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山大學
「歷史、考古與文明」
研究生暑期學校
專 家 簡 介
尹
檢
順
研究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研究一室主任。主要從事長江中遊新石器時代考古，先後主持或參與發掘了澧縣八十壋、澧縣城頭山、千家坪、湯家崗、青山等十餘處新石器時代重要遺址，並主持過巫山麥沱、石門皂市等數十處重大搶救性發掘頂目。先後主編與參編了《澧縣城頭山》《彭頭山與八十壋》、《安鄉湯家崗》、《湘陰青山》等多部報告專著。在《考古學報》、《考古》等專業學術刊物上發表《湯家崗文化初論》、《重慶巫山麥沱漢墓群發掘報告》等重要報告和論文。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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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1.本號獲作者授權轉載下文。讀者若有參考或引用，務請查閱原文。
2.原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紀念文集》，科學出版社，2016年12月。
湖南史前白陶初論
尹檢順
內容提要湖南史前白陶主要發現於環洞庭湖平原地區以及湘江、沅水中上遊的嶺北山區，時間大多集中在距今7500～5500年左右。南、北兩區白陶既有鮮明的共同特徵，又有一定的地域差異,但二者都是本地生產的。就目前材料而言，南區（嶺北山區）作為湖南史前白陶發源地的可能性更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多地起源的可能。該類白陶應與彩陶、玉器相若，當屬禮器性質，而且，不同地區生產的白陶可能蘊含不同內容。
主題詞發現 特徵 產地 起源 功能
我國史前白陶包括華北和華南兩大系統。華北以海岱地區為中心，最早產生於大汶口文化晚期最早階段，龍山文化晚期逐漸衰落，時間跨度在距今5000—4000年之間，前後延續了大約1000年的時間［1］。華南以洞庭湖流域為中心，包括湖南全境及周鄰省區一部分。該系白陶產生時間較早，最早出現於皂市下層文化和高廟下層文化，盛行於湯家崗文化、大溪文化、堆子嶺文化等考古學文化，大抵在相當於大溪文化晚期才逐漸淡出歷史舞臺，時間大多集中在距今7500—5500年左右，前後經歷了約2000年的發展過程。
湖南史前白陶自發現以來，學術界就一直十分關注。鄧聰等先生早在1991年就認為環珠江口地區的「圈足盤、彩陶技術和白陶三者，是同時從大溪文化展轉傳到珠江口沿岸地域」［2］。隨後，研究者基於不同的觀察視角，提出了許多新穎且有深度的見解［3］。本文擬就湖南出土的史前白陶談點初步認識，不當之處請指正。
一、考古發現
迄今為止，湖南地區發現白陶的遺址共有27處。這些遺址在地域上可劃分南、北兩區。北區以環洞庭湖平原為中心，包括澧水中下遊以及湘、資、沅三水下遊地區；南區以南嶺北側山地為中心，主要分布於沅水和湘江中上遊地區。
1.北區
共18處。主要分布於兩個區域，一是澧水中下遊及沅水下遊地區，二是湘江、資水下遊地區。
澧水中下遊及沅水下遊共10處。最早發現於澧縣三元宮遺址（1974年），在遺址中期遺存中發現一類白陶豆形器，主要成分為SiO2（68.92%）和MgO（23.38%）［4］。隨後，在澧縣丁家崗、澧縣城頭山、安鄉湯家崗、安鄉劃城崗、嶽陽墳山堡、華容劉卜臺、華容車軲山、南縣新湖、漢壽馬欄咀等遺址均有發現。這些遺址分屬於皂市下層文化、湯家崗文化和大溪文化，年代大約在距今7500—5500年左右。其中，在嶽陽錢糧湖農場墳山堡遺址皂市下層文化遺存中，不僅發現一些「白衣陶、黃白陶和原始白陶」，而且還在一座墓葬中發現了較為完整的白陶小罐和白陶杯形器（據羅仁林先生回憶），與之共存的還有彩陶，年代當在距今7500年以前，這是該區域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白陶［5］。此外，在南縣塗家臺遺址發現有與墳山堡遺址「原始白陶」非常接近的灰白色斂口罐［6］，在石門皂市遺址下層還發現一類繪有紅彩的白衣圈足盤［7］，說明皂市下層文化出現白色和彩色陶器已是普遍現象。該區域發現白陶最豐富的典型遺址當屬安鄉湯家崗遺址［8］（圖一）。
