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路和陸上絲路的對接點在哪兒？

《絲綢之路：從蓬萊到羅馬》作者高洪雷訪談：

蓬萊—古登州是海上絲路與陸上絲路的對接點

2020年09月27日

高洪雷 男，1964年生，山東新泰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會員，中國民族史學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等。作品有《大寫西域》《另一種文明》《樓蘭啊，樓蘭》《中華民族的故事》《絲綢之路：從蓬萊到羅馬》等。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古典詩詞中的蓬萊，一直是仙樂縹緲、引人神往的所在。而位於膠東半島最北端的蓬萊小城，既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起點，也是陸上絲綢之路的東部起點，在古代交通和對外商貿史上佔據著顯赫的地位。

2020年1月，山東作家高洪雷的新著《絲綢之路：從蓬萊到羅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該書以蓬萊、羅馬兩個城市作為絲綢之路的端點，在大量史料考證和吸取相關學術成果的基礎上，跟隨日本使者高元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虜的杜環、班超的副使甘英四個人物，以沿途13個城市為節點，譜寫出一曲斑斕多姿、盪氣迴腸的絲路歷史。

以蓬萊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是高洪雷絲綢之路研究的另一個重點。隨著古代海上貿易的發展，蓬萊成為中國面向東北亞的一個主要港口。在接受南都記者的訪談中，高洪雷詳敘了肇始於遠古的蓬萊遠洋貿易的發展史；回顧了徐市(徐福)、張保皋、張騫等東北亞海上絲路史上的傳奇人物；勾勒了隋唐時期蓬萊港「日出千杆旗，日落萬盞燈」的極致繁盛；慨嘆自宋朝開始北方港口的衰落和南方港口的崛起；同時剖析了明、清兩朝實行「禁海令」而導致中國喪失「制海權」的真正原因。

同時，他還釐清了一些傳統上對「絲綢之路」的誤解，譬如海上商路並不大規模運載絲綢，這條路實際應為「香料之路」或「陶瓷之路」。又譬如，今人以為江浙地區是絲綢業的中心，實際上宋朝以前，山東地區一直穩居絲綢業霸主地位，直到宋以後東北亞海上絲路停滯，南方港口興起，江浙一帶的手工業、制瓷業和紡織業被充分激活，才造成如今經濟上南強北弱的局面。

「大國爭霸的世界近、現代史昭示著，在這個71%的地表被海水覆蓋的星球上，所有大國的興衰都取決於海上，近代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德國、義大利如此，現代的美國、日本也是如此。舉目望去，世界上幾乎所有富饒美麗的國家和城市，全都分布在沿海。」高洪雷告訴南都記者。海洋不僅是文明的搖籃，而且蘊含著取之不竭、無與倫比的礦藏和資源。他堅信，21世紀依然是海洋的世紀。「中國的大陸海岸線全長1.8萬公裡，列世界第四位，海洋經濟是中國強勁的增長極，走出去、走向海洋必須成為廣大國民始終不渝的共識。」

訪 談

山東才是中國絲綢最早的故鄉

南都：首先祝賀你的新著《絲綢之路——從蓬萊到羅馬》面世。古代海上貿易的主要商品是瓷器、香料，為什麼海上商路也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

高洪雷：無論是海上商路還是陸上商路，在古代一直沒有一個固定的、公認的稱謂。而絲綢之路這個名稱產生很晚，比商路開始存在晚了2000多年。取名的人是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時間是1877年。當時，這個德國人在他寫的《中國》第一卷中，把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開闢的，從洛陽開始，經西域與中亞和印度連接起來的古老商路，有幾分隨意地稱為絲綢之路。

很快，這一名稱得到了德國學者赫爾曼的認可。他說，我們應該把絲綢之路的含義進一步延長到西方的敘利亞，因為敘利亞主要是通過這條路從遙遠的中國獲得生絲的。隨後，這個名稱受到了世界各地學者的青睞，以至於逐漸成了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代名詞。

