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伯君 | 中國民族古文字的文字學意義

中國民族古文字的文字學意義*

文 | 孫伯君

提 要

從遠古到20世紀初，中華大地上曾經出現過近40種民族古文字，它們和漢字一起組成了中國文字的百花園。本文從普通文字學層面討論了坡芽歌書、爾蘇沙巴文、納西東巴文等「助記符號」與語言關聯的方式，認為「助記符號」演變為成熟的音節文字必然要經過同音假借；認定一種象形符號是否原始文字，不應過多地考慮其形態，或其是否具有交際功能，而應該更多地衡量它們是否與固定的語言單位發生了關聯。同時，本文還討論了民族古文字造字法豐富了漢字「六書」及其理論、決定一個民族選用哪種文字記錄本族語的主因等問題。

▶ 關鍵詞：助記符號 成熟文字 民族古文字 普通文字學

一 中國民族古文字簡介知多少

中國民族古文字是指中國境內歷史上少數民族創造或從域外傳入的記錄民族語言的文字。這些文字曾在特定歷史時期使用，有些因使用這些文字的民族群體的分化融合或語言轉用等原因而停用並逐漸消失，成為「死文字」；有些經過改進現仍被本民族使用，記錄其現代語言。一般來說，中國民族文字的古和今以辛亥革命（1911）為限，辛亥革命以前創製或借用的各種記錄漢語之外的民族語的文字均可稱作民族古文字。民族古文字的產生和使用年代最早可追溯到公元2—3世紀，如大約於2世紀傳入于闐（今新疆和田）、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帶的佉盧文。而創製於16世紀的清代通用文字滿文則一直沿用至近現代。惟傈僳族哇忍波於1923—1927年創製的傈僳音節文字因形態原始，一直以來也被歸入民族古文字的範疇。

中國是世界上文字種類最豐富的國家，傅懋勣（1988）曾統計古今少數民族文字共57種，聶鴻音（1998:30）認為加上20世紀以後傳教士創製的民族文字，以及20世紀40年代以後國內創製完成但試行較短的文字，中國古往今來的民族文字當近百種，其中民族古文字近40種。這些文字的產生和來源異常多樣，除了仿漢字的方塊壯文、方塊白文，變漢字的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文、西夏文之外，還有些出自域外非常古老的阿拉美字母，如佉盧文、焉耆—龜茲文、于闐文、粟特文。粟特文進而衍生出回鶻文、蒙古文、滿文、錫伯文等。作為元朝國書的八思巴字依藏文變化而成，而藏文則出自印度的婆羅米字母。這些民族古文字和漢字一起組成了中國文字的百花園。

按照文字的發生學關係，學界一般把古往今來中國境內出現和使用的民族古文字作如下分類（聶鴻音 1998:30-34）：

1. 阿拉美字母系文字

（1）佉盧文

（2）婆羅米字母文字：焉耆—龜茲文、于闐文；藏文、八思巴字；西雙版納老傣文、西雙版納新傣文、德宏傣文、傣繃文、金平傣文。

（3）突厥文

（4）粟特系文字：粟特文、回鶻文、蒙古文、託忒式蒙古文、滿文、錫伯文。

2. 漢字系文字

仿漢字：方塊壯文、方塊白文、方塊苗文、方塊瑤文、方塊布依文、方塊侗文、方塊毛南文、方塊哈尼文。

變漢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文、西夏文、水書。

3. 阿拉伯系文字

察合臺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柯爾克孜文、烏孜別克文、塔塔爾文。

4. 自源文字

雲貴川老彝文、納西東巴文、哥巴文、爾蘇沙巴文、傈僳音節文字。

5. 拉丁字母文字

老傈僳文、滇東北老苗文、波拉字母傈僳文、撒拉佤文等。

從18世紀開始，西方探險隊在我國「絲綢之路」沿線獲取了大量少數民族文字文獻。而19世紀末，隨著西方傳教士和駐華使節在中國北方遊歷，又陸續在居庸關、唐乾陵、遼慶陵、河南開封等地發現了八思巴字、西夏文、契丹小字、契丹大字、女真文等碑刻。隨後，敦煌莫高窟和黑水城「大塔」被發掘，數以萬計的藏文、回鶻文、西夏文等文獻出土。在對這些文字加以辨識的過程中，西方學界遂掀起了研究中國民族古文字的熱潮。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東方學」中很快建立了以中國少數民族文字文獻為基本素材的學術研究體系，繼而分化出了敦煌學、西夏學等一批分支學科。

