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2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刊發了《國務院關於恢復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通知》：「國務院決定恢復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為五十三人，李一氓任組長，周林、王子野任副組長，另聘三十四人為顧問。」當時，第一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19位成員只有二人健在，小組工作已停頓多年。時年78歲的李一氓可謂臨危受命，他主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十年時間，在古籍搜集、整理、出版方面傾注了極大心血，對推動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發展功不可沒。
守著「規劃」辦事
1981年9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繼承下來，是一項十分重要的，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工作」。
擔任古籍規劃小組組長伊始，李一氓即著手制定一個中長期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他調動國內出版社、知名專家學者的積極性，編制出《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82—1990）》。編制規劃工作做得很細緻，在編制階段，落實規劃項目表後附有「備註」一欄，註明「已約稿」、「已來稿」、「已發排」、「已出書」，規劃正式發布前還寄送給相關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徵求意見，對重複的選題進行調整。1982年3月，第二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在京召開，與會專家學者在會上充分討論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82—1990）》（草案），提出了許多建議。
1982年中華書局成立七十周年大會上，李一氓在講話中說到：「我就守著『規劃』兩個字辦事。」同年8月23日，《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82—1990）》經國務院批准頒布實施。為擴大影響、便於安排實施規劃，規劃小組將千餘份《規劃》發送給相關高校、研究機構、出版單位和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列入規劃的《中華大藏經》《道藏》《甲骨文合集》《吐魯番出土文書》等項目很快落實到專門的研究單位或研究人員。為了組織全國力量搞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規劃小組於1982年11月初還致函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請他們關心、支持本省、市、自治區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建議他們根據本地的特點，多整理出版地方文獻，有條件的省、市、自治區，也應擬定本省、市、自治區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
李一氓也很關心農業古籍、中醫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的制定，1982年6月，他就農業古籍的整理出版問題召開座談會，聽取農業部和農業出版社對古農書整理出版情況的介紹。7月，他與衛生部中醫局、人民衛生出版社和中醫古籍出版社的同志座談，聽取了中醫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基本情況的介紹，希望他們儘快完成規劃的制定。
注重大型古籍整理項目出版
李一氓非常重視大型古籍整理圖書項目。為做好《宋明理學叢書》（共收書120餘種），李一氓1983年3月8日約見北京大學湯一介，中國人民大學石峻、方立天，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辛冠傑，向他們了解理學人才儲備和培養情況，希望進一步落實一些理學出版選題。
1981年12月22日，李一氓約見任繼愈，與中華書局的同志一起商量整理、影印《漢文大藏經》的方案，編輯任務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承擔，任繼愈主持。《中華大藏經》1984年先期出版五冊，其後，每年按進度推進出版。到1997年，《中華大藏經》由中華書局全部出齊。
《全清詞》的編纂工作艱巨、繁重，南京大學當時決定成立清詞研究室負責編纂工作。1982年1月7日，李一氓確定由南京大學程千帆擔任《全清詞》主編，負責組織和安排《全清詞》編纂工作。10月27日，李一氓專門聽取《全清詞》編纂進展情況的匯報，希望以南京為中心將周邊的學術力量組織起來。
1983年4月27日，李一氓約見文化部圖書館事業管理局的杜克、錢維理，了解《全國古籍善本書總目》編纂情況，該「總目」當時正在徵求專家意見。李一氓希望《全國古籍善本書總目》能儘快分階段編輯出版，定稿一批印刷出版一批。
1983年5月上旬，李一氓看了饒宗頤編纂的《全明詞》初稿的凡例、目錄和部分詞家作品。由於饒宗頤在香港，有些書查閱不到，因此，古籍規劃小組特請張璋承擔修訂補輯任務。
重視海外古籍複製回歸
三十多年前李一氓即認識到，把國內失傳但流散在海外的中國古籍購買或拍攝回來是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一項重要任務。
1983年9月中旬，李一氓赴日期間開列了第一批書目，希望日本有關部門能夠提供膠捲。11月下旬，日本內閣文庫即提供了六種古籍圖書的膠捲，規劃小組請相關專家學者參與選定、整理，把其中版本價值較高的增收進了《古逸叢書三編》。
李一氓在得知蘇聯列寧格勒圖書館有一部當時發現藏於國外的惟一《紅樓夢》鈔本後，認為有必要將其引回國內影印出版。1984年，他決定12月中旬派周汝昌、馮其庸、李侃赴列寧格勒圖書館查閱鈔本、商談有關回歸的問題。1985年1月16日，中蘇雙方在莫斯科就合作出版問題正式換文，約定蘇方提交縮微膠捲，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線裝本和平裝本兩種列藏《石頭記》。1986年4月，由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編定的列寧格勒鈔本《石頭記》（全六冊）由中華書局出版。
抓地方古籍整理出版
李一氓對地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開展有著明確思路，他指出「要發揮地方積極性，如果一個省、市、自治區每年整理出版五種古籍，全國加起來就是一百多種」，認為省、市、自治區整理出版古籍的重點是地方歷史文獻，突出地方特色，還應重視地方圖書館收藏的稿本，可以將其整理出版。
1983年2月19日，李一氓函復江西省社會科學院，希望江西省先調查本省明、清兩代有哪些未印的稿本，整理出版就很有特色，還建議江西省不能只整理歐陽修、文天祥、湯顯祖、黃山谷等人的作品。1983年2月22日，李一氓函復四川人民出版社，提出：「一、杜（甫）李（白）蘇（軾）可不由四川出版，要出就出些輔助性著作，如年譜等。二、為了有用起見，可否先考慮出四川史地叢刊，象北京古籍出版社那樣，出了許多與北京有關的材料，大有用處。三、有些書，全國不一定出，但四川必須出，如《楊慎全集》《楊銳劉光第合集》《費氏父子合集》《丹淵集》《張問陶集》等。四、出書著重明、清，有些不經見的明清人詩文集，可分頭選目，整理出版。五、不知四川圖書館有無有價值的稿本，即或是外省人的，亦可出版。六、整理以標點為主，前有目錄，後有索引，並儘可能搜集有關資料，作為附錄。」1985年4月25日，李一氓約見陝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負責人，建議他們把西安豐富的歷史資料集中起來整理出版，唐墓志銘類的圖書影印出版時要考慮使用價值。
上世紀80年代，我國地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長足進步，陝西、江西、安徽、上海等還專門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嶽麓書社、巴蜀書社、天津古籍出版社等相繼成立。
關心古籍整理人才培養
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對培養古籍整理研究、出版人才一直都很重視。1982年7月，規劃小組向國務院報送請示報告，8月國務院批覆，同意從1983年開始每年撥給教育部、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一定費用，用於古籍人才培養和有關古籍出版的補貼。
1983年3月1日，李一氓在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規劃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現在，能夠承擔文史哲古籍整理的專家人數比較少，年紀也比較大，中青年中能夠承擔整理的人數就更少一些，這就要求培養古籍整理的人才，北大有一個古典文獻專業，招生人數很少，整理工作開展以後，就不能滿足各方面的要求了。因此，國務院批准教育部，選擇若干大學成立有關古籍整理的專業或研究單位。」「有關中國古典的文史哲以及其他方面的學問，日本叫漢學，而英文叫中國學、東方學，一般叫漢學。中國文化帶有世界性，因此文化比較發達的國家，對於中國文化領域的各個學術部門，都有人進行研究，而且也有些研究成果。從中國本身來講，比如我們搞元史的、搞中西交通史的同志，如果不懂外文，就一步也不能走。因此我建議，培養古籍整理研究人才，除了要學校勘、訓詁之外，要注重一下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