但是，絲綢之路這個名稱多少有點容易讓人誤解。

誤解之一：它使人聯想起一種連續不斷的旅行，而實際上貨物是經由多條線路和多個商人之手，分多個階段才到達目的地的，穿越絲路全程的商旅一直很少。

誤解之二：它使人認為這條路上運送的商品多是絲綢。但絲綢絕不是這條運輸線上運送的唯一商品，數量也不是最多的，而且絲綢的輸出是單向的，只是某一時段影響較大而已。這條路上運送比較多的緊俏商品還有中國的瓷器、茶葉，西域的良馬、玉石、皮貨、葡萄，印度的香料，歐洲的寶石、藥材等。難怪曾有一個英國少年發問：難道真有一條用絲綢鋪成的道路嗎？

要知道，海上運輸的主要是不太怕水的商品，如瓷器、香料、藥材、漆器、象牙、犀角、珠寶等。當然，水密艙技術過硬的大型商船，也從海上運輸一定數量的絲綢、茶葉，但絲綢、茶葉、皮貨主要還是走陸路，那麼為何海上商路依舊稱為海上絲綢之路呢？

事實上，部分專家對這個名稱早就提出過質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從1987年到1997年間，實施了一個名為「絲綢之路：對話之路綜合考察」的規劃。當初制訂規劃時，對正式名稱的爭論就開始了。有些學者指出，古代海上商路運送的大宗商品不是絲綢，而是香料和瓷器，因此海上商路應稱為「香料之路」或「陶瓷之路」。但更多國家的學者認為，古代東西方之間，除了商品交流，還有文化交流，如宗教的傳播，中國四大發明的西傳等。如果改稱「香料之路」或「陶瓷之路」，反而限制了這個項目的含義。能夠涵蓋古代東西方之間物質、文化交流的豐富內涵，又為世界各國所接受的，唯有「絲綢之路」這個稱謂。

南都：蓬萊是古代中國北方最大的港口，新華社也把蓬萊稱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起點」，這一點似乎沒有太多的異議。但在許多人的印象裡，長安、洛陽是陸上絲路的起點，但你在書中卻把蓬萊作為陸上絲路的起點，依據是什麼？

高洪雷：第一，世界上多數專家認可的古代絲路共有四條，一是草原絲路，是沿北緯50度線，跨越蒙古草原、準噶爾草原、哈薩克草原、俄羅斯草原、烏克蘭草原、匈牙利平原的陸上絲路，它是最早的一條絲路，也是草原民族的遷徙之路；第二條是南方絲路，是從中國的中原地區出發，經四川、雲南、緬甸、印度，前往中亞、西亞和歐洲的陸上絲路，有的路段被稱為茶馬古道；第三條是綠洲絲路，就是在北緯33度到41度之間飄蕩，從中國啟程，出河西走廊，經塔裡木盆地、費爾幹納盆地、伊朗高原、美索不達米亞前往羅馬，直線距離12000公裡的陸上絲路，它是陸上絲路主幹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這個項目只是其中的一段，我這本書所講述的也是這條絲路。第四條是海上絲路，它貫穿日本海、黃海、東海、南中國海、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地中海，在近代輪船誕生後，它已經成為東西方文明的主要交通線路。既然絲路有多條，那麼就有不同的起點和終點。

第二，即便是我書中所寫的這條綠洲絲路，也沒有明確的起點和終點，因為從長安、洛陽向東，還有蓬萊、遼東半島、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從羅馬向西，還有無數條道路延伸著。我只能說，長安、洛陽很多時候是中國的都城，是絲綢和其它緊俏商品的集散地。準確一點說，長安是張騫出使西域和玄奘西天取經的出發地。

第三，蓬萊——古登州是海上絲路與陸上絲路的對接點，這裡不僅是海上絲路的北方起點，同時也是綠洲陸上絲路的東部起點。蓬萊一直是古人夢想中的海上仙山。秦始皇追求長生不老之術，屢次東巡尋找的就是「蓬萊」。漢武帝也多次東巡，最終在膠東半島東端修建了一座小城，便是「蓬萊」的人間之所。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蓬萊成了面向東北亞的主要港口。在唐代，由蓬萊、廟島群島、遼東半島老鐵山共同構成的海上航道「登州道」，是唐朝面向東北亞的主要通道。隨著唐朝與新羅、渤海國、日本交好，這裡成為官方指定的登陸場所、外交場所和貿易場所，多數日本遣唐使、新羅遣唐使、渤海國使團都是從登州上岸，然後換乘快馬前往洛陽、長安的。