隨著世界範圍內被發現的文字形態越來越豐富，西方文字學家對於文字的定義與性質、文字與語言的關係、文字與符號的區別等討論越來越理性與成熟。與之相比，中國文字學界則顯得相對保守，對中國文字的深入研究往往局限於漢字。儘管到20世紀末為止，中國學者對少數民族古文字與文獻的研究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涉及的文種超過30種，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語文學和歷史學相交叉的新學科，但從普通文字學層面就其共性和規律加以討論的文章很少，換言之，把民族古文字納入中國乃至世界文字發展的序列，進而就這些文字記錄語言的方式等進行深入探討的學者寥寥無幾，只有周有光、聶鴻音、王元鹿等屈指可數的幾位，這與中國作為文字富礦的國情顯然很不相稱。

二 納西東巴文與系統的「助記符號」

20世紀20年代，洛克（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受美國國家地理學會、美國農業部、哈佛大學植物園和哈佛燕京學社委派，前往中國西南搜集植物標本。在進入雲南麗江雪嵩村之後，接觸到納西東巴文，並把這種文字及其記錄的經典介紹給世人。這不僅使學界接觸到一種文字的「活化石」，即處於童年時期的文字形態，而且把中國學者的視野轉向了南方民族古文字的研究。

關於納西東巴文的產生與應用時間，一般認為在公元7世紀左右（和志武 1990:206）。嚴格來講，納西東巴文是一種系統的「助記符號」，是納西族東巴教的祭司東巴為了記憶經書中的詞語、句子、片段、篇章而寫畫的圖形符號。其中表示否定等意義的助詞無法用圖形表示的，往往採用同音假借的形式。在具體使用中，納西東巴文可以用一個圖形記錄一句完整的話，也可以記錄到一句話裡最主要的詞或詞組。若想了解這些符號的意義，必須通過東巴把文字所反映的言語成分「記誦」出來。

納西東巴文

納西東巴文的助記功能，以及它所呈現的文字與所記錄的語言單位的這種原始對應關係，促使學界思考「助記符號」與成熟文字的區別在哪裡。

傳統上，我們對成熟文字的定義是「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亨利•羅傑斯（2016:3）給文字下的定義是「文字是再現具體口說話語的書面標記」；伊斯特林（2018:3）的定義是「文字是有聲言語的補充性交際手段，這種手段在語言的基礎上產生，主要用來把語言傳到遠處，長久保持，並且藉助圖形符號或形象來表現；通常這些符號或形象表達某種言語要素——一個個最簡單的信息、單詞、詞素、音節或音素」；德範克（DeFrancis 1989:49-51）在《可視言語：文字體系的多樣同一性》一書中把文字分為成熟文字與不成熟文字，不成熟文字包括用於提示已存在信息的「助記符號（mnemonic symbols）」和用於傳遞某些未知的新信息的圖畫符號（notificational pictographs），並認為「一切成熟的文字體系都是記錄語言的」。

與德範克的分類相對照，像納西東巴文這樣甚至能夠助記語言中的「詞」的符號，屬於較為完備的「用於提示已存在信息」的「助記符號」；而著名的加拿大印第安人「歐吉蓓（Ojibwa）」少女幽會信，則是「用於傳遞某些未知的新信息」的圖畫符號。前者強調助記語言信息，後者功在傳遞語言信息。如果給文字下一個能夠涵蓋不成熟文字和成熟文字的定義，可以是「文字是助記、傳遞或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

一般來說，助記符號很難直接演化為成熟文字，因為只有沒有完全符號化的圖形才具有「助記」的功能，而成熟文字必然要遵守書寫便利原則，成為一種頗為抽象的「符號系統」，並能夠記錄語言的最小單位「詞」或音節。如果從「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這一定義出發，納西東巴文離成熟文字只差一步，即圖形符號與語言中的最小單位「詞」或音節建立直接關聯，這也是學界稱之為文字「活化石」的最主要原因。

納西史詩《創世紀》

除了納西東巴文，東巴在書寫經書時還創製了一種音節文字——納西哥巴文。哥巴文是純記音符號，最初產生於記錄經文中咒語的需要。不過，現存的幾萬卷東巴經中，純粹用哥巴文書寫的文本極少，更多的是在東巴文中摻進去個別哥巴字。

