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的古籍整理出版往事

2020-12-14 光明數字報

    陳垣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宗教史學家、教育家,對我國古籍整理和古文獻學科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1951年,毛澤東在懷仁堂舉行國宴時,向別人介紹說:「這是陳垣,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陳垣為小組成員(共19人),在此期間,他為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做了很多工作。

 

    影印出版《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是我國北宋時期四大部書之一,是一部集政事、歷史於一書的百科全書性質的史學類書。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在北京成立,明確提出「應當動員和組織有關力量,在十年至十五年之內,分期分批地把我國古代和近代以至『五四』以前的主要學術著作有計劃有系統地整理和出版」。同年4月,文化部調整中華書局的業務分工以出版古籍整理圖書為主,為古籍小組的辦事機構。《冊府元龜》是在這次調整後中華書局計劃出版的第一部影印古籍,因此中華書局非常重視這項工作,聽取了諸多知名專家學者關於版本的意見,陳垣即參與其中。

 

    1958年,中華書局致函陳垣,就底本、參校本等問題徵求其關於影印《冊府元龜》的意見。陳垣很快回覆中華書局,贊成這個辦法,他在給中華書局的信中寫到:「此項辦法成本雖貴,但用此書的人都可靠圖書館購備,不一定每人都有此書也。」影印出版《冊府元龜》有很多具體工作要做,1959年5月,陳垣看完中華書局送來的《冊府元龜》七十二頁補遺,指出「其中十四條與本卷或與他卷重出,似可不補」。同時在信中寫到:「又傅校《冊府》,亦已閱畢,除漏去一行半行者不錄,錄其整條漏去者凡十五條,送上。」陳垣還專門致函同為古籍規劃小組組員、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主任趙萬裡,詢問、了解北京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兩館所藏宋刻本《冊府元龜》的情況。

 

    1959年,陳垣應中華書局之邀撰寫了《影印〈冊府元龜〉序》,6月18日,此篇序作寄給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主任、中華書局總經理金燦然,信中專門說明:「此序共分八段:第一說前人不重視《冊府》;第二說《冊府》漸為人注意;第三說《冊府》材料豐富,可以校史,亦可以補史;第四說《冊府》可以校史,亦可以史校之;第五說宋本比明本為強;第六說明本亦有勝宋本處;第七說明本脫文是有意刪去,不儘是脫文;第八說宋刻既無完本,以明本影印亦宜。」6月26日,金燦然即回信給陳垣告知工作進展並徵求意見:「(《冊府元龜》)茲已將續稿發排,俟排就當以清樣一份送請察閱。擬寫後記一篇,附於卷末。」金燦然在信中還徵求陳垣的意見:「為便於翻檢,將捨去原刊目錄,另行編排在各門下系有總頁碼的總目錄。並以各門首字筆畫多寡為序,增編卷目索引一份。如此做法,未知妥否,請示尊見。」

 

    12冊影印本《冊府元龜》1960年由中華書局所屬香港印刷廠完成印製,正式出版發行。

 

    《冊府元龜》影印出版後,陳垣仍一直給予關注,1961年12月陳垣在回復藏書家、水利學家趙世暹來信提及應校訂出版《冊府元龜》時,這樣寫到:「該書(《冊府元龜》)卷帙浩大,如俟校好再印,則需時甚久,故先影印,以供研究者參考。」可見陳垣先生當年對古籍整理出版有著明確的認識,先影印,供專家學者研究、使用,具備一定條件之後再進行校訂。由於種種複雜的歷史原因,校訂《冊府元龜》的工作,四十餘年後才得以完成——2006年南京大學周勳初教授主持,歷時十年整理、校訂的《冊府元龜》由鳳凰出版社出版,這一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為學術界提供了一部校勘精準的整理本。可以說,校訂本《冊府元龜》的出版,也完成了陳垣當年的心願。

 

    新舊五代史的整理出版

    建國後,在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下,新中國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整理出版工作由中華書局具體落實開展起來,先後有百餘位古代文學、歷史方面的專家、學者參與其中。

 

    為落實「二十四史」中《舊五代史》《新五代史》的整理任務,中華書局總經理金燦然1958年專程拜訪了陳垣。據陳垣隨後(10月16日)寫給金燦然的信件得知,這次會面「暢談甚快」。陳垣隨此信還寄給金燦然他的專著《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一冊、文章《舊五代史輯本引書卷數多誤》一篇。金燦然收到信後,很快安排中華書局的編輯陳乃乾落實、處理「陳援庵先生來信及所附著作」,同時請陳乃乾考慮陳垣「是否對《舊五代史》採用百衲本有不同意見」。

 

    金燦然在回復陳垣的信中寫到:「《舊五代史》輯本經四庫館幾度改竄,迄無善本。得先生據《冊府元龜》推尋覆勘,不但可糾《四庫》之失,並可校正《大典》之訛。大著《發覆》,初引其端,此後全書校定,其有裨於學者更大。」也是在這封信中,金燦然明確提出請陳垣擔任新舊五代史的整理者,他在信中寫到:「茲事體大,非公莫屬。取捨從違,悉聽裁酌。」至此,《舊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的整理工作便落實給了陳垣。陳垣的學生柴德賡1959年10月寫就的《我的老師——陳垣先生》一文中,即記述了此事:「今年(1959年)七月初,我到北京,還見這位八十歲的老人拿著放大鏡孜孜不倦地校訂《冊府元龜》和《舊五代史》。」

 