第四，山東是絲綢的故鄉。山東的氣候、土壤比較適宜種植桑樹。春秋戰國時期流行的紡織機，就被稱之為魯機。齊桓公時，下令百姓房子周邊只能種桑樹。在漢朝之前，山東是絲綢的主產地。即便是絲綢業基本普及到全國的唐代，山東依舊是最優質絲綢的產地。尤其是南北朝時期，東魏和北齊佔據了黃河下遊，控制了絲綢的源頭，山東就扮演了絲綢源頭和絲路起點的雙重角色。而山東的絲綢業領先地位被江南奪走，則是宋代以後的事了。

這就是我把本書的第一站放在蓬萊的原因。

海上絲路讓羅馬皇帝和埃及豔后穿上了中國絲綢

南都：蓬萊的遠洋貿易肇始於哪個朝代？

高洪雷：蓬萊的海上貿易，早在遠古時期就開始了。中國遠古時期最有名的兩個航海部落，一個是山東半島的東夷人，另一個是南部沿海的越人。傳說東夷中的風夷，是最懂得航海和海風的部落。「三皇」之一的伏羲被認為是風姓始祖。商代，山東半島的東夷人——萊國的航海技術，已從河姆渡的木槳、獨木舟發展成木板船和風帆了。

但無論怎麼說，由於古代航海工具和技術的限制，人類尚不具備遠航的條件和能力，因此，史前時期到唐朝初年，中原地區特別是山東半島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的經濟、文化往來，只能選擇從蓬萊入海，經廟島群島這個天然踏板到達遼東半島，再「循海岸水行」，沿著朝鮮半島西南海岸到日本九州島。這條航線雖然路途遙遠曲折，但一路都沿著海岸線和島嶼行進，既可以隨時補充淡水和糧食，又能夠避免海洋深處的驚濤駭浪，安全係數較高。

但這條商路形成規模，也就是說東北亞海上絲路真正開通，那要到春秋時期了。春秋時期，佔據山東半島的齊國，通過壟斷鹽業、海洋漁業，大力發展桑蠶業，成為「春秋五霸」之首。據《管子》記載，齊相管仲告訴齊桓公，發（遠方部族）、朝鮮的文皮——帶花紋的獸皮，是天下最好的商品。管仲進而建議，以通商作為武器去臣服鄰國。從考古角度講，日本在西海岸發掘出中國春秋時期的青銅鐸350件，朝鮮半島也發掘出不少中國春秋時期的青銅器。種種跡象表明，此時中國的種子、陶器、漆器、耕具、絲織品、青銅器已經傳往東北亞了。

南都：以蓬萊為起點的東北亞海上絲路，有哪些特別值得銘記的開拓性人物？

高洪雷：東北亞海上絲路上的標誌性人物，首推徐巿。公元前219年，山東方士徐巿（又稱徐福）向秦始皇上書說，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住有神仙，有長生不老之藥。秦始皇大喜，派他率眾帶上糧食、藥品、耕具和種子等入海求仙。但徐巿出海數年，並未找到神山。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東巡到達琅琊，徐巿第二次拜見，說有巨鮫在途中阻礙，要求增派射手對付。秦始皇又一次派他帶上童男童女三千人及匠人駕船出海。之後，徐巿從蓬萊入海，沿廟島群島、遼東半島、朝鮮半島海岸東去，在濟州島稍事休整，然後渡過對馬海峽，最終抵達了人生的另一個起點——「平原廣澤」（日本九州島）。由於沒有得到仙藥，怕回國掉腦袋，只能永久居住下來，教當地人農耕、捕魚、冶煉、造船之法，向他們傳輸醫藥、建築特別是養蠶紡織術，並因此被日本後人奉為「農耕神」「紡織神」「司藥神」。徐市雖然不同於1500年後的鄭和，也不比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但稱他是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航海家和探險家，中日友好的使者，應該不算誇大其詞。