三 彝文、傈僳音節文字與成熟文字的界定

關於彝文的起源時間，比較有影響的觀點是其產生於漢代或更早一些（武自立、陳英1990:179），據《滇系•雜載》記載：「漢時有納垢酋之後阿町者，為馬龍州人，棄職隱山谷，撰爨字如蝌蚪，二年始成。字母千八百四十有奇，號書祖。」貴州《大定縣誌》卷十三「風土誌」載：「阿町，唐時納垢酋，居巖谷，撰爨字，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號曰韙書，即今夷字。文字左翻倒念，亦有象形、會意諸義。」（陳士林 1984:271）彝文在初創時期也應該是「助記符號」，隨著時間的推移，彝族先民大量採用同音假借的手段，使傳統彝文逐漸向音節文字過渡。新中國成立之前，彝文沒有進行過系統的整理和規範，雲南、貴州、四川以及廣西等彝區畢摩所使用的彝文各自不同。新中國成立後，四川、雲南和貴州三省的有關部門先後都對傳統彝文進行了規範或整理，形成了在傳統彝文基礎上的規範彝文，即雲南規範彝文、貴州規範彝文、涼山規範彝文（也稱四川新彝文），其中雲南規範彝文2508個字符，涼山規範彝文819個字符。

彝文

雲南迪慶州維西縣哇忍波創製於20世紀20年代初的傈僳音節文字，從一開始就是一種成熟文字。傈僳音節文字當時被稱為「竹編文字」或「獐皮書」，創製者哇忍波是當地的祭司（尼帕），從小善於記誦。哇忍波把傈僳語音節加以歸納，創製了獨有的圖形符號記錄這些音節（漢剛、漢維傑 2017:1-3）。據漢剛（個人通信）研究，哇忍波編寫的《識字歌謠》共出現了918字，而從《洪水滔天》及《創世紀》等書中又可輯出71個不同的字符，傈僳音節文字總數為989個字。從形體上看，傈僳音節文字還有很多由弧線、曲線構成的符號，與漢字相比，其符號化較差。

傈僳音節文字

彝文的演化和傈僳音節文字的創製，啟發我們思考下面三個問題：

1.判斷一種文字是否成熟的主要標準並不是這種文字符號化的程度，而應是文字能否按照語詞次序記錄語言的最小單位「詞」或音節，即如周有光（1997:21）所言，「『成熟』是能夠完備地按照語詞次序記錄語言」。

2.系統的「助記」符號發展為成熟文字一般要通過同音假借。由「助記符號」演變為成熟文字的過程中，彝文經過同音假借，並對字形本身加以「符號化」。這一演化往往來自應用者的自覺，當助記符號細化到提示語言中的詞的時候，其本身的繁瑣就會促使應用者求變，合併、減省助記符號，質變到「記錄」語言的成熟文字。同時，合併、刪減的過程中，也必然伴隨著「符號化」的過程，因為一旦助記符號向純音節文字演化，其原始形態就成了記憶的障礙。彝文正是經歷了這樣一個「符號化」和同音假借的過程，才成為現在這樣真正記錄語言中詞素的音節文字。

3.一種文字的成熟與否與文字創製年代的早晚沒有必然的聯繫。按照學界的觀點，納西東巴文創製的時間晚於彝文，而傈僳音節文字創製的時間比納西東巴文和彝文更晚。文字創製的年代可稱作歷史學年代，在文字發展史上所處的地位可稱作文字學年代。文字的使用者往往很重視文字的歷史學年代，以為形態原始的文字一定是歷史學年代較早的文字。實際上，形態原始的文字不一定產生於遠古時代，而成熟的文字也不一定在相對晚近的時候才會出現（聶鴻音 2012:609-614）。人們應該更加重視文字學年代，因為只有完美地記錄語言的成熟文字才能代表使用這種文字的人對其母語的了解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哇忍波既是文字學家，又是首次對其母語音節進行歸納的出色的語言學家。

除了「助記符號」發展為成熟文字要通過同音假借，用來表情達意的加拿大印第安人「歐吉蓓」少女幽會信質變到成熟文字也要經過同音假借，不然就無法記錄表示語法意義的虛詞。正如聶鴻音（1998:60-61）所言：「圖畫文字系統徹底變為象形文字系統的前奏是同音假借現象的出現和逐步增多」。

