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年是國際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發表《佃農理論》50周年。為紀念《佃農理論》發表50周年，張五常教授近期特別給鳳凰財經發來8篇專欄來詳細向讀者追憶當年發表《佃農理論》的來龍去脈及解釋《佃農理論》在經濟學上的重要創新和意義，以饗讀者。每周二連載，連載8期，敬請關注。本文為第七期。
第一期：回顧《佃農》先說閒話
第二期：思想文章，傳世知難行易
第三期：超齡帶技，拜師屢遇高人
第四期：尋找路向的日子
第五期：佃農理論出於長灘州立
第六期：芝加哥大學的圖書館
《佃農理論》五十年，之七
在芝大我呆了兩年就轉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去。當時前者如日方中，後者弗裡德曼說是荒山野嶺。科斯嘗試挽留，說留在芝大我有機會成為另一個馬歇爾。夏保加說要是薪酬是問題，他可以處理。然而對我來說，芝大的學術氣氛是過於熱鬧了。外來的講座，不同範圍的工作室，天天有；要評審或要閱讀的文稿，每天都有新的。我可以不管這些，但不管就不是芝加哥。從本科算起我已經十年窗下，是到了獨自創作的時候。想到什麼有新意的我喜歡求教他人，但思考時我要獨自遐思。當時我也決定不再讀他家之作，有什麼需要知道的求教他人就是。
諾斯與巴澤爾
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到了西雅圖華大，幾個月後他們升我為正教授。這不重要。重要的是經濟系主任諾斯與社會科學院的院長貝克曼分別對我說，教授要算文章多少與學報高下，這些準則一律與我無幹。我只是做自己喜歡做的。諾斯是一個非常重視思想創新的人，對思想的重要性有好的品味判斷。他就是維護思想創作。
更為重要的是同事巴澤爾。巴兄的思想細緻緊密，在推理上一些微小的錯他看得出來。有他站在旁邊，我那魂遊四方的想像本領如魚得水。一九六九我到西雅圖時，巴兄要造訪英國一年。他回歸後我們日夕研討了十二年。這是行內的典故。
我到西雅圖時帶著一份題為《合約結構與非私產理論》的文稿，巴兄讀後不發一言。一九七〇年該文在《法律經濟學報》發表，指出合約不可能是完整的，要加上風俗、宗教及其他法律約束來運作。想不到，後來那「不完整合約」（incomplete contract）的思維竟然大行其道，甚至有人獲諾獎。合約怎可以是完整的呢？租用一間公寓，合約真的要寫得「完整」，幾千張紙也不夠！分析「不完整合約」是愚蠢玩意，只是方程式可以弄得洋洋大觀而已。
巴兄訪英那一年，我寫了《中國的子女產權與婚姻合約》，他沒有機會讀到我就給英國的《經濟學報》發表了。四十多年後巴兄對該文重視起來！除了上述，從一九七三年發表的《蜜蜂的神話》到二〇〇八年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我所有的英語文章皆先由巴兄過目，他一律讀得認真，提供意見，我一律考慮。
華盛頓經濟學派
今天還有不少人提到的「華盛頓經濟學派」（Washington School），可能源於一九九〇年諾斯在一本書的一個腳註中提及，並高舉我是該學派的創始人。當年有關的人物零散，但今天回顧其實不差。巴澤爾和我之外，諾斯有一小組研究歐洲經濟歷史的。系內有幾位很好的研究生，其中兩位了不起，也有幾位實力不俗的年輕同事。這學派顯然沒有因為諾斯和我一九八二年離開華大而中斷。巴澤爾能以一夫之勇，繼續培養出一些優質學者，發表的類同該學派的文章有看頭。當年諾斯和我完全沒有想到大家的爭論及偶爾發表的文章，後來會被外人高舉為一個學派。可見一個學派的興起不是那麼困難，只是我們當時不知道。
華盛頓學派究竟是怎麼樣的學問呢？有三方面。其一是重視假說驗證。雖然巴兄懂得教回歸統計，但基本上華大那組人很少用。他們也不用功用函數的分析。他們用的主要是我在《佃農理論》中的驗證方法。這方法不是由我發明——我只是從他人的文章選出好玩的。其二是華大的同事重視交易費用。交易費用這回事，自科斯以還，基本是說的多，用作解釋現象的少。像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那樣的交易費用大方家，他主要是用於提出改進社會的建議。華大則完全不管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集中在交易費用對行為或現象的影響。