湘江及資水下遊共8處。年代最早的白陶發現於長沙大塘遺址和汩羅附山園遺址。大塘遺址發現的白陶主要為罐、碗類器，與之共存的也有彩陶，主要為褐彩和紅彩［9］。附山園遺址早期遺存發現有黃白陶和彩陶，到了中期則出現純正的細泥白陶，而且圈足盤上施白衣現象更為普遍，與之共存的彩陶多為紅衣黑彩或紅底褐彩和白彩［10］。大塘遺址和附山園早期遺存年代大約在距今7000年左右。之後，在相當於大溪文化的堆子嶺文化時期，該區域白陶遺存更為豐富，包括湘陰青山、湘潭堆子嶺、株洲磨山以及益陽蔡家園、麻絨塘、絲茅嶺等遺址。
2.南區
共9處。主要分布於沅水和湘江中上遊地區，二者之間的資水中上遊目前尚未發現。
沅水中上遊共7處。年代最早的白陶發現於洪江高廟遺址，稍晚還有洪江金家園、辰溪松溪口、辰溪徵溪口、辰溪譚坎大地、辰溪溪口、中方巖匠屋等遺址。該區域白陶最豐富的典型遺址當屬洪江高廟遺址［11］（圖二）。
湘江中上遊共2處。由於該區域考古工作相對薄弱，發現白陶的遺址數量也相對較少，目前僅在桂陽千家坪、茶陵獨嶺坳等遺址發現有白陶。其中，位置最南的千家坪遺址發現的白陶最為豐富［12］，不僅器類相當豐富，而且白陶比例超過了同一區域的高廟遺址（圖三）。
從考古發現來看，湖南史前白陶呈現出以下特點：1）遺址數量上，北區明顯多於南區；2）空間分布上，有三個比較集中的分布區域，分別是澧水中下遊地區、湘江和資水下遊地區、沅水中上遊地區；3）出現時間上，最早的白陶在南、北兩區幾乎是同時出現，北區最早出現於澧水下遊的墳山堡遺址，南區最早出現於湘江上遊的千家坪遺址和沅水中遊的高廟遺址；4）共存關係上，北區早期白陶大多與彩陶共存，而南區則極為少見；5）發展脈絡上，南、北兩區白陶發展並不同步，大約在距今7000年以後，北區呈現出加速發展態勢，並由澧水中下遊迅速擴散至洞庭湖東南岸的湘江和資水下遊地區，而南區則逐漸步入衰落乃至中斷。
二、基本特徵
（一）共同特徵
1.胎質及外觀特徵
一般而言，一個遺址出土陶器往往有很多種顏色，如我們習稱的紅陶、灰陶、黑陶等。這些陶器實際上指的都是器表顏色，這些陶器的胎心與器表顏色絕大多數是不一致的。本文討論的「白陶」，實際上也是針對器表顏色而言的，嚴格講應該稱之為「白色陶器」。這類陶器胎心既有白色、灰白色，也有灰色、褐色、紅色等多種顏色，但器表顏色都是以白色為主。由於原料、燒制等方面的原因，往往會呈現出白色、灰白色、黃白色等不同顏色，而且質地軟硬程度也存在一定差異。根據筆者對這類白陶的仔細觀察，它們實際上可細分為四類。
A類：胎心與器表均呈白色，火侯較高，質地較硬，器物普遍偏厚重。
B類：胎心與器表均呈白色或灰白色，火侯較低，質地較軟，吸水性強，器物普遍偏輕薄。
C類：胎心、器表顏色與B類接近，火侯極高，質地堅硬，敲打器表往往有清脆之聲，部分特徵與硬陶比較接近。
D類：胎心與其他陶器無明顯區別，有灰、褐、紅等不同顏色，但器表飾有一層白色陶衣。白衣有兩類：一類白衣相對較厚，而且與胎心粘合緊密，即便經水洗或其他外力作用仍能保存下來，給人感覺似一層白色「漆皮」；另一類白衣相對較薄，而且附著力差，經水洗或其他外力作用後極易脫落，給人感覺似一層「白灰」。該類白陶胎心與器表顏色反差較大，嚴格意義上講，它們不應稱之為「白陶」，而是白衣陶或彩繪性質的陶器。
2.器表裝飾特徵
湖南史前白陶器表裝飾格外醒目，其最大特點是紋飾極其繁縟，有的還有淺浮雕效果，而且，該類陶器在裝飾部位、裝飾工藝以及紋飾方面特徵更為突出。
1）裝飾部位
在裝飾部位上，不同器類表現出來的側重點是不同的。罐類重點裝飾器物的口、領、肩、耳等醒目部位，腹、底部位一般只滾壓簡單繩紋，有的甚至就是素麵。盤類通常在盤腹和圈足兩個部位的中心位置施以最主要的紋飾，而其他部位則飾較為簡單的帶狀幾何紋飾，而且部分圈足內壁和外底等隱蔽部位亦有施紋現象。簋、杯類施紋方式與盤類近似，但盤腹部位中心紋飾有倒置現象，而且外底施紋現象似乎比盤類更為常見。碗類紋飾相對簡單些，且多為刻劃幾何紋，施紋部位也是以盤腹部位為主，圈足部位不夠重視，甚至也有素麵現象。豆類重點裝飾也在盤腹部位，柄部通常只見一周鏤孔，足部常見簡單的帶狀幾何紋飾。
2）裝飾工藝
裝飾工藝比較複雜，包括打磨、施衣、刻紋、戳紋、填彩或繪彩等。
器表打磨。即陶器成型後，在施紋之前，器表都要經過反覆打磨，並使器表滲出一層薄薄的泥漿，直至器表光滑為止，目的是為後續工藝作好鋪墊。
器表施衣。據筆者觀察，湖南目前發現的白陶基本上都有施衣現象。前文分析的A、B、C類白陶表面實際上都有一層光滑的白衣，只是因其與胎心顏色接近而不易察覺，有些因白衣脫落露胎而呈現出灰白色，D類白陶器表上的白衣顯然是有意施加的，至少「漆皮」式白衣是如此。