四 「坡芽歌書」與原始文字的助記功能

2006年，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富寧縣政府工作人員在剝隘鎮坡芽村調查時發現了一塊布，上面畫有81個圖形符號。據這塊布的持有者介紹，這是她們家上輩傳下來的歌書，每一幅圖案代表一首固定的壯族山歌，只要見到一個圖形，即可想起一首歌，繼而詠唱出來。這些歌都是情歌，內容有長有短（劉冰山 2009）。「坡芽歌書」被報導後，引發了學界對這81個圖形符號性質的熱烈討論，進而引起了學者對於文字的原始功能的深入思考。

如果單純從圖形上看，這81個符號跟圖畫沒有區別，為月亮、人、稻穀、鴨子、魚等自然形態的象形。不過，既然它們能夠幫助人們想起一首歌，而一首歌可以認為是語言中的篇章，無疑具有了助記的功能，可以認為是81個助記符號。

坡芽歌書

在「坡芽歌書」發現之前，人們一直以為爾蘇沙巴文可能是最古老的文字樣本。爾蘇沙巴文是四川省涼山州的爾蘇人祭司（沙巴）使用的文字，起源何時，由誰創製，無確切記載，總共只有200多個單字。其特點為：文字的形體多為自然事物的象形，有少量的衍生字和會意字；常在文字中配用白、黑、紅、藍、綠、黃等顏色，不同的顏色表達不同的附加意義，如白色代表金，綠色代表木，藍色代表水，紅色代表火，黃色代表土；文字無固定的筆順和書寫格式，但有時為了說明時間順序，可以在一個複雜的圖形中將單字按左下、左上、右上、右下、中間的順序排列；爾蘇沙巴文單個字體和語言裡的詞和音節不是一對一的關係，往往一個字讀兩個音節或三個音節，有時一個圖形代表一段話（孫宏開 1982）。如果把坡芽歌書、爾蘇沙巴文、納西東巴文作為一個演化序列來看，可以看到助記符號與語言單位關聯的進展，由提示語言中的篇章，發展到提示語言的段落，再發展成為提示語言的句子、詞組。

從目前學界的認可度來看，爾蘇沙巴文和納西東巴文均算文字，那麼比它們更為原始的「坡芽歌書」算不算文字呢？即一種只與語言中的篇章相關聯的助記符號算不算文字呢？按照德範克等學者的分類，助記符號是不成熟文字，那麼「坡芽歌書」就屬於文字的範疇。如果確信它是文字，那就意味著我們見到了形態最古老的、還沒有從圖畫脫胎出來的文字樣本。近年來學者發表的意見基本也都是肯定「坡芽歌書」上的圖畫是文字，認為它符合形、音、義俱全的傳統文字定義。周有光在《中國富寧壯族坡芽歌書》一書扉頁題有「坡芽歌書，文字之芽」（劉冰山 2009），也持肯定意見。不過，如果把像「坡芽歌書」這樣的助記符號也算作文字，恐怕會顛覆此前學界對原始文字性質的認知：（1）語言文字是交流的工具，著名的加拿大印第安人「歐吉蓓」少女幽會信，使我們認識到原始的文字畫是用來表情達意的，我們很難想像一種文字甚至不是用來交流，只是幫助記憶的圖形；（2）作為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文字中必有一些可以拆分出來另行組合或反覆使用的「單體符號」，就像彝文、漢字的偏旁、納西東巴文中的符號那樣，可是我們在「坡芽歌書」裡找不到此類獨立成分的有效例證；（3）文字具有約定俗成性，我們判斷納西東巴文是文字，是因為不同的東巴在助記同一句話時，所用的符號基本是一樣的，而「坡芽歌書」顯然還不具備這樣的屬性。

