠陀》就是宣揚這種神創萬物的最初經典，但其中也經歷了類似於古希臘時期的奧林匹斯多神崇拜到一神崇拜的過程。這種唯一的造物之神、原人在《淨行書》中演化為「梵」，這個概念的含義是絕對清淨至真的本體，它是世間萬物的主宰者，並與人性的自我合而為一。所以，婆羅門教追求「神我」合一的清淨至真境界。因果報應是婆羅門教的另一思想特徵，眾生業力流轉生死輪迴之間，由於宿世善惡因緣，便得今生的種種果報，這種因緣果報思想在佛教中得到了完整的繼承和發揚。
「原人」、「梵」、「因果」揭示了古印度思想文化中原始的形上學思維方式，這些概念就像古希臘的「命運」、「邏各斯」概念一樣是有形世界的無形和抽象的惡本體。至高無上的一神統治和宇宙萬物的因果法則在古印度和古希臘具有一種同質性思維方式，但是印度宗教中的這些概念最多只能被叫做本體，現象背後的真理和本質，但不是實體。恰恰相反，真理是空、是清淨無我、無物，萬物的實質是空無，這一點與古希臘哲學中從有到有的宇宙生成轉化觀念不同。此外，梵我合一的神秘體驗和追求也與西方文化中深刻的神人二元性思維有所不同。古印度中的神既是超越於現實之上的，又是圓融於萬物之中的，而古希臘的本體與現象一開始就有較為清晰的界分。
思維方式的不同造就宗教觀的不同，基督教中上帝與人之間是主客二元對立的，他們之間只有通過先知、耶穌、聖靈或者教會的中介才能有溝通，但佛教追求的是人通過自己的內心證悟直接通達清淨空無的本體。在這種思想背景中發展起來的佛教智慧觀就是對宇宙人生的洞察與認識，換句話說、就是對自我和我們所生存的這個世界的整體洞察，它可以使我們超越具體事物的執著，在最高的清淨本體中得到解脫，獲得涅槃。這樣的智慧實際上就是古印度文化中梵與因果法則的演變形式，是世間的終極真理。但佛教的智慧只是通達彼岸的方法和途徑，不是人們追求的終極目的，這一點不同於西方文化的智慧。西方人自古就有求知的強烈欲望，哲學產生於人們對世界和自我的懵懵懂懂的驚訝，因而追求智慧就是追求對世界和自我的認識，智慧被看作是人類永無止境地趨近的客體。
佛教的「智慧」一詞只是梵文「prajna」的漢語意譯，很多經典中常用「般若」作為其音譯。而般若在《大智度論》卷八十四中的解釋是「般若名慧，波羅蜜名到彼岸」，即將人渡到彼岸的智慧，但這樣的智慧不同於日常生活中具體的明智。《大智度論》卷四十三中又云：「般若者，秦言智慧。一切諸智慧，最為第一，無上無比無等，更無勝者。」這說明般若智慧是世上最高的智慧，是洞察萬事萬物皆空的智慧，這樣的智慧雖位品最高，但也是人人俱有的。釋迦摩尼曾嘆息：「奇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既然每個人都具有證得這種無上智慧的可能性，那麼重要的就在於修行的過程了。
二、智慧的認知與智慧的修證
對於西方哲學思想而言，智慧是不變不動、永恆唯一的本體存在，人類對它只需要以理性的認知能力去靜觀、沉思、洞見。但佛教的般若智慧就是每個人自身潛在的本心，最高的智慧本體與人們的本然心性是天人合一的，只是由於人們總是執著於虛妄之事，迷失了本心，般若智慧才顯得遙不可及。
柏拉圖的理念論可謂是西方哲學中智慧觀的代表，「理念」的原意就是心靈之眼看到的對象，亦即理性思維到的對象。古希臘哲學中巴門尼德提出了著名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命題，這命題是說，最高的智慧和本體只能是存在，而不是世間諸多現象之物，後者只能被叫做「非存在」，而作為本體的智慧存在只能通過思維來把握，不能通過人們的眼耳口手等感官來認識。這種觀念奠定了整個西方哲學的理性主義思維方式的路線，作為本體的智慧只能是理性思維的對象，不能是感覺經驗之物。蘇格拉底的愛智、柏拉圖的理念論都是建立在這種理性主義思維方式之上的。亞里斯多德更將沉思的生活當做是世上最幸福之事，他還將這種理性思維進一步體系化，創立了影響整個西方人思維的形式邏輯。在這種邏輯思想中，三段論演繹推理是一切科學論證的最重要的工具，其特點是無需經驗的輔助，單靠概念之間、命題之間的關係就可以得出想要的結論。中世紀基督教哲學對上帝、三位一體、原罪等教義的理解也是以這種單純理性主義的推理為論證方式的。近代主體性哲學之父笛卡爾通過「我思故我在」的命題確立了自我的思維主體性，在此基礎上被引出來的上帝、物質等觀念都被看做是天賦觀念。所謂天賦觀念在笛卡爾那裡就是所有人先天具有的、普遍同意的知識，也就是至高無上的智慧，其他一切知識都建立在這種智慧之上。如果說古希臘理性主義哲學將智慧看作是外在於主體的東西，人只能熱愛並追求智慧；那麼在笛卡爾這裡智慧就直接地被納入主體之中考察。這就是西方哲學從古希臘到近代的主體性哲學的轉向，也是人類的自我意識被確立為哲學智慧的第一主體的這種思維的轉向。