器表刻紋。陶工們經過縝密構思之後，首先是通過幾何線條將裝飾對象劃分為若干個空間，再在不同空間內勾畫出不同圖案，隨後逐一進行雕刻。據觀察，幾乎所有圖案化紋飾都是通過陰、陽紋飾巧妙結合表現出來的，器表淺浮雕效果也就很自然地凸現出來了。關於此類紋飾學術界有不同觀點，最初有人認為是模印出來的，後來有人認為是戳印出來的。個人認為，藉助模具做出此類紋飾是不太現實的，採取戳印方式一次性戳印出如此複雜的紋飾也是不太可能的。假若是後者，器表要戳出如此深的陰紋，器內必然會有明顯的凸起，可事實並不是這樣。可見，此類紋飾很有可能是精心雕刻出來的，應屬雕刻性質的紋飾。
器表戳紋。主紋雕刻成型後，在其凹下部位再進一步填紋。即用帶有圓形、方形、三角形等幾何形小凸點的戳具，在凹陷部分戳印出篦點狀或方格狀陰紋，最終形成淺浮雕式紋飾。也就是說，圖案化紋飾可能同時採用了刻劃、雕刻、戳印等多種施紋方式，而那些以篦點紋為主的簡單幾何紋，其施紋方式自然是以戳印為主。
器表填（繪）彩。此類工藝只在較晚階段才出現，而且發現數量少。目前所見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在凹下部位的篦點紋之上填彩，另一種是在凸出的素麵部位繪彩。二者均為紅彩或褐彩，圖案簡潔明了。
3）紋飾種類
紋飾種類十分豐富，而且分布勻稱，排列整齊，並在構圖上具有一定美學原理。各單元紋飾之間銜接緊密，很少有重疊、錯位和稀密不勻的現象。主要有三類。一類是單體幾何紋，包括橫線紋、短豎線紋、弧線紋、水波紋、波折紋、圓圈紋、圓窩紋、「S」紋、「X」紋等。這類紋飾一般首尾相連，形成一周或數周簡練的帶狀幾何紋。另一類是幾何組合紋，即由多個幾何形元素構成一組較為複雜的組合紋飾。這類紋飾一般是成組分布的，而且間距勻稱。第三類為圖案化紋飾，一般具有特定題材，如太陽紋、八角星紋、鳳鳥紋、獠牙獸面紋以及一些較為抽象的裝飾題材等。
3.器物形制
湖南史前白陶形制較為簡單，而且都是各自陶器群的有機組成部分。主要器類包括罐、盤、簋、碗、豆、杯等。
罐類數量較多。出現時間較早。形制多樣，有高領、折沿、雙耳、平底等多種造型。高領罐常見直領（直口或敞口）、曲領、弧領三種形制，一般為斜肩、深鼓腹、圜底。折沿罐有折沿、內折沿兩種形制，一般為折肩、曲腹、圜底。雙耳罐常見矮領，雙耳置於領、肩部，一般為斜肩、鼓腹、平底。平底罐數量少，只見筒形腹一種形制，目前只在湯家崗和丁家崗遺址有少量發現。
盤類數量較多。主要形制有四種：一種為斂口，外撇式圈足；第二種為內折口，外撇式高圈足，時代較晚；第三種為敞口，外撇式矮圈足；第四種為敞口，內收式矮圈足。
簋類數量較少，目前僅見於高廟和千家坪遺址。多為寬折沿，深弧腹盤，高圈足，個別足沿為鋸齒花邊。
碗類數量較少。有兩種形制：一種為寬折沿，淺折腹盤；另一種為折沿，深斜腹盤，足沿呈花邊狀。
豆類數量較少。出現時間相對較晚。常見內折沿，深斜腹盤，細柄，高喇叭形圈足。
杯類數量較少。有兩種形制：一種形體較高，以敞口（或折沿）、深腹、高圈足為特徵；另一種形體較矮，常以假圈足或近平底形式出現，形態近似於曲腹杯。
（二）區域差異
湖南史前白陶南、北之間存在一定地域差異。具體來說，主要有如下幾方面：
1.胎質及外觀存在差異。北區白陶以泥質居多，胎較厚，質地較硬，顏色純正，器表光亮，並以潔白居多。白陶種類以A、D類白陶居多，其他少見或不見。南區白陶以夾砂居多，胎較薄，質地軟、硬懸殊較大，顏色雜亂，整體偏灰白或黃白，手感滑膩。白陶種類較多，以B、C、D類白陶居多。
2.陶土原料與燒成溫度有別。北區白陶以高鋁質耐火黏土（俗稱白膏泥）為主，南區白陶以高鎂質易熔黏土（俗稱滑石黏土）居多（下文將述）。北區白陶燒成溫度多在900℃以上，而南區白陶則多在900℃以下。經檢測，湯家崗遺址湯家崗文化時期白陶燒成溫度基本都在920℃以上，大溪文化時期白陶燒成溫度更是高達940℃以上。高廟遺址高廟文化早期白陶燒成溫度多在770℃—880℃之間。
3.施紋方式存在差異。北區白陶自始自終保持刻紋傳統，施紋手法以刻劃為主、戳印為輔，整體接近雕刻風格。南區白陶則以戳印見長，施紋手法以戳印為主、刻劃為輔，整體偏向戳印風格。
4.器表紋飾差異顯著。北區白陶紋飾略顯粗放、簡單，以幾何紋為主，圖案化紋飾相對較少。南區白陶紋飾較為精細、繁縟，具有特定題材的圖案化紋飾相當相富，而且圖案非常逼真。
5.器類組合及器物形制差異較大。北區白陶器類相對簡單，以盤、豆為主，有少量罐類器，不見簋、碗、杯等器類。盤類以斂口或內折口居多，罐類主要為高領罐和雙耳罐，另有少量平底筒腹罐。南區白陶器類更為豐富，包括罐、盤、簋、碗、杯等，不見豆類器，以罐、盤類居多。罐類除高領外，多見曲領、折沿等形態，雙耳罐極少，不見平底筒腹罐。盤類除斂口外，還有較多敞口形制，而且內收式矮足盤也是本區獨有。
6.延續時間不同。北區白陶延續時間長，以白陶盤為代表，從湯家崗文化一直延續到大溪文化和堆子嶺文化，並有著清晰的演變規律。南區白陶延續時間短，而且很難找到演變規律。