此前學界基於文字發展史對文字進行分類時（周有光 1998:27-31），往往比較注重文字形態的變化，忽略了原始文字與成熟文字最根本的區別是文字與語言關聯方式的不同。上文所引德範克把不成熟文字符號劃分為兩類：用於提示已存在信息的「助記符號」和用於傳遞某些未知的新信息的圖畫符號。詹森（Jensen）在《標記、符號和文字》中也認為文字「它的目的與功能在於信息的傳播（可以是同他人交際；也可以是對本人的記憶提示）」【1】。所謂「助記符號」，即人們大腦中已經存儲大量的口傳文獻，文字只是幫助記誦這些文獻的符號。納西東巴文、爾蘇沙巴文、彝文、水書、傈僳音節文字等均產生於「助記」的需要，東巴、畢摩、尼帕等除了作禳災、超度、祭祀等法事外，還承擔著本民族宗教、歷史、星相、曆法、農耕經驗等傳承任務，大腦中記存有大量的口傳文獻，需要一些助記符號幫助記憶。這種作為助記符號的原始文字與記錄語言的成熟文字有本質的區別，即無需按照語詞次序逐詞提示，因而不必像成熟文字那樣記錄到語言的最小單位。

「坡芽歌書」的文字學意義在於，它首先啟發我們思考文字的最初功能之一是「助記」語言，其次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認定一種圖形符號是否是原始文字的標準，與區分原始文字和成熟文字一樣，不應過多考慮其圖形是否接近圖畫，或是其是否具有交際的功能，更或是其時代產生的早晚，而應該更多地衡量這種文字是否與固定的語言單位發生了關聯。如果某種圖畫的功能是對語言進行了「助記」，不論「助記」語篇、段落，還是句子、短語，都應該認定其為原始文字。

五 民族古文字對「六書」的繼承與發展

西夏文創製於1036年，是西夏（1038-1227）的官方文字，記錄的主要是党項語。西夏字是在短時間內集中創製的，《宋史》卷485《夏國傳上》記載：「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宋史》 1977:13995）西夏字典《同音》中收錄有6133個西夏字，但據李範文（1986:13）統計，實際字數只有五千八百多。西夏字裡沒有漢字「六書」中相對原始的象形字和指事字，「會意」和「形聲」是最能產的兩種造字方法，會意字的數量超過形聲字。同時，仿漢字「轉注」造字法，西夏字用「左右易形」的方式為同義詞或近義詞造字。

西夏字

1. 西夏字對漢字「六書」造字法的繼承與發展

（1）會意

許慎在《說文解字》的序言裡對會意的解釋是：「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是指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漢字，根據各自的意義關聯組合成新字。西夏文的會意字與漢字有所不同。

首先，漢字會意字多表示動詞，而由於西夏字裡沒有相對原始的象形字，大量的名詞、動詞、形容詞都用會意的形式加以表現，且構字的部件更多，至少由兩個組成，如《文海》36.121：「」（腰）和「」（圍）組成「」（裙）；《文海》7.112：「」（膝）、「」（手）、「」（行）組成「」（爬），意思是「用膝蓋和手觸地前行」。

其次，為了更好地會意，便於記憶，西夏字大量採用「省形」的方式造字，並創造了相應的術語加以表現，如用「」（頭）表示保留了上部；用「」（底）表示保留了下部；用「」（半）表示保留了左半，用「」（右）表示保留了右半；用「」（中）表示保留了中部；用「」（圍）表示保留了外緣；用「」（腳）表示保留了延伸到下面的左部。例如：《文海》14.121：「」（闊），「」（廣）左「」（寬）全；《文海》75.143：「」（秋），「」（稻）左「」（見）全。

此外，大量用否定義的部首「」，即「」（不）的左面表示反義：《文海》9.111：「」（告），「」（不）左「」（服）右；《文海》30.231：「」（粗），「」（不）左「」（細）右；《文海》31.211：「」（散），「」（不）左「」（集）全。

（2）轉注

許慎在《說文解字》的序言裡對轉注的解釋是「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所謂「建類一首」指的是「把同類的字歸入一個部首裡」；而「同意相受」，即用意義相同或者相關的兩個字互相解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1981）釋曰：「轉注猶言互訓也。」西夏語有些同義詞或近義詞由「左右易形」的兩個完全相同的構字部件組成，西田龍雄（1966:235）首用「轉注」這一術語來指稱這種造字方法。例如：

用這種「易位」方式造出的字在西夏字典裡一般都可以「互訓」或者組合成雙音詞。如第一組字，《文海》雜7.111釋曰：「」（人）者，「」（人）也；《文海》72.152釋曰：「」（人）者，「」（人）也。這種「互訓」的訓解格式與《說文解字》裡最經典的轉注釋例「考，老也」、「老、考也」如出一轍。