但在佛教的智慧觀中，智慧被看作是本來就存在於人們心中的，彼岸不是外在於自我的天國，而是每個人心中的清淨本性，它與創生宇宙萬物的大宇宙、客觀法則是同一的。這是佛教一切修行的前提，所以人人自有佛性，無需向別處遠求。這種反求諸己的智慧觀要求人們摒除蒙在本心之上的種種障礙，破除執著和妄想，明心見性，證悟得道；因而這需要艱苦的修行過程。
佛教修行最基本的過程是戒定慧。即通過持戒去除違犯性煩惱；通過修定去除困擾性煩惱；通過修慧去除潛伏性煩惱。在這裡面智慧的修行是最高的，智慧跟四聖諦息息相關。經典中將如實地了知四聖諦稱為智慧，而智慧所了知的對象就是四聖諦。「諦」就是如是不顛倒，即是真理。「聖諦」是聖人所知之絕對正確的真理。四聖諦即四種終極的真理：苦聖諦、集聖諦、滅聖諦、道聖諦。佛陀闡釋四聖諦的目的，是要告訴我們世間的因果以及出世間的因果。「苦」是指世間的苦果；「集」是苦升起的原因，即世間因；「滅」是苦熄滅的果，即出世間的果；「道」是滅苦的方法，通往涅槃的道路，即出世間的因。在經典中有這樣的比喻：眾生的身心有種種的生死業以及煩惱，即是有各種的心病，佛陀將此病情，以及病情之所在處，告訴眾生，並且指出那些解脫的聖人，沒有病苦而得到的愉悅，以及解脫病苦的方法。這就是智慧要通達的苦集滅道四種終極真理。
但是，通達這四種真理還不是修行智慧的終極目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說：「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要想通達四聖諦還需要一個自我的主體，但佛教中真正要達到的境界是無我無物，一切皆空。既然證悟智慧的主體都必須被超越掉，那麼作為主體之對象的智慧也就必須被超越。佛教修行要達到的終極目的是清淨無礙，萬物圓融一體，自然而然，沒有任何刻意雕琢的存在者，修行就是恢復到清淨本然的自性。苦集滅道揭示了世間一切障礙本性的東西以及這些事物遵循的因果法則，既然一切皆空，那麼這些事物及其遵循的因果法則也就是性空的，進一步而言證得這些真理的智慧本身也必須被超越掉。修智慧的目的不是想要從中得到智慧，而是洞悉世間一切諸法皆是空相。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智慧不是佛教修行的目的，而只是手段。《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就是這個意思。在這種觀念中，般若智慧及其洞察的對象也屬「有為法」之列，一切刻意執著追求的對象都是空的，最終都要被消除，這樣才能回復到清靜無為的自然本性。
結論
西方哲學和佛教的智慧觀在揚棄現象世界，追求本體世界的思維方式上有共通之處，因而它們都具有一種彼岸世界的終極關懷。但西方哲學的智慧一開始就是外在於人類心靈的客觀存在，由它所演化而成的邏各斯的概念以及柏拉圖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及其道說不僅是人類追求的終極目的，也是哲學考察的最終對象。而佛教的般若智慧則是人們追求自在佛性的修證手段，不是目的。佛教的智慧也不是外在於人心的客觀法則，而是每個人自由本有的洞察力和智識，它所窮極的四聖諦真理乃是宇宙萬物之真相。佛教通過修智慧使人們在日常生活的事務中被迷失的本心重回清淨。（文：李恭勝，江蘇省徐州市佛教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