其三是華大當年重視租值消散這個話題，由我帶起的。上文提到一九七〇年發表的關於合約結構的文章，其中一項貢獻是修正了戈登一九五四年的租值消散分析。在華大，有巴澤爾在旁邊，我把問題倒轉過來，指出減少租值消散是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的行為，從而在多方面解釋無數的難明現象。後來一九七四年我發表《價格管制理論》，在寫作過程中天天跟巴兄研討。巴兄認為該文是他讀過最好的。可惜難讀，雖然重視的朋友多，不少說讀不懂。不管怎樣說，當年在華大我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今天成為經典。
新制度經濟學的起源
轉談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吧。老一輩的早就退休了的哈耶克與奈特等前輩不論，上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新制度經濟學，參與的主要是五個人。從年齡最高的數下去吧。
第一位當然是戴維德了。捆綁銷售的口述傳統是戴老的智慧，而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刊物——《法律經濟學報》——創刊時是由戴老作主編幾期才讓科斯繼任的。沒有戴維德，科斯的兩篇鴻文——一九五九年的《聯邦傳播委員會》與一九六〇年的《社會成本問題》——不容易有人賞識，而且兩篇都刊在該學報的首位。在芝大時我認識戴老，他很喜歡我的作品。我每一篇文稿他都細讀，給我鼓勵無數。後來戴老成為巴澤爾的深交，我在巴兄面前永遠高舉戴老可能有點影響。
第二位是科斯。作研究生時我熟讀他的作品，但要到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才認識他。科斯和我的關係是經濟學行內的典故。八十年代在英國出版的經濟學百科全書，《科斯》那項是由我寫的。
第三位是我的老師阿爾欽——他的《百科》項目也是由我執筆。阿師被認為是近代產權經濟學的鼻祖，主要是源於他在課堂上的口述。我聽了六個學期他的課，《佃農理論》也是在他與赫舒拉發指導下寫成的。
第四位是德姆塞茨。一九六二年，在洛杉磯加大，我是他的改卷員。其後他轉到芝大，一九六三年阿爾欽給我一份厚厚的他的文稿（後來分兩篇發表），引進交易費用來再闡釋帕累託條件，對我的影響很大。德兄的論點主要是批評政府，是當時我讀過的最好批評。後來我在《價管理論》的結語中提出一個問題：如果算進所有的局限條件，政府的存在與所有政策的出現皆源於交易或制度費用的約束，所以「帕累託至善點」這回事，引進所有局限，不可能不存在。這是不同意德兄之見了。
最後一個是我。我說當時自己是站在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的中心，只我一個是這樣，因為五人中只我一個不斷地聽了阿爾欽的課，而阿師的主要思維只能從他的課獲取。我的貢獻是《佃農理論》與後來在華大發表的一系列文章。
兩項巨大研究的運情
我曾經提及，在華大時我作過兩項龐大的研究，是否有所值只有天曉得。其一是獲得美國科學基金的資助，我和一些助手與學生大手地研究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其中一個要點是考查專利與秘密的租用合約。我找到門路，花了基金不少錢購買了數百份這些合約，事前可沒有想到發明這回事，技術滿紙，不是專家看不懂！這項研究我們差不多交白卷，可幸我有兩個學生，跟進了這研究，發表了幾篇可觀的文章。我自己發表了一篇關於商業秘密的，而為資助基金寫下的一份長報告，放進了自己的英語論文選，今天久不久見到有被引用。這報告寫得深入，還有機會受到重視。
第二項工程是關於石油工業的，是一件龐大的反託拉斯案的工作。非常有趣，我花了三年時間寫下兩份加起來約三百七十頁的長報告，阿爾欽讀後說是他見過的最可觀的實證研究，認為不能發表非常可惜。今天四十年過去，我可以去信要求當年的聘用我的石油公司讓這兩份報告發表。他們同意的機會應該高，但那些報告是石油專業的學問，外人不容易讀得懂，有興趣的讀者不會多。