從傳統的「六書」立場上看，西夏字的造字法是對漢字「會意」、「轉注」等造字法的創造性繼承和發展。

西夏文佛經

2. 音讀與訓讀

在民族文字中，借用漢字記錄民族語，其讀音無外乎有音讀和訓讀兩種方式，如同漢字「東」借到日文裡音讀作to、「川」訓讀作kawa一樣。這種借用方式是南方仿漢字等民族古文字的普遍做法（聶鴻音 1998:106-107），如漢字「風」，借到白文裡訓讀為，義為「風」；漢字「走」，借到古壯文中訓讀為byaij，義為「走」。只是與日文相比，民族文字借用漢字時會有如下變化：

（1）整字借用，「音讀」時，其意義與漢語不同。如白文「波」，音讀，義為「他的」；古壯文「鬥」，音讀daeuj，義為「來」（聶鴻音 1998:106）。

（2）整字借用，「訓讀」時，會在原漢字之上加區別性符號，如：古壯文「tou」，義為「門」，在漢字「門」裡加「丶」；古壯文「圡 to」，義為「土」，在漢字「土」上加「丶」；女真文「*inengi」，義為「日」，在漢字「日」上加「丶」；女真文「*biya」，義為「月」，在漢字「月」上加「丶」（Nie 2019:115-120）；西夏文獻中，個別漢字採用訓讀，也會用加「口」的方式以示區別，如「嘿」字，《掌中珠》用它為西夏字「」（黑）注音。

（3）拼合成字，表意義的意符+音讀漢字，如古壯文「」，義為「秧苗」，音讀gyaj；「」，義為「削」，音讀dat；侗文「伓」，義為「父」，音讀pu（聶鴻音 1998:107）。

（4）拼合成字，表意義的意符+訓讀漢字，如古壯文「」，義為「種」，訓讀為ndaem（與壯語「黑」同音）（聶鴻音 1998:107）。

「仿漢字」和「變漢字」民族文字對漢字的借用和改造，極大地豐富了漢字「六書」造字法，充分反映了中國古代各民族之間的交融與交流。正如骨勒茂才在《掌中珠》「序言」中所說：「今時人者，番漢語言可以俱備。不學番言，則豈和番人之眾？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番有智者，漢人不敬；漢有賢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語言不通故也，如此則有逆前言。」（黃振華等 1989:5-6）

六 契丹小字和女真小字與文字

對語言的適用性

遼朝建立以後，先後創製了兩種文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大字創製於遼神冊五年（920），是太祖阿保機命突呂不和魯不古仿照漢字隸書創製的。《遼史》卷2《太祖本紀下》（1974:16）：「[神冊]五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己丑朔，梁遣郎公遠來聘。壬寅，大字成，詔頒行之。」契丹大字創製不久，太祖之弟耶律迭剌又創製了契丹小字。《遼史》卷64《皇子表》（1974:968-969）：「迭剌，字雲獨昆。……性敏給。……回鶻使至，無能通其語者，太后謂太祖曰：『迭剌聰敏可使。』遣迓之。相從二旬，能習其言與書，因制契丹小字，數少而該貫。」契丹大字是依照漢字創製的表意文字，對筆畫繁複的漢字加以變筆，對筆畫簡單的漢字採用加筆。契丹小字則是耶律迭剌受回鶻文啟發，把一些契丹大字固定為音符而製成的音節文字。這些音符被學界習稱為原字，共有近500個。

契丹字

與契丹大、小字相應，金代也曾創製過兩種文字，女真大、小字。女真大字是表意字，女真小字是表音字。女真大字的頒行時間是天輔三年（1119）；小字的創製和頒行時間為天眷元年（1138），初用時間是皇統五年（1145）。《金史》卷73《完顏希尹傳》（1975:1684）：「金人初無文字，國勢日強，與鄰國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完顏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制女直字。天輔三年（1119）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賜希尹馬一匹、衣一襲。其後熙宗亦制女直字，與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女直小字。」《金史》卷4《熙宗本紀》（1975:72、81）：「天眷元年（1138）正月戊子朔，上朝明德宮。高麗、夏遣使來賀。頒女直小字。」（皇統五年，1145）「五月戊午，初用御製小字。」

