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前，中國社會一般觀念中，極少讚美科舉制度，一個經典的例子是由國文到語文教材中，《範進中舉》始終是入選篇目，這不是偶然的，在相當大程度上體現了國人對科舉制度的基本態度，這個影響至今也還在人們的普通觀念中。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主要是在學術界，更多提到的則是科舉制度的好處，而對它的壞處則很少議論了。
凡一種制度在穩定周期內長期存在，必是好處多於壞處，因為人類智慧一般是擇善而從。1905年，科舉為新教育制度取代，也說明這個制度本身的歷史終結，表明這種制度的壞處多於好處了，這個大判斷，一般不會因為小事實而改變。科舉是在端方和張之洞手中廢除的，而他們恰是科舉中最成功的士人，他們看清了歷史的大勢。從隋唐創立科舉制度到晚清廢止，一千多年間，這個制度在不同的時期本身也在變革，但變到最後，依然逃不出終結的命運，這是時代使然，沒有辦法的事。
位於南京的江南貢院是古代科舉考場科舉制度最為人稱道的好處有兩點，一是相對公正，為所有讀書人提供了平等向上流動的制度保障；二是知識訓練和道德養成合一的教育方式，讓讀書人的榮譽感真正成為一種內心需求。齊如山在《中國的科名》一書中曾講過，明清兩朝，進士出身的官員中，貪官汙吏較少。唐代名相劉晏的著名判斷是：「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汙。」宋代名相王曾對流內官與流外官的著名觀察為：「士人入流，必顧廉恥；若流外，則畏謹者鮮。」
不管怎麼說，科舉廢除後，一般的歷史觀察，還是認為這個選擇順應了歷史潮流，如今想從科舉中發現好處的用心可以理解，但想要挽回這個制度的心理則不免迂腐了。
錢鍾書對科舉制度的判斷非常鮮明，以為荒唐處甚多，這並不意味著他不知道這個制度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裡的好處，而是他更多看到了這個制度的壞處，錢鍾書從不說科舉的好話。他在《談藝錄》中，對學業與舉業，多有議論，他的明確評價是：「古代取士有功令，於是士之操術，判為兩途。曰舉業，進身之道也；曰學業，終身之事也。苟欲合而一之，以舉業為終身之學業，陋儒是矣；或以學業為進身之舉業，曲儒是矣。」
1935年，錢鍾書在蘇州和陳石遺聊天，記為《石語》。陳石遺是舉人出身，他說：「科舉之學，不知銷卻多少才人精力。今人謂學校起而舊學衰，直是胡說。老輩須中進士，方能專力經史學問，即令早達，亦已擲十數年光陰於無用。學校中英算格致，既較八股為有益，書本師友均視昔日為易得，故眼中英髦，駸駸突過老輩。當年如學海堂、詁經精舍等文集，今日學校高才所作，有過無不及。以老夫為例，弱冠橐筆漫遊，作幕處館，窮年累月，舍己耘人，惟至欲動筆時，心所疑難，不得不事翻檢。然正以無師自通，亦免於今日學生講義筆記耳學之弊焉。」
錢鍾書此處下一批語：「所見先輩中，為此論者，惟丈一人，通達可佩，惜學校中人未足當此也。」
錢鍾書在《談藝錄》中還引徐震《照世杯》第一種《七松園弄假成真》的話：「原來有意思的人才，再不肯留心舉業……那知天公賦他的才分，寧有多少，若將一分才用在詩上，舉業內便少了一分精神；若一分才用在畫上，舉業內便少了一分火候；若將一分才用在賓朋應酬上，舉業內便少了一分工夫。所以才人終身博不得一第，都是這個病症。」此段意思和陳石遺所見完全相同，足證錢鍾書對科舉的觀念，他把這種觀念帶到了《圍城》及他的一切文字中。
錢鍾書對博士的看法，可以理解為是對科舉的另外一種評價。他說方鴻漸到了歐洲：「第四年春天，他看銀行裡只剩四百多鎊，就計劃夏天回國。方老先生也寫信問他是否已得博士學位，何日東歸。他回信大發議論，痛罵博士頭銜的毫無實際。方老先生大不謂然，可是兒子大了，不敢再把父親的尊嚴去威脅他；便信上說，自己深知道頭銜無用決不勉強兒子，但周經理出錢不少，終得對他有個交待。過幾天，方鴻慚又收到丈人的信，說什麼：『賢婿才高學富，名滿五洲，本不須以博士為誇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賢婿似宜舉洋進士，庶幾克紹箕裘，後來居上，愚亦與有榮焉。』方鴻漸受到兩面夾攻，才知道留學文憑的重要。這一張文憑仿佛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醜；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
這是錢鍾書間接的評價，還有更直接的。方鴻漸和唐小姐說：「現在的留學跟前清的科舉功名一樣，我父親常說，從前人不中進士，隨你官做得多麼大，總抱著終身遺憾。留了學也可以解脫這種自卑心理，並非為高深學問。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過痧痘，就可以安全長大，以後碰見這兩種毛病，不怕傳染。我們出過洋，也算了了一樁心願，靈魂健全，見了博士碩士們這些微生蟲，有抵抗力來自衛。痘出過了，我們就把出痘這一回事忘了；留過學的人也應說把留學這事忘了。像曹元朗那種念念不忘是留學生，到處掛著牛津劍橋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變成麻子，還得意自己的臉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談藝錄》中也引過《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魯小姐的話：「自古及今，幾曾見不會中進士的人可以叫作名士的。」
《宋詩選注》序言中對宋代科舉制度的評價是：「又寬又濫開放了作官的門路」，書中介紹文天祥早期的詩，認為大部分草率、平庸，都是些相面、算命、卜卦的，順便說到「比他早三年中狀元的姚勉《雪坡舍人稿》裡有同樣的情形，大約那些人都要找狀元來替他們做廣告。」錢鍾書提到科舉、狀元一類人事，向不以為然，似可見出他對科舉制的基本判斷。
（本文原題《錢鍾書的科舉觀》，收入《錢鍾書交遊考》，謝泳著，九州出版社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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