這條航線上還有一個不能不說的人物，名叫張保皋。他出生在新羅，當時新羅朝政腐敗，災害頻繁。此時的唐朝為化解「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的局面，正面向境內外招募兵力。807年，17歲的張保皋來到大唐，被募編入徐州武寧軍，參加了三次平叛，29歲被提拔為武寧軍小將。後來，他發現許多新羅人被海盜強賣到大唐為奴，忿恨難平，毅然辭掉軍職回國。828年，張保皋奏請新羅興德王，要求在海上要衝設立清海鎮，防止海盜掠賣新羅人。得到首肯後，張保皋以清海鎮大使的名義招募1萬官兵，很快蕩平了多股海盜，聲名鵲起。蕩平海盜後，他組建了龐大的船隊，往返於新羅、大唐、日本之間進行海運和商業貿易，逐漸形成了以清海鎮為大本營，以赤山（今榮成市石島鎮）、登州（今蓬萊）、萊州、泗州（今安徽泗縣）、楚州（今江蘇淮安）、揚州、明州（今寧波）、泉州和日本九州為基點的海運商業貿易網絡，成為世界級貿易集團。可惜的是，他後來捲入了王室紛爭，56歲那年被新羅文聖王派人刺殺。

南都：張騫通西域的同時，漢武帝在東北亞有什麼作為嗎？那時的蓬萊有沒有故事發生？

高洪雷：漢武帝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也就是史學界所謂的「絲路元年」，張騫奉命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張騫二次出使西域。之後，漢朝與西域各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正式溝通了一條從中國到中亞、西亞、南亞的綠洲絲路，絲路貿易才如雨後春筍般蓬勃起來。

鑑於東北亞航路早已開通，朝鮮還是漢朝的屬國，根本不需要漢武帝勞神費力。但公元前109年，衛氏朝鮮國王不僅拒絕接受漢朝前來覲見的諭令，而且發兵攻擊漢朝遼東郡(今遼陽)，殺死了東部都尉涉何。漢武帝一氣之下，於當年秋天，命令樓船將軍楊僕率水軍5萬，從蓬萊橫渡渤海，佔領了朝鮮，在那裡設置了真番、臨屯、玄菟、樂浪四郡。從蓬萊到朝鮮的航線也就成了漢朝域內的航線，沒有什麼波折了。

有故事的是南方沿海。在張騫從陸上出西域，楊僕率水軍佔領朝鮮的同時，南部沿海的商人也沒閒著，他們勠力開闢了海上絲路。多艘平底大型帆船，從廣州或北海出發，已能航行到南亞次大陸的南端。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商船已經遠達阿拉伯半島南部的亞丁港。正是通過海上絲路，羅馬皇帝和埃及豔后穿上了中國絲綢。公元2世紀，羅馬佔領了兩河流域和波斯灣，打通了直通東方的海上絲路，結束了安息人對絲綢貿易的壟斷地位。166年，羅馬共治皇帝安敦尼派出使者，從海上取道安南（今越南）到達中國，獻上了象牙、犀角、玳瑁，這也是絲路兩端的偉大國度首次進行官方接觸。

隋唐是蓬萊海上貿易的鼎盛時期

南都：作為一個貿易城市，蓬萊的鼎盛時期是哪個時期？

高洪雷：蓬萊港最鼎盛時期，當屬隋唐時期。隋代，日本先後派出4次遣隋使，都是從蓬萊登陸的。尤其是唐朝成為世界文明的偉大中心之後，日本、新羅、渤海國紛紛派出遣唐使團到大唐學習，僅日本就組建了19次遣唐使團，早期的5批全是從蓬萊上岸的。這時的蓬萊，已不僅僅是貿易城市——中外海上貿易集散地，而且是東北亞國家進出大唐的主要通關口岸。為適應這種變化，唐朝於707年在蓬萊設立登州。登州道——這條黃金通道，從此成為中國官方與東北亞國家往來的必經之路。只是到了7世紀70年代，由於新羅和日本開戰，日本遣唐使團才不得不開闢從揚州、明州橫渡東海的南道和南島道。這兩條道，航程倒是短了，但危險係數也大了，因為東海有一條南北流向的「黑潮」——又稱日本暖流，每秒鐘平均流量達2200萬立方米，容易造成帆船傾覆，鑑真和尚前5次東渡都未能成功，第6次東渡共有四條船，只有他乘坐的船和另一條船僥倖抵達日本。