三、成分與產地［13］
1.白陶成分
據任式楠先生研究，華南白陶原料除部分採用高嶺土外，較常見的是使用以氧化矽、氧化鎂為主要成分的陶土［14］。事實上，湖南史前白陶目前發現至少有兩種不同原料。一種是近似於高嶺土的高鋁質耐火黏土（俗稱白膏泥），另一種是高鎂質易熔黏土（俗稱滑石黏土）。前者成分以二氧化矽、三氧化二鋁為主，後者成分以二氧化矽、氧化鎂為主。而且，兩種原料的使用還存在一定地域差異，現分析如下：
北區目前檢測了三元宮、湯家崗、劃城崗、堆子嶺、青山、丁家崗、墳山堡等遺址。三元宮遺址2件白陶標本中，一件SiO2和Al2O3分別為70.35%和20.04%，另一件SiO2和MgO分別為68.92%和23.38%，而Al2O3卻只有3.23%，二者差異甚大。湯家崗遺址檢測了9件白陶標本，全部屬於高鋁、低鎂類黏土（表一）。堆子嶺遺址檢測了15件白陶標本，除2件屬高鎂、低鋁類黏土，其他13件標本均屬高鋁、低鎂類黏土。也就是說，上述三處遺址共28件檢測標本當中，屬於高鎂、低鋁類標本只有3件，約佔10%，而高鋁、低鎂類標本比例卻高達90%。由此可見，北區白陶是以高鋁、低鎂類黏土為主，而高鎂、低鋁類黏土只佔一成左右。
南區目前檢測了高廟、松溪口、千家坪等幾個遺址。其中，高廟遺址16件白陶標本中，有12件屬於高鋁、低鎂類黏土，另外4件屬於高鎂、低鋁類黏土。松溪口遺址5件白陶標本中，有2件屬於高鋁、低鎂類黏土，另外3件屬於高鎂、低鋁類黏土。兩處遺址同屬沅水中遊地區，但成分差異較大。千家坪遺址4件白陶標本中，有2件屬於高鋁、低鎂類黏土，另外2件屬於高鎂、低鋁類黏土（表二）。也就是說，在南區25件檢測標本當中，屬於高鎂、低鋁類白陶有9件，約佔36%，而高鋁、低鎂類白陶比例只佔64%。由此可見，南區白陶雖然仍以高鋁、低鎂類黏土為主，但高鎂、低鋁類黏土比例要明顯高於北區。
另外，從表一和表二還可看出，北區白陶Fe2O3偏低，K2O則明顯偏高，南區正好與之相反，這也說明湖南史前白陶成分在地域上存在較大波動性。根據二里頭遺址白陶原料中氧化鐵含量平均值有隨白陶顏色白、黃、紅、灰的變化而依次增加的特徵［15］，也可驗證南區白陶之所以不如北區潔白，可能與其Fe2O3含量較高的緣故有關。
2.白陶產地
既然南、北兩區同時存在兩類不同成分的白陶，那麼，兩地是否都有生產兩類白陶的原料呢？
北區從湯家崗遺址檢測的白陶及土樣主次量元素均值方面分析(表一），二者主要元素均以SiO2為主，其次為Al2O3，再次則為K2O、Fe2O3、MgO等。雖然有少量差異，如土樣中的Al2O3含量要略低於白陶均值，但考慮到自然陶土與經過高溫燒制並發生過化學反應的白陶，這些差異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也就是說，湯家崗遺址出土的高鋁質白陶在原料上與遺址附近採集的土樣是基本吻合的，說明北區高鋁質白陶原料取自本地是完全可能的。
南區白陶在當地同樣也能找到燒制高鋁質白陶原料。譬如，沅水中遊檢測了10個地點共19個土樣中，其中，就發現有7個地點共9個土樣中Al2O3接近高鋁質白陶含量，它們的均值達到了26.60%。因此，從陶土原料分析，南、北兩地白陶原料很有可能都是來源於本地。
解決了白陶原料來源問題，隨之而來的就是當地是否具備燒制高火候白陶的陶窯。根據湯家崗遺址白陶燒成溫度的檢測，一般都在920度以上，這顯然需要封閉環境下的陶窯才能燒制出來。湯家崗遺址雖然沒有發現此類陶窯，但在與之毗鄰的劃城崗、丁家崗以及城頭山等遺址均有發現。這類陶窯都是地穴式封閉型陶窯，突破了以前平地堆燒陶器的傳統技術，基本能滿足燒制高火侯白陶的窯室條件。南區白陶目前雖沒發現具備燒制高火侯白陶的地穴式陶窯，但考慮到該地區多數地點白陶出現時間較早的事實，其白陶燒自於外地的可能性應該不大。
可見，湖南史前白陶，無論是從其原料來源，還是從燒制白陶的必要條件考慮，南、北兩地白陶應該都是本地生產的。
四、起源與傳播
1.白陶起源
要探討湖南史前白陶的起源，筆者認為應該從兩方面入手。一是通過白陶成分檢測，結合白陶生產的必要條件，判斷白陶產地究竟是本地生產還是外地輸入；二是從文化角度疏理出不同文化的白陶特徵及其早晚關係，進而推斷出白陶起源接近事實的結論。第一個問題前文已作了簡單分析，下面探討第二個問題。
我們知道，陶器的產生最初是以實用為目的的，之所以會有不同的顏色、胎質、器形、裝飾，應該是不同時期、不同人群基於不同需要而生產的。最初出現的陶器一般較為簡單，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慢慢地製造出更多形制複雜的陶器，而且在原料、顏色、裝飾以及燒制技術方面會有所選擇和改進。大多數陶器顏色是在燒制過程中採用了不同的處理方法而形成的，而白陶的起源可能還與其所在的文化群體有著密切聯繫。