    此後,陳垣與中華書局的工作往來一直比較密切,1959年5月20日,中華書局編輯陳乃乾將胡文楷提供的《舊五代史》數則佚文寄給陳垣。而陳垣先生對新舊五代史的整理也有序進行,先後編制了新舊五代史的地名索引和人名索引。到1961年,標點《舊五代史》的初稿已完成,學術界都很期待著這部整理本的出版,但陳垣並不滿意已做的工作,這一年4月17日他在寫給四川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蒙文通的信中提及此事:「敝處所標點《舊五代》,初稿雖早已完成,但尚須細細重勘數過,斷不能如傳說所云本年六月可以交卷。」據此可知,新舊五代史的整理工作並沒有結束,到了1964年4月,陳垣的學生柴德賡被借調到北京,協助陳垣點校整理《新五代史》。12月陳垣在寫給中華書局編輯劉鈞仁的信中寫到:「承寄示《新、舊五代史》校記各一條已收到,專此復謝,並致敬禮!」足見《舊五代史》的整理工作仍在進行中,尚未完成。

 

    1966年,「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在全國大形勢的影響下,全部中斷,陳垣整理的《舊五代史》、《新五代史》終未按預先設想出版問世。柴德賡離開北京回到江蘇工作,兩年裡他協助陳垣所做的《新五代史》點校工作本和校勘筆記等悉數留下。

 

    1971年6月,陳垣因病逝世。就在這一年,在周恩來總理的關心下,整理「二十四史」的工作重新啟動,其中新、舊五代史分別由華東師範大學和復旦大學承擔,並先後於1974年、1976年出版,陳垣生前沒能看到他為之付出巨大心血的新舊五代史的出版,留下了永久的遺憾。更值得告慰陳垣先生的一件事是,標點準確校勘精審、由復旦大學陳尚君教授主持的修訂本《舊五代史》、《新五代史》,歷時七年,2015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新五代史》扉頁「新五代史整理人員名錄」上,第一行專門註明原點校者:陳垣、柴德賡;《舊五代史》扉頁「舊五代史整理人員名錄」上,第一行專門註明原點校者:陳垣、劉乃和,這足以告慰陳垣先生的在天之靈。

 

    其他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據不完全統計,陳垣擔任古籍小組成員期間,在中華書局先後出版了《校勘學釋例》(1959年)、《二十史朔閏表》(1962年)、《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62年)、《通鑑胡注表微》(1962年)、《史諱舉例》(1962年)、《中國佛教史籍概論》(1962年)、《中西回史日曆》(1962年)、《清初僧諍記》(1962年)、《釋氏疑年錄》(1964年)等專著。其中解放前已出版過的舊著,都由陳垣本人加以校訂增補後重印,他的學生也協助做了一些具體工作,陳垣先生的哲孫陳智超,曾在文章中提及此事:「修訂工作包括加標點符號,修改個別文字,核對出處,看校樣等,在這些方面劉乃和做了不少具體工作。」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華書局出版的這些專著中,《二十史朔閏表》和《中西回史日曆》是當時我國僅有的中西回曆比照方面的工具書,為研究歷史的專家、學者提供了極大便利。《史諱舉例》是陳垣對我國歷史上各朝代避諱種類、避諱方法等進行全面總結的一部專著,書中對有關避諱的諸多問題,都有所論述。《校勘學釋例》是陳垣利用校補《元典章》時搜集的材料撰寫完成的,書中列舉了行款、用字、名物等方面錯誤的例子,總結了校勘學的規律。《通鑑胡注表微》一書中,陳垣通過對宋元之際史學家胡三省註疏的《資治通鑑》進行考辨,對胡三省學術成就及觀點給予闡介,並有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心中塊壘之意,這本專著被認為是陳垣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陳垣本人亦很看重此書。

 

    這期間,陳垣對中華書局出版的一些重大古籍整理項目也給予關注,並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如1964年陳垣細讀了中華書局寄給他的《影印四庫總目出版說明》後,專門給中華書局編輯部負責同志回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意見:

 

    一頁六行 首都北京 首都二字可省。

 

    一頁九行 原注卅個字 可省。

 

    一頁十一行 也以他化力最多 擬改為「也以他的力量為多」。

 

    三頁三行 七萬六千 嘉業堂刻本《鄭堂讀書記》作「七萬八千」。

 

    三頁五行 陳垣《四庫書目考異》未有刻本

 

    四頁九行 道光「當時的」五個字可刪,因道光時阮元離浙撫任已久。

 

    又 遺漏 二字可省。

 

    而對中華書局整理出版《明文海》一書,陳垣因當時住院治療,雖然沒有立刻回覆中華書局所寄信函,但事後則十分坦誠地提出自己的意見:「查此書(《明文海》)為黃氏晚年未定之本,其體例頗多可議,誠如《四庫提要》所言。但此書為研究明代文獻者必須參考之書,不予印行,終必散佚,所以我的意見,今日若有餘力,印行仍比不印行為好。」在信末,陳垣專門指出:「書文津閣本一萬一千五百五十八頁,中間缺一五八、一五九、一七○、四八二等卷,未識其他鈔本有可採補否?」中華書局整理出版《漢唐地理書鈔》的出版說明,陳垣也力所能及地為其把關,他不但細讀一遍,還挑出出若干個錯字:「任日方所輯書名『地記』,不是『地紀』。又『隋時僅存十分之二』句,隋時二字改為唐初似較合。」

 

    1961年,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擴大會議上,81歲高齡的陳垣在發言中鼓勵年齡較大的專家要努力學習、努力著書、努力幫助青年專家成長。他借用俗話說:做到老,學到老,學到八十不算巧。他還用《論語》的句子新集了一副對聯:「欲寡過而未能,不知老之將至。」希望大家互相勉勵、互相督促,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而陳垣本人的一生,就是筆耕不輟的一生,他直到晚年仍然堅持工作。1964年7月17日,84歲高齡的陳垣,仍然堅持參加「二十四史」點校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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