契丹語、女真語同屬阿爾泰語系，為黏著語，其語法變化主要依靠黏著形式來實現。契丹小字和女真小字就是為了適應黏著語複雜多變的語法形式，通過改造意字或增加音字而對大字進行的改良。儘管都稱作小字，但契丹小字和女真小字有很大的區別。契丹小字是受回鶻文啟發而改進的音節文字，雖然契丹小字並沒有改進為像回鶻文一樣的音素文字，但它屬於表音文字系統是毫無疑義的。而金熙宗所制女真小字，只有表音的詞綴和語法附加成分，還不能作為一套完備的文字體系來看待。換句話說，熙宗對女真大字的改革，並沒有像耶律迭剌改造契丹大字那樣徹底，只是創製了一些表示詞綴和語法形式的表音字補充到完顏希尹所撰的大字中一起使用。女真文是用兩套文字系統記錄女真語的，就像日文用漢字與假名兩套系統記錄日語一樣。

女真字

明代《女真譯語》中的女真字仍沒有像契丹小字一樣脫離表意系統，女真語詞幹往往用表意字記錄，女真語的構詞成分以及表示語法意義的虛詞都用表音字。不過，《女真譯語》中已經有很多記錄詞幹的女真大字被表音字所替換，且很多表意大字經過同音假借，也變成了純音節文字。如：

（1）bie，動詞基本形的語尾詞。如：《女真譯語》「」xa-ʧa-bie，「見」；「」o-mia-bie，「會」。「」還可用作純表音字，如：「」ʧï-bie-xuŋ，「燕」。

（2），本義為「山」，《女真譯語》「」ali-in，「山」；還可以用作表音字，如：《女真譯語》「」ali-buwi，「賜」。

現存女真文儘管從體系上說還不是純音節文字，但有非常明顯的向音節文字過渡的傾向。

契丹小字與女真小字對兩種大字的改良，是在充分適應本族語特點基礎上的一種改進。這種改進的文字學意義在於，儘管文字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一個民族選用什麼文字記錄其語言往往受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語言並非決定性因素。但文字畢竟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在使用過程中，文字一定會更好地適應所記錄語言的特點。

七 八思巴字的創製與文字的社會屬性

八思巴字，又稱「蒙古新字」，是忽必烈命國師八思巴羅古羅思監藏依照藏文創製的，於至元六年（1269）頒行。《元史》卷202《釋老傳》（1976:4518）載：「至元六年，詔頒行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製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字寖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為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為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現存八思巴字文獻不僅有譯寫蒙古語、漢語的，還有譯寫藏語、梵語以及回鶻語的。

為充分體現八思巴字「譯寫一切文字」與作為「國字」的特點，國師八思巴對藏文的字形和書寫形式做了一些改造：一是字母形狀仿漢字加以方塊化；二是字符組合仿回鶻式蒙古文上下疊加；三是增加了幾個表示梵文的字母；四是書寫形式仿回鶻式蒙古文從左向右豎寫。

八思巴字

本來此前已有回鶻式蒙古文記錄蒙古語，1204年，成吉思汗西徵滅乃蠻部時，俘獲其掌印官畏兀兒人塔塔統阿，成吉思汗遂命其教太子、諸王學習回鶻字母，記錄蒙古語。回鶻語與蒙古語均屬阿爾泰語系，選用回鶻文也能較好地表現蒙古語的黏著語形式。如果沒有其他因素的影響，本沒必要再創製一種新文字。忽必烈命八思巴根據藏文重新創製一種新文字的動機，有其深厚的社會政治背景。首先，創製文字與改正朔、易服飾一樣，一直以來被當做統一、獨立國家的標誌。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創製均有作為統一國家、完備制度的大背景。《遼史》卷103《蕭韓家奴列傳》（1974:1449）載：「昔我太祖代遙輦即位，乃制文字，修禮法，建天皇帝名號，制宮室以示威服，興利除害，混一海內。」《金史》卷73《完顏希尹傳》（1975:1684）載：「金人初無文字，國勢日強，與鄰國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而在佔領河西走廊、完成開疆拓土之後，西夏開國皇帝元昊於宋景祐三年（1036）創製了西夏文，在向宋朝遞交的表文中，元昊把創製文字與「張禮樂」、「備器用」相提並論：「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伏。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宋史》卷485《夏國傳上》 1977:13995-13996）近代，蒙古國選用西裡爾字母記錄蒙古語無疑也有政治方面的考慮。