從理論上講，器物（白陶）起源應與文化起源一樣，它們可能是單源，也可能是多源。前者一般是從一個地點或區域內產生，然後逐步擴散到其他地區；後者是從若干個不同地點或區域各自發展起來，最後融合成不同文化的共同特徵。目前有關湖南史前白陶的起源，大多傾向於單一地點（文化）起源。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皂市下層文化起源說，二是高廟下層文化起源說。前者是在嶺北山區（沅水及湘江中上遊）白陶發現之前，研究者作出的推斷，顯然是無法解釋嶺北地區近年發現的新材料。後者根據高廟、千家坪遺址的新發現，它們有四個特點是洞庭湖地區湯家崗遺址無法比肩的：一是時代早於湯家崗遺址，二是白陶器類較比湯家崗遺址豐富得多，三是白陶裝飾要比湯家崗遺址複雜，四是高鋁和高鎂兩類白陶均有，而且比例懸殊不大，湯家崗遺址卻只有一種高鋁類白陶。因此，筆者認為就目前材料而言，後者（嶺北山區）作為湖南白陶發源地可能性更大些。
不過，由於洞庭湖地區有著優越的自然條件、發達的稻作農業、深厚的文化底蘊以及成熟的陶器燒造技術，這一地區也是具備白陶起源條件的，因此，我們還不能完全排除多地起源的可能。試分析如下：
1）年代方面，皂市下層文化和高廟下層文化年代接近，各自最早出現的白陶在時間上沒有絕對優勢。北區目前發現最早白陶屬於皂市下層文化偏早階段的墳山堡遺址，南區目前發現最早的白陶是屬於高廟下層文化的高廟遺址和千家坪遺址，二者年代與北區墳山堡遺址相當接近。
2）文化傳統方面，洞庭湖地區在彩陶出現之前，陶器表面經常可見施紅衣或白衣的現象。彭頭山文化時期，陶器表面施紅衣已是十分普遍現象。在接近彭頭山文化晚期，汩羅黃家園遺址中期遺存中發現不少紅陶上施加白衣的陶器［16］。到了皂市下層文化時期，白衣陶更為流行，有的還在白衣陶上繪紅彩，彩陶也隨之出現。有趣的是，彭頭山文化紅衣陶常見於圜底盤和雙耳罐兩類器物，皂市下層文化白衣陶多為圈足盤和雙耳罐，兩個不同文化的人群都比較看重這兩類有著演變關係的器物，二者之間這種關聯決非巧合。實際上，本區白陶絕大多數外表施有白衣，光滑的器表與其他施衣陶性質是一致的。毫無疑問，洞庭湖地區白陶與本地較早出現白衣陶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它的產生與本地人們喜好白色的文化傳統是有關聯的。然而，與之相反的是，嶺北山區目前尚未發現早於白陶的白衣陶，相對洞庭湖地區而言，該區白陶的出現，確實讓人感覺有一定突然性。
3）文化關係方面，高廟下層文化與彭頭山文化、皂市下層文化關係密切，前者顯然接受了後者不少影響。譬如，高廟下層文化中的刻劃紋、眾多曲領或折沿的罐類器以及折肩、亞腰的造型風格，應該說都能看到皂市下層文化的縮影，而其「早期遺存中出現的繩紋圜底缽和少量的高頸雙耳罐，以及略晚一點出現的一種大圈足的淺盤等器物，多少已受到了洞庭湖區彭頭山文化和皂市下層文化中同類器的影響」［17］。當然，不同區域之間的文化交流很少是單向的，絕大多數是雙向的。隨著高廟下層文化的快速發展，其複雜多變的篦點紋，毫無疑問又為洞庭湖地區注入了新鮮養分，尤其是該文化獨特的裝飾技法、精美紋飾及寓意深刻的各類主題圖案，又反過來對湯家崗文化產生過影響。以白陶盤為代表的一類文化因素，更是成了湯家崗文化和高廟文化的聯繫紐帶。湯家崗文化目前所見白陶盤基本都是斂口、淺盤、粗圈足為特徵，這類器形顯然與本地彭頭山文化晚期即已出現並流行於皂市下層文化的圈足盤有關，而其裝飾顯然與高廟下層文化的影響有關。換句話說，湯家崗文化白陶盤是在本地文化基礎之上接受高廟下層文化影響而產生的。高廟下層文化白陶盤除斂口外，還有較多敞口形制，二者形制都應與皂市下層文化常見的圈足盤有著密切聯繫，說明高廟下層文化白陶盤同樣離不開皂市下層文化的影響。因此，從文化關係方面考慮，湖南史前白陶的起源，應該說是在皂市下層文化和高廟下層文化共同作用下產生的，單一文化起源觀點受到了衝擊。
4）白陶特徵方面，南、北兩地白陶存在一定差異，而且都是各自文化的典型特徵。這些白陶在器類、器形、紋飾等特徵上都與各自文化其他陶器存在廣泛聯繫，是其文化內涵的有機組成部分，可以說，兩地白陶都具備本地起源的特徵。它們與洞庭湖流域以外地區發現的史前白陶是不一樣的，後者與各自文化的聯繫不夠密切，也不是各自文化的典型特徵。
5）個案比較上，其一，從發現最豐富的白陶盤看，它是在皂市下層文化和高廟下層文化共同作用下產生的；其二，從典型紋飾觀察，八角星紋、太陽紋等有可能是由洞庭湖地區起源的，而風鳥紋、獸面紋等起源於嶺北山區已是確鑿無疑了。