風險是小錯卸責是災難
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上述的華大學派只是其中的一個支流。今天我認為這支流是高於主流，只是文章遠不及主流的那麼多。我認為主流的弄得一團糟，是災難，而這災難的起源是《佃農理論》的第四章，那關於合約選擇的，一九六九年以獨立文章在《法律經濟學報》發表。
在《選擇》一文我走錯了兩著棋，一小一大。小錯是我提出風險規避來解釋佃農分成的採用。這裡的問題是我們不知風險何物。可幸我用農植收成的方差來量度風險，救我一救。大約四十年後在《經濟解釋》中，我改用在議訂合約時雙方不知收成的量，作為選用分成合約的理由。預期的收成量方差愈大，選用佃農合約的機會愈高，而這正是我在《選擇》一文內提供的證據。這是說，以預期收成的方差大小來衡量風險有困難，但用以衡量收成量的或大或小的變數卻是可取的。
第二著錯棋卻是嚴重了。這是《選擇》的第一節提出卸責（shirking）或偷懶這個理念。絕對是驗證的敗筆。跟著阿爾欽與德姆塞茨以卸責為主題，一九七二年發表了一篇大紅大紫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數是《美國經濟學報》歷來最多的。我不是說人不會卸責，或不會偷懶，而是這些行為我們無從觀察，所以不能以之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聽說阿爾欽謝世前幾年也認為他一九七二的大文不好。
廣西的縴夫成了名
災難繼續發生。一九七〇年，我剛到華大不久，多倫多大學的麥克馬納斯（John McManus）到我在西雅圖的家作客。閒談中我對他說了在廣西逃難時的一個小故事。離開柳州逃到桂平那段路程是坐船的。坐著數十人的木船，有縴夫在岸上用繩子拉著行，也有人拿著鞭子在旁監管。我的母親參與那次租船的議價後，對我說：「五常，你信不信，那位拿著鞭子的人是被鞭的縴夫們僱用的！」
這個故事傳了開去，從事新制度經濟學的譁然。麥克馬納斯的文章要到一九七五年才發表，因為我嘗試阻止他。但跟著W. Meckling與M. Jensen一九七六發表的鴻文提到，廣西的縴夫與鞭手於是在新制度經濟學中成了名。有人拿著鞭子監管縴夫是肉眼可見的事實，但我不識字的母親是我平生認識的最聰明的人，喜歡編造故事給我聽。縴夫僱用持鞭子的人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我母親的偉大發明！
在這些喧鬧聲中，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一九七五年出版他的《市場與等級》那本大紅大紫的書，推出機會主義（opportunism）與無數無從觀察的術語。看不到則驗不著，為什麼沒有人嘗試把這些術語無數的假說付諸科學驗證呢？當然，像我當年提出的卸責那樣，我以為自己是驗證過，其實沒有；阿爾欽及德姆塞茨一九七二年的大文提出不少例子，但卸責無從觀察，算不上是真的驗證。我看不到威廉姆森的論著有馬歇爾的影子。不能說他的不是經濟學，而是無從驗證的另一種。
油管與油船的例子
一九七八年，Klein、Crawford、Alchian三人連手發表一篇又是大紅大紫的關於公司垂直組合（vertical integration）的文章。該文提出敲竹槓（holdup）之說，也是無從觀察，因而無從驗證。一九七七年我拜讀該文稿時，見到他們提出如下的例子。為了避免被敲竹槓，一間石油公司不會租用輸油管，要自己建造，但會租用運油船。我當時是一家石油公司的顧問，對他們說石油公司租用輸油管是慣例，而大的石油公司一律擁有自己的運油船隊。這些事實是清楚地否決了該文的理論與假說。他們知道我是石油工業的專家，只簡單地取消了油管與油輪的例子，文章的其他內容不變。
卸責、恐嚇、勒索、敲竹槓、機會主義等故事可以說很多，一般可信，但這些無從觀察，不是一個有公理性的實證科學應走的路。跟著博弈理論的捲土重來也滿是有趣的故事，跟我聰明的母親當年可以打個平手。然而，經濟科學的主旨，因為是公理性，需要通過證偽那一關。無從觀察的術語是不能證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