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18日，在中山大學擔任教務主任兼文學系主任的魯迅先生，接受香港青年會總幹事曹炎申博士和香港大學教授黃新彥博士的邀請，在許廣平等人的陪伴下，乘坐一艘小汽船，從廣州來到香港，在青年會禮堂給香港的年輕觀眾作了兩場演講。
這是魯迅第一次來到香港，也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一次赴港之行。他和許廣平住在位於皇后大道中的勝斯酒店。當天，下了一場大雨。可是，前來聽魯迅演講的年輕觀眾仍然有很多，有五六百人，將青年會禮堂擠得滿滿當當。
後來，魯迅演講的內容經過許廣平翻譯、整理後，形成了兩篇文章，即《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魯迅離開香港後，又寫作了三篇關於香港的文章《略談香港》《述香港恭祝聖誕》和《再說香港》。這5篇文章在報刊上發表後，在香港和內地都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魯迅是一個文學家，又是新文學革命的先驅者，他在香港演講的主要內容，是抨擊晦澀難懂的舊文化，揭露外國人利用中國的舊文化去奴役中國人民的用心，介紹新文學革命的內涵和意義。
香港青年對魯迅的演講反響熱烈。一位署名「探秘」的觀眾發表了文章《聽魯迅君演講後之感想》，文章裡說到：「大抵他是血性的人，所以所講的話都含有嚴肅之氣，這種神態合於演講的姿勢可不深論。但是他所發揮的話有意在言外之妙，就是很可喜的。」
在魯迅自己看來，在香港兩場演講的內容屬於「老生常談」，可對於當時的香港青年來說，極具重大意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文學史來講，魯迅在香港的兩場演講促進了香港文學的發展，被視為香港新文學的起點。
在《無聲的中國》中，魯迅主張現代人應該說現代的、自己的話，變無聲的中國為有聲的中國：「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在《老調子已經唱完》裡，魯迅鼓勵香港青年拋棄老調子：「舊文章，舊思想，都已經和現社會毫無關係了，從前孔子周遊列國的時代，所坐的是牛車。現在我們還坐牛車麼？從前堯舜的時候，吃東西用泥碗，現在我們所用的是什麼？所以，生在現今的時代，捧著古書是完全沒有用處的了。」
從這兩場演講中，我們能夠觸摸到魯迅熾熱的家國情懷，和對青年寄予的殷切期望。在魯迅的演講和文章裡面，這樣的話還有很多。
魯迅對青年充滿希望，他說：「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魯迅建議青年多做事，積極行動起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
魯迅一生都關懷青年的成長，從物質和精神方面力所能及地提供幫助。
1934年，青年作家蕭軍、蕭紅來到上海後，由於經濟短缺，生活陷入困境。魯迅不但在文學創作上對他們進行指導，還在生活上提供了無私的幫助。蕭軍、蕭紅經常去魯迅家「蹭飯」，聊天，成為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在蕭軍、蕭紅之外，茅盾、曹白、許欽文、李霽野、阿累等人也接受過魯迅的幫助。魯迅所編輯的《莽原》《國民新報·副刊》等，便是發現和培養青年作家的陣地。
然而，魯迅是站在平等的角度上，對青年進行指導和幫助。他從來沒有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也沒有一昧地討好和獻媚於青年，更不會強行加戲，灌輸一些「弱小的人才習慣嘲諷與否定，內心強大的人從不吝嗇讚美與鼓勵」「我看著你們，滿懷感激，因為你們，這個世界會更喜歡中國」之類的心靈雞湯。
魯迅面對青年的演講，是基於平等意義上的理解、交流和對話。在他看來，青年是一個群體，「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此外還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進的」，因此，當青年出現了錯誤言行的時候，魯迅也是會毫不留情地批評。
1936年8月，27歲的青年作家徐懋庸因「左聯」解散等問題，給魯迅寫了一封信。信中，徐懋庸態度驕橫地對魯迅身邊的青年朋友胡風、黃源等人進行攻擊，又指責魯迅包庇他們。那時候，魯迅已經重病纏身，精力大不如前，但他還是奮力寫出了生平最後一篇長達8000多字的長文《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嚴厲地批評了徐懋庸、周揚等人。
在魯迅去世後，徐懋庸、周揚等人分別完成了自我救贖，在文學創作上取得了較高的成就。
上世紀20年代，流行著「青年導師」的說法。魯迅憑藉自己巨大的影響力和文學上的卓越成就，當一名「青年導師」綽綽有餘。但魯迅始終很反感這種說法。他勉勵青年，不必尋找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闢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麼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麼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100多年後，魯迅這段話聽起來還震耳發聵，讓人警醒。因為，時至今日，依然有許多人，幻想能夠給青年當「人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