6）白陶影響方面，洞庭湖地區白陶對外影響更為強大，而且包含了多方面文化因素，譬如白色陶衣、刻劃紋、八角星紋、太陽紋、雙耳造型等，注重的是整體特徵的滲透。浙江上山、跨湖橋、羅家角等遺址發現諸多北區同時期文化特徵就是最好的證據，說明其影響已波及到長江下遊沿海地帶。嶺北山區白陶對外影響較為單一，主要體現在以篦點紋為代表，包括鳳鳥紋、獠牙獸面紋在內的器表裝飾方面的影響，除此以外，其他方面則遠不如洞庭湖地區。
考慮到南、北兩區白陶都是本地生產的，而且有著明顯的地域差異，我們更加沒有理由排除本地起源的可能性。因此，把湖南史前白陶定論為單一起源可能還為時尚早，澧水中下遊、沅水中上遊乃至湘江中上遊都有可能是白陶的起源地。
2.對外傳播
大約在距今7000年左右，以湖南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史前白陶呈現出加速發展態勢。湊巧的是，也正是在這個時侯或稍晚些時候，長江中下遊以及嶺南環珠江口地區不少遺址也發現了此類白陶，而且都與洞庭湖流域白陶有著驚人的相似性。毫無疑問，湖南不僅是華南史前白陶的發源地，而且還是對外傳播中心，後者發生的時間大概在距今7000年左右。
湖南史前白陶對外傳播，應該是隨著人口遷徙和文化交流向外傳播而展開的。在發現初期，一般認為它是由洞庭湖經由不同水系輾轉逐步傳播至周圍地區的，但有關其傳播途徑還比較模糊。隨著沅水、湘江中上遊以及鄰近地區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這類白陶向外傳播軌跡才日漸清晰。
根據現有資料，筆者認為至少有四條途徑是比較清楚的。往北，越過長江天險，溯漢江北上，最終到達漢中盆地屬於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南鄭龍崗寺，包括公安王家崗、枝江關廟山、宜昌中堡島、宜昌清水灘、江陵朱家臺、天門龍嘴等大溪文化遺址發現的白陶。往東，沿長江幹流而下，經鄂東、皖南直至長江下遊環太湖等廣大地區，包括黃梅塞墩、羅田李家樓、繁昌繆墩、溧陽神墩、江陰祁頭山、桐鄉羅家角等遺址發現的白陶。西南方向，由沅水中上遊經由沅水入黔、桂地區，並由桂江、西江往東南推移至環珠江口地區，包括天柱坡腳、天柱盤塘、平樂紗帽山、平南石腳山等遺址出土的白陶。東南方向，由湘江中下遊溯湘江南下，直穿騎田嶺西側峽谷，再經武水、北江南下至珠江三角洲及鄰近海島地區。以深圳鹹頭嶺為代表的環珠江口地區一大批遺址（譬如佛山河宕、中山白水井、中山龍穴、珠海後沙灣、澳門黑沙、東莞蠔崗、深圳大黃沙、香港大嶼山東灣、香港南丫島大灣及深灣等遺址）發現的白陶，應該說是東南和西南兩條途徑共同作用的結果。另外，江西境內贛江流域也發現有少量白陶，包括贛北高安、新餘拾年山、永豐尹家坪等地點，這些地點年代偏晚，可能是受堆子嶺文化影響而產生的，其途徑很可能是由「醴萍走廊」傳播過去的。
假若上述途徑成立的話，那麼，我們更加堅信南、北兩區史前白陶對外傳播的強弱是有區別的。從目前洞庭湖流域以外發現的白陶分析，受北區白陶影響的區域及強度明顯大於南區。具體來說，長江流域（包括贛江）及其以北地區發現的白陶與北區更為接近，環珠江口地區白陶除了來自南區白陶的影響外，北區同樣對其施加了不可小視的影響。深圳鹹頭嶺遺址出土的B型Ⅱ式白陶盤（06XLT1⑤：7、06XLT12⑤：2）［18］與湯家崗遺址M72:1幾乎是如出一轍，這就是最好的佐證。
五、社會功能
洞庭湖流域及其周邊地區發現的類似白陶，它們分布是如此廣泛，可以說大半個中國都能見到，那麼，究竟是什麼力量能把這些發現於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們凝聚在同一類器物？這類白陶是否具有某種社會功能？它們究竟蘊藏著什麼內容？
筆者曾就湯家崗遺址出土的白陶，推斷其功能可能是一種具有通靈性質的「祭器」［19］。現在看來，這一結論還需仔細推敲。究其原因，「祭器」的界定目前沒有統一標準，它是否具有特定器形、獨特紋飾或圖像以及特殊的使用環境，這些都有待商榷。具體來說，其一，湖南目前發現的史前白陶與同時期同類陶器相比，形制上並沒有太大區別，而且都是各自陶器群的組成部分，在用途上很難把二者截然分開；其二，這些白陶器表上的精美紋飾或圖像，在其他顏色陶器上同樣存在，並非白陶獨有；其三，這些白陶並沒有特殊的埋藏環境，湯家崗遺址墓葬居多，高廟遺址常見於地層，千家坪遺址壕溝發現最多，墓葬只發現1件白陶盤。
