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雲對話陸燁華：阿加莎·克裡斯蒂何以風靡一百年？

記者 |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1920年，30歲的阿加莎·克裡斯蒂發表了處女作《斯泰爾斯莊園奇案》。「一個作者出道的作品就能表現出這樣老辣成熟的模式，我覺得非常震驚。」推理作者呼延雲在談及他的閱讀感受時這樣說道。

從《斯泰爾斯莊園奇案》起步，阿加莎·克裡斯蒂塑造了波洛、馬普爾小姐、「間諜夫婦」湯米和塔彭絲等經典形象，如今她的全部85本偵探小說也已經由新星出版社「午夜文庫」推出中文版。上海書展期間，舉辦了「我們已經讀了她一百年——阿加莎·克裡斯蒂誕辰130周年暨《斯泰爾斯莊園奇案》出版100周年紀念」活動，推理作者呼延雲、陸燁華與讀者分享了阿加莎本人的傳奇經歷和其作品風靡至今的魅力。

陸燁華回憶說，自己看的第一本阿加莎小說就是《孤島奇案》（即《無人生還》），有點兒泛黃，帶著黴斑，讀完就「覺得這個小說從來沒有見過」，便去找作者其他的作品來讀。呼延雲想起第一次讀阿加莎的作品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當時，一翻開書就有內容簡介會詳細告知兇手是誰，然後介紹說這本書的意義是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朽和黑暗。「那時候也不知道這叫洩底，所以我很佩服阿加莎·克裡斯蒂，明明知道兇手了，我還能很高興地把它看完，看得很有趣味。」他稱，自己看阿加莎的書有一個習慣，「在最後揭露兇手的時候，拿紙蓋住它，抱著小心翼翼的心情，一點一點往下看。我想這麼多的人物我都看過了，總能猜出來吧，但卻總是猜不對。」或許，很多人都有類似的、如痴如醉閱讀阿加莎作品的體會，「推理女王」的作品就是以這樣的魅力吸引著一百年來的讀者。

既非小老太太，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女王

阿加莎·克裡斯蒂生於英國德文郡，她的家庭就具有推理小說的色彩——母親平時在家裡邊忙忙叨叨，喜歡編毛衣打毛線，但有一項特別的技能，她常常能看透兒女們在想什麼。呼延雲曾在《阿加莎·克裡斯蒂自傳》中讀到，阿加莎的哥哥在軍中服役時曾經陷入財政危機，又不想讓父母知道。一天晚上，母親看到他愁眉苦臉坐著，就說：「你借高利貸了。你不該這麼做。」一句話把哥哥嚇得魂飛魄散，阿加莎·克裡斯蒂的姐姐甚至說：「如果我有什麼不想讓母親知道的事情，只要和她共處一室，我甚至不敢去想那件事情。」

阿加莎的童年堪稱幸福，她很小就開始閱讀，並且觀看戲劇、學習鋼琴和聲樂，在11歲父親去世之後，生活才變得完全不同。她在自傳中寫道：「我走出了那個安寧的、無憂無慮的兒童王國，跨入了現實的世界。」成年以後，她既有過結婚生子、事業成功的快樂，也經歷了母親去世和丈夫出軌的打擊。

阿加莎一生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戰爭結束後，她發現自己竟「寫了數量多得難以置信的作品」，她把這一成就歸結於自己沒有活動來分散精力——因為那時晚上人們基本不出門。有些讀者會感嘆，很難想像阿加莎這樣一個平平無奇的住在鄉村裡的小老太太，卻這麼能寫詭計，但陸燁華在讀過《阿加莎·克裡斯蒂的真實人生》一書後發現，這樣的評價其實並不準確。因為阿加莎·克裡斯蒂並不是一個小老太太，她比當時的大多數人——包括男性——還要見識廣博。《東方快車謀殺案》就是她自己乘坐東方快車之後寫出來的；據歷史學家考證，1922年8月，阿加莎在夏威夷的威基基海灘衝浪，她也由此被視為史上第一位女性衝浪者；她甚至可能還是第一批開飛機的女性。「她就是一個很勇敢的人，一輩子過著追尋自己內心的生活，」陸燁華說。