其次，決定借用哪種文字來記錄本族語佔首位的並非語言因素，而是宗教、文化等因素。八思巴字因藏文而造是受藏傳佛教的影響。夏元之交，與藏族毗鄰的甘州、永昌、涼州等地延續了西夏的風俗，篤信藏傳佛教。1240年，蒙古王子闊端從涼州派多達那波帶兵進藏，並招請噶舉派止貢寺法臺京俄扎巴迥乃到涼州時，扎巴迥乃轉而推薦了薩迦班智達，此後遂有薩迦班智達攜八思巴於1247年在涼州與元朝統治者的歷史性會面，後來，八思巴成為帝師，成就了藏傳佛教薩迦派在元朝宮廷的百年興盛。與此背景相同，遼、夏、金三個王朝都推行了仿照漢字設計的全新文字，包括契丹小字最終沒有改用回鶻文字符，均是受唐宋時期中原儒學在周邊民族地區得以廣泛傳播的影響。這種影響在下面一段對話中可見一斑，《遼史》卷72《義宗倍傳》（1974:1209）載：「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從13世紀開始，伊斯蘭教從西域大規模傳入了中國，很快就在新疆取代了原來佛教的統治地位，使得那裡的許多民族也相繼放棄原來的文字，轉而借用阿拉伯字母文字記錄自己的語言。

八思巴文大元通寶

八思巴字借用藏文與改造藏文字母的方式，其文字學意義在於，儘管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但語言有時並不是決定借用哪種系統的文字記錄本族語的主要因素，文字具有社會性，宗教信仰、政治背景、文化認同等是影響一個民族選用哪種文字記錄本族語的主因。

八 結語

我們雖習慣把語言和文字並提，但從科學的意義上說，語言與文字有著各自不同的發生學系統，語言學和文字學在研究目標、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諸方面都存在本質的差異。語言學研究一般無需過多考慮文字問題，文字學研究則需要適當考慮語言問題，文字對語言有適用性。一種文字形體如果不能完備地記錄本族語，則需要考慮語言的特點適當地對文字加以改造。

文字雖然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因語言而命名，但卻不能按照語言來分類。文字因「助記」語言與表情達意的需要而產生，最終趨於成熟，按照語言次序逐詞記錄語言。中國民族古文字千差萬別，我們首先可以按照「語言的助記符號」和「記錄語言的符號」分成兩類，前者有納西東巴文、爾蘇沙巴文等；後者可看作成熟文字，據所記錄語言的成分和系統可將其分為以下幾類：

1.音素文字：佉盧文、焉耆—龜茲文、于闐文、傣文、藏文、八思巴字、突厥文、粟特文、回鶻文、回鶻式蒙古文、託忒式蒙古文、滿文、察合臺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柯爾克孜文、老傈僳文、滇東北老苗文等；

2.音節文字：彝文、契丹小字、納西哥巴文、傈僳音節文字等；

3.表意字與表音字的混合系統【2】：女真文等。

4.表意文字：契丹大字、西夏文、方塊壯文、方塊白文等。

相對語言，文字的借用更能反映外來文化、宗教對該民族的影響，不過，幾乎每一種文字對既有文字的借用均非照搬，而是創造性地繼承與發展，甚至最終會成為一個民族的標誌性符號。古往今來中國境內出現的民族文字大多是某個人一次性創製的，如藏文、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八思巴字、傈僳音節文字等，漢字式民族古文字靈活的造字法，豐富了漢字「六書」及其理論。

我們把文字的創製年代稱作歷史學年代，並根據文字能否逐詞記錄語言的成熟程度來判定它的文字學年代。產生較早的文字其文字學年代不一定早，而產生較晚的文字其文字學年代也不一定晚，反之亦然。學界往往很重視一種文字的創製時間，認為創製時間較早的一定是有歷史的成熟文字，實則不然。

（原載於《民族語文》2020年第2期）

注釋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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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 本文特為祝賀《民族語文》創刊40周年而作，並在「《民族語文》創刊40周年學術研討會」（北京2019.10.12-13）上主題發言環節發表。恭祝《民族語文》越辦越好。

【1】Jensen, Hans. 1970. Sign, Symbol and Script: An Account of Man’s Efforts to Write.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George Unwi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轉引自蔣修若（2013）。

【2】採用亨利•羅傑斯的「混合系統」說法，見《文字系統：語言學的方法》，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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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伯君，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研究生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民族文字文獻研究室主任。

作

者

簡

介

特別鳴謝

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

敦和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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