白陶作為一種高品質的陶製品，無論是原料、工藝，還是燒制火侯都有較高的要求。因此，它應該不是一般的實用器，其功能可能更多的或更重要的應該是社會層面的意義。種種跡象表明，湖南史前白陶與中原史前彩陶有很多相似性。1）二者在各自文化眾多陶器中的佔比都不大，都是各自陶器群中最珍貴、最精美的器皿；2）二者都是通過器表色彩來喧染其特殊性，並以此突出各自的重要性；3）二者都是通過精美紋飾或圖案來表達當時人們最強烈的意願，不同的是，彩陶是平面紋飾，屬繪畫型裝飾風格，而白陶則與玉器、銅器一樣，多為立體紋飾，屬雕刻型裝飾風格；4)二者都是強勢文化標誌性文化特徵，並具有很強的跨區域、跨文化向外擴散和傳播的能力。
一般而言，禮器都是材質較好、製作精湛並有精美紋飾或圖案的一類器物，湖南史前白陶顯然也具備這些特徵。新石器時代的彩陶、玉器屬於禮器性質，已被大多數學者接受，而且，華北白陶也可能與宴享、祭祀等多種禮儀活動有關，因此，筆者認為湖南史前白陶應是彩陶、玉器之外的另一系列禮器，或者說它至少是具有禮器性質的一類特殊用器，其社會功能應與彩陶、玉器相若。
假若這一結論無誤的話，前文分析的湖南史前白陶對外傳播的動因，同樣可從彩陶和玉器向外傳播的事實中得到啟發。譬如，長江以南的城頭山、劃城崗、鹹頭嶺等遺址可見到中原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相近的彩陶，長江下遊沿海之濱的跨湖橋遺址能見到高廟、大塘遺址相似的彩繪太陽紋，洞庭湖腹地的度家崗遺址和珠江水系的石峽遺址發現有近似於良渚文化的玉琮。這些彩陶和玉器之所以會在如此廣闊的區域內出現，它們與白陶一樣，都是一些文明程度較高、具有禮制社會雛形的強勢文化向外傳播的結果。
由於自然環境和經濟形態的不同，湖南史前白陶可能蘊含著多方面內容。北區自然環境相對較好，稻作農業發達，人們對與農業有關的氣候、天文、曆法等原始科技方面的需求更為強烈。我們知道，農業是在先民掌握了一定天文、曆法知識（包括氣侯季節變化與植物生長關係）的情況下發明的。換句話說，古人是在漫長的採集活動中，逐步熟悉自然環境，觀察季節變化與植物生長關係，體驗寒暑交替，留心晝夜節律與太陽的關係，從而慢慢地了解到一些天文知識的。該區白陶器表發現的太陽紋、八角星紋等，應該是與農業有關的原始科技方面的知識。南區自然環境惡劣，農業發展極其緩慢，因而很長時期都是以採集、漁獵為主要獲食方式。先民們在同自然鬥爭中處於軟弱無力和對客觀世界愚昧無知情況下，往往會把自然物人格化，或把對某些自然現象的畏懼或感恩寄托在某類自然物上，自然崇拜孕育而生。自然崇拜是人們在生活和生產過程中的一種觀念或思想的體現，它同原始宗教有點類似，其思想基礎都是以萬物有靈、靈魂不死為宗旨的。該區白陶器表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眾多的風鳥紋、獠牙獸面紋，實際上都是自然崇拜的結果。當然，平原地區的先們民也有自然崇拜，但它們崇拜的對象可能與山區不同。譬如，平原地區的人們對太陽的崇拜尤為突出，這與太陽是人們日作夜息的依據和農業生產季節劃分的標誌有關，同時也與太陽是光明和溫暖的源泉以及乾旱和酷熱的根源有密切聯繫。除了原始科技和自然崇拜（原始宗教）外，湖南史前白陶可能還有更多、更重要的信息有待探索。
綜上所述，湖南史前白陶主要發現於環洞庭湖平原地區以及湘江、沅水中上遊的嶺北山區，時間大多集中在距今7500～5500年左右。南、北兩區白陶既有鮮明的共同特徵，又有一定的地域差異。雖然二者在成分上有一定差異，但都能在本地找到相應的陶土原料，應該都是本地生產的。就目前材料而言，南區（嶺北山區）作為湖南史前白陶發源地的可能性更大些，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多地起源的可能。湖南作為華南史前白陶的傳播中心當之無愧,其傳播途徑主要是通過四條水系向外展開的。該類白陶社會功能應與彩陶、玉器相若，當屬禮器性質，而且不同地區生產的白陶，可能蘊含有不同的內容。
需說明的是，本文只是一些初步認識，尤其是在起源、功能方面的探討，還需更多發現來逐一解讀和完善。
圖四 桂陽千家坪遺址出土白陶（照片）
注 釋：
［1］欒豐實：《海岱地區史前白陶初論》，《考古》2010年第4期。另載《東南考古研究》第四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
［2］鄧聰等：《環珠江口史前考古芻議》，《環珠江口史前文物圖錄》第xvi頁，中文大學出版社，1991年。
［3］何介鈞：《環珠江口的史前彩陶與大溪文化》，《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任式楠：《論華南史前印紋白陶遺存》，《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牟永抗：《論長江流域史前時期的白色陶器》，《長江中遊史前文化暨第二屆亞洲文明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嶽麓書社,1996年。