在唐代之前，由於船隻和航海技術受限，遠洋航行沉船率較高，因此長途貿易多選擇陸上絲路。但唐代就不同了，發達的航海技術使人類不再把海洋視為天塹。唐朝木船普遍採用釘榫接合技術，船上建有多個水密隔倉，並且已能建造長20丈、承載六七百人的遠洋船——蒼舶，橫向強度和抗風浪能力明顯提升。因此，不僅北部沿海的登州成為東北亞絲綢之路的起點，南部沿海的明州、泉州、廣州也崛起為世界級港口，成為南洋航線（通往東南亞）和西洋航線（通往南亞、西亞、歐洲）的起航地。

唐玄宗於714年在廣州設立了市舶使——類似海關關長，統管對外貿易與稅收。那時，從廣州出發，出珠江口，向西南航行的「通海夷道」，經今越南沿海、馬六甲海峽、尼科巴群島、孟加拉灣，抵達獅子國（今斯裡蘭卡），然後分出兩條線路，第一路沿印度西海岸北上，經今印度河口，前往波斯灣和幼發拉底河口；第二路橫渡阿拉伯海到今亞丁港，然後轉向東北前往波斯灣，與第一路匯合。航行時間近90天，航程14000公裡，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航線。出口品有瓷器、生絲、鐵、馬鞍、麝香、沉香、肉桂、寶劍等，舶來品有香料、藥材、象牙、犀角、珠寶、珊瑚、琉璃、珠璣等。

但事實上，當時大食（阿拉伯帝國）商人在航海技術上更勝一籌，他們沿著海上絲路擴散到了許多沿海城市，作為南海市舶中心的廣州，自然成為他們重要的貿易中轉站和定居點。許多大食、波斯、印度、馬來、猶太商人等自立蕃坊，聚居廣州，外國僑民客商人數甚至超過了當地居民。758年，由於陸上絲路被吐蕃阻斷，幫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亂」的大食兵選擇從廣州港回國。這些軍士對廣州的繁華與財富垂涎三尺，於是停下腳步，與城內的大食、波斯商人裡應外合發起叛亂，唐朝刺史翻牆逃走，大食兵搶劫了倉庫，焚燒了房舍，然後乘船揚長而去，唐朝官兵只能望洋興嘆。

公元780年，唐德宗突然禁止以絲綢與外國交易互市，瓷器得以獨領風騷，長沙銅官窯的彩瓷、浙江越窯的青瓷、河北邢窯的白瓷以及洛陽的唐三彩風靡海外。

南都：你剛才談到，宋代，中國絲綢主產地從山東轉移到了江南，原因何在？這是否意味著蓬萊港地位的下降，南方港口地位的上升呢？

高洪雷：唐代中期，儘管日本遣唐使團開闢了南道和南島道，但登州港的地位並未下降，日本第12次遣唐使依舊從登州登陸，第18次遣唐使也是從登州返程的。朝鮮半島各國經登州中轉的朝貢使團更是高達79批。後唐時期，由於陸路被遼國阻斷，登州道成為高麗使者和商旅前往中原的唯一通道。

使蓬萊地位下降的，是宋朝。宋朝大幕一拉開，就三面受敵，北有遼國，西有西夏，西南有吐蕃、大理國，陸上絲路幾乎都被堵死，海洋成為對外貿易的主渠道，宋朝不得不將它視為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但蓬萊並未因此受益。為防備遼國、金國從海上進攻，宋朝下令將蓬萊變成了以防禦為主的軍港，蓬萊從此基本失去了海上貿易功能。