對阿加莎的另一種誤解，是把她當作一個「高不可攀的女神/女王」。陸燁華稱，其實阿加莎並沒有那麼高不可攀，她也會有自己的情緒。例如，她會在自己的作品當中「表達一些普通人的、私人的、感性的內容」。他舉例說，阿加莎有一本作品叫作《古墓之謎》，這部作品中的死者是考古學家的太太。之所以這樣安排，是因為阿加莎正和後來成為她第二任丈夫的馬克斯·馬洛溫談戀愛，馬克斯當時是考古學家的助手，但考古學家不讓他們每天在營地見面，所以他每天都要坐火車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和阿加莎見面。這讓阿加莎很煩悶，因此就在小說中把考古學家老婆寫死了。

不著痕跡的「超級大宗師」

阿加莎的作品很多都領先於時代浪潮，今天的讀者在回顧阿加莎的成就時，會總結說她開創了很多模式，例如《無人生還》開啟了暴風雪山莊模式（所有人都處於一個相對密閉的空間，無法逃出且與無法聯絡外界，成員們先後離奇死亡），《ABC謀殺案》又開創了ABC模式（首次將連環殺人案引入小說，把真正的謀殺混跡在連續的謀殺當中），對此，陸燁華說：「她寫的東西不是模仿前人，但是在寫的時候，她自己也往往沒有意識到（在開創模式），這是最可怕的地方。」呼延雲也認可阿加莎是「超級大宗師」，因為後來的幾乎每一位推理小說作者或多或少都會受到她的影響，「真正的大宗師就是你說不出來自己哪點學習了她，但實際上一定會學習她。」

阿加莎作品的特點之一是極為生活化。王安憶曾在談到阿加莎·克裡斯蒂時表示，她的了不起之處在於，「她就像紡織毛線活的女工，憑著簡單的工具，材料，加上基本針法——於是，雜樹生花，萬樹千樹。」 而且，阿加莎無論寫得多麼懸疑、多麼詭奇，都沒有脫離普通人性的範圍。呼延雲認為，這一點極為了不起，因為今天很多人評判一本推理小說好，常常是因為它多麼獵奇，可阿加莎的作品每次都是平平淡淡，卻總能在結尾讓讀者有一種非常震撼的感覺。由此，呼延雲說，「她的文字、案情和發展的脈絡，一切都不著痕跡，這確實是我們望塵莫及的功力。」

雲淡風輕的寫作風格，或許也與阿加莎所處的戰爭年代有關。處女作《斯泰爾斯莊園奇案》靈感源自於她本人一戰時在醫院做志願者時的經歷。大偵探波洛的最後一案《帷幕》以及馬普爾小姐的最後一案《沉睡謀殺案》是阿加莎在二戰時期寫就的。當時，第二次經歷戰爭的阿加莎「時刻做好了在空襲中被炸死的思想準備」，因此把寫完的稿子藏在保險柜裡面，作為給兒女的遺產。陸燁華說，在戰爭時期，阿加莎已經見慣了生離死別，知道了人性多麼光輝又多麼渺小，與之相比，傳統的本格用一個詭計騙來騙去，又是一件多麼無聊的事情。

其實，阿加莎·克裡斯蒂的作品也在隨著時間的推移、作家的成熟而悄然發生變化。陸燁華也看到，阿加莎後期的作品，對人性的洞察、對一樁事物的描寫比早期更好。呼延雲則認為，因為阿加莎的文學修養很深，其早期作品中常常有舞臺劇的感覺——封閉的空間，緊湊的時間，人物一出場就暗流湧動，矛盾點一個接一個，不斷用懸念和推理將劇情推向高潮，最後在一個完整的環境內首尾相接。不過，「到了晚期的作品，阿加莎不再局限於那種感覺了，已經進入了出神入化、輕鬆自如的境界。」他總結道，「她其實一直在不停地要求自己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