［4］湖南省博物館：《澧縣夢溪三元宮遺址》，《考古學報》1979年第4期。
［5］嶽陽市文物工作隊等：《錢糧湖墳山堡新石器時代遺址試掘報告》，《湖南考古輯刊》第6集，求索增刊1994年。張春龍：《洞庭湖地區新石器考古新收穫——嶽陽錢糧湖農場墳山堡遺址的發掘》，《中國文物報》，1992年6月14日。
［6］益陽地區博物館等：《南縣塗家臺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報告》，《湖南考古輯刊》第6集，求索增刊1994年。潘茂輝：《益陽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現與初步研究》，《湖南考古輯刊》第7集，求索增刊1999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9年田野發掘資料。
［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石門縣皂市下層新石器遺存》，《考古》1986年第1期。
［8］湖南省博物館：《湖南安鄉縣湯家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82年第4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鄉湯家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13年11月。
［9］長沙市博物館：《長沙南託大塘遺址發掘報告》，《湖南考古輯刊》第8集，嶽麓書社2009年。
［10］郭勝斌等：《湖南省汩羅市附山園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一次發掘簡報》，《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四輯，嶽麓書社2007年。
［1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黔陽高廟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第4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廟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2006年第7期。
［12］尹檢順等：《湖南桂陽千家坪遺址搶救性發掘——掀開湖南史前白陶遺存南漸重要途徑》，《中國文物報》2012年3月30日第8版。尹檢順等：《湖南桂陽千家坪新石器時代遺址》，《2013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14年4月。
［13］本節涉及未公布的白陶成分檢測數掘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賀剛先生提供。
［14］任式楠：《論華南史前印紋白陶遺存》，《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
［15］魯曉珂等：《二里頭遺址出土白陶、印紋硬陶和原始瓷的研究》，《考古》2012年第10期。
［16］郭勝斌等：《附山園――黃家園遺址的考古發現與初步研究》，《長江中遊史前文化暨第二屆亞洲文明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嶽麓書社，1996年。
［17］賀剛：《高廟遺址的發掘與相關問題的初步研究》，《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二期，嶽麓書社，2005年。
［18］深圳市文物考古鑑定所：《深圳鹹頭嶺》200年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3年。
［1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鄉湯家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13年11月。
（本號編輯：散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