真正受益的是南方港口。1080年，宋朝在廣州率先施行了《廣州市舶條》，這是中國史上第一個航海貿易法規。後來，朝廷在廣州、泉州、明州設立了市舶司，相當於今天的海關。市舶司規定，除了金銀、銅器、銅錢禁止出口外，其它物品皆可出口。從此，定窯、鈞窯、哥窯、汝窯及景德鎮瓷器，作為主要商品源源不斷銷往海外。

這種狀況，在南宋達到了極致。宋朝南遷之後，廣袤富饒的黃河流域先後被金國和蒙古佔據，由於北方飽受戰亂摧殘，加上遊牧民族政權對工商業重視不夠，更由於中原人口大量南遷，結果導致北方經濟持續衰落，山東地區從此失去了絲綢業霸主地位，登州也淪為軍事港口，元朝乾脆把登州改名寧海州，意思是讓海上平靜的地方。而南宋蝸居的淮河以南地區，由於大量文人、富戶、手工業者連同產業南遷，使得南方人才優勢進一步放大，造成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南移，水網密布、港口眾多的江南迅速轉變為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要知道，北方淪喪使得南宋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財源，這就迫使他們更加重視海外貿易。朝廷下令，百姓海外貿易額達到一定程度，可以授予官職；外國人在南宋做生意達到一定額度，也可以授予官職。1136年，大食商人蒲羅辛將大批乳香運到泉州，市舶司抽解價錢30萬貫，他因此被朝廷授予了承信郎的官職。在朝廷的主導和推動下，一批批南宋船隊揚帆西去。

豈不知，世界貿易是有勢力範圍的。自唐代開始，陸上絲路貿易先是被粟特人、波斯人壟斷，後來被回鶻人、大食人主導著；印度人、大食人則壟斷了從印度洋到阿拉伯海、紅海、波斯灣直至地中海的海上貿易。也就是說，印度洋是印度商人的地盤，阿拉伯海是大食商人的地盤。南宋商船若想前往，首先需要問一問印度、大食商人是不是答應，除非你有天大的本事。

你別說，南宋船隊還真有天大的本事，這個本事就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羅盤。有了羅盤，船隻再也不會迷失方向。憑藉羅盤，中國商船已經率先跨入了全風帆時代，這是阿拉伯傳統單桅三角帆船根本無法望其項背的。於是，南宋船隊憑藉羅盤——這塊敲門磚，敲開了印度、大食商人的大門。對方如獲至寶，立刻同意與南宋商船合作。憑藉科技實力，南宋船長們不僅控制了環印度洋航運，而且將貿易大手伸到了非洲東海岸，將人類從海岸時代帶入了海洋時代。隨之，廣州成為海外貿易第一大港，廣州、明州、泉州三大港口的稅收，一度達到國家稅收的20%，僅香料的稅收就曾突破國家稅收的10%，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據西方史學家研究，南宋的對外年貿易量，超過世界上其他國家同期的總和。難怪宋高宗在詔書中興奮地說，市舶的利潤是最為豐厚的，收入動不動就超過百萬，難道不勝過取之於民嗎？

海外貿易，直接拉動了江南城市手工業，制瓷業和紡織業被充分激活。制瓷基地景德鎮、越窯、龍泉窯規模不斷擴張，工藝日臻成熟。蘇州、杭州的官營織院，織機擴到數百臺，工匠達到數千人。江浙一帶的農村機織戶開始向城鎮聚集，江浙從此成為中國絲綢業的中心，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今天。

海上貿易的繁盛，極大地開闊了中國人的視野。南宋地理學家趙汝適寫了一本《諸蕃志》，上卷描述了海上商路沿線五十多個國家的風情，其中第一次講到了西西里島埃特納火山和亞歷山大城的燈塔；下卷介紹了47種外國物產。

即便是到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南方幾個海港繁盛依舊。泉州港是與亞歷山大港齊名的世界兩大港口。廣州也不落下風，常住在廣州的阿拉伯商人超過了12萬，這個紀錄至今未被打破。只是明、清朝廷實行了海禁，中國海上絲路才心有不甘地沉寂下來。

明王朝放棄制海權是一個「千年之謎」

南都：你談到明、清實行了海禁，那麼鄭和下西洋又作何解釋？

高洪雷：大明締造者朱元璋出身農民，他堅信「農桑」才是治國平天下的根本，而倭寇的猖獗更堅定了他禁海的信心。於是，他在上臺的第四年——也就是1371年，下令「禁濱海民不得私出海」「片帆寸板不許下海」。大明加強了海防，修築了海上16城，登州升格為府，成為威震海疆的北方海上軍事基地。從此，「開國禁海」成為明朝的國策，中華民族從海洋退卻。

30多年後，朱元璋的四子朱棣從侄子手中奪取皇位。此時，帝國財政因為對蒙古作戰而捉襟見肘。於是，朱棣修訂了父親對商人和商業的歧視性法令，解除了對香料等緊缺商品的進口限制，向28個國家派出了使節。更具衝擊力的是，他派出宦官鄭和率領船隊開始了漫長的西洋之旅。

1405年開始的鄭和下西洋，先後到達中南群島、南洋群島、孟加拉、印度、伊朗、阿拉伯地區，最遠抵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他是舉世公認的海上巨人，是世界重量級航海家，是海上絲路的開拓者，堪稱「大航海時代」的先驅。在時間上，他比歐洲最早的航海家哥倫布發現美洲早了87年，比達·伽馬到達印度海岸早了93年，比麥哲倫環球航行早了110多年。在規模上，鄭和船隊每次下西洋都不少於260艘，人員都在27000人左右；而哥倫布首航只有3艘船，90人；達·伽馬首航只有4艘船，170人；麥哲倫的環球之船只有5艘船，265人。在航程上，鄭和28年七下西洋，航程近10萬公裡，繞地球三圈還多。

英國學者李約瑟曾評價鄭和船隊：「明代海軍在歷史上可能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以致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可以說都無法與明代海軍匹敵。」西方人認為，中國在15世紀初放棄制海權是一個「千年之謎」。其實，答案很簡單。鄭和七下西洋，儘管在客觀上疏通了海上絲路，擴大了明朝影響，引發了中國漁民南洋遷徙潮。但從主觀意圖上說，朝廷並未真正認識到海洋和藍色經濟的價值，它不過是朝貢貿易的一種極端形式。

朱棣駕崩後，鄭和的海外計劃被明仁宗、明宣宗相繼叫停。直到1431年，明宣宗才詔令鄭和再下西洋——七下西洋。明英宗上臺後，斷然中止了海外計劃。之後，海禁法令確定無疑地禁止遠洋航行。從1500年起，無論何人，只要被發現建造超過兩個桅杆的船隻，就要被判處死刑。而在1551年，就連乘坐這種船出海都是犯罪行為。

大明船隊不再獨霸海疆半世紀後，幾個小小的歐洲船隊才得以揚帆起航，繞過好望角，抵達印度洋，進而發現新大陸（美洲），建立起一個又一個海上商業與軍事帝國，人類歷史進入了大航海時代。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成為大航海時代的先行者。僅僅數十年，葡萄牙就依靠航海，從一個農業國一躍成為歐洲最富有的國家。對美洲的瘋狂掠奪，則使西班牙成為第一個日不落殖民帝國。接下來，歐洲人改進了羅盤、六分儀、海圖、三角帆、三桅帆船等工具和技術，發現了季風系統，創立了虛擬經緯度和三角函數理論，使得航海技術全面超越了東方。尤其是隨著18世紀末蒸汽機的發明，19世紀初輪船的誕生，滄海變成了桑田，天塹變成了通途，海上貿易變成了世界語言，經濟而又安全的海上絲路替代了危險而又費時的陸上絲路，荷蘭、英國、美國等一個個藍色經濟帝國應運而生。

而此時的中國，仍沉溺在大陸帝國的酣夢之中。固守住疆界，籠絡住人口，成為明、清實行海禁的真正目的。鄭和下西洋就這樣成了一個傳奇，也僅僅是一個傳奇。我想，中國的青年今天一定要了解和反思這段歷史，才有助於我們樹立21世紀正確的海洋觀。

*本文作者黃茜。本系列訪談，由廣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廣州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南方都市報共同策劃推出，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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