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來自於神還是猿?進化論與神道教在日本的博弈

[摘要]當時很多日本人難以接受「人猿同祖」的進化論結論，他們認為人類、尤其日本人是「天孫」的子孫，是神祇的後代。

為日本帶來進化論的愛德華·莫爾斯

在日本現存文獻中最早提及達爾文之名的，為葵川信近的《北鄉談》（1874）。葵川當時是奈良一所神社的大宮司，地位僅次於祭主。書裡不但提到達爾文，還簡略介紹了生物由低級到高級、由猩猩到人類的進化，甚至援引佛說加以印證。

但是史家一般認為，在日本系統介紹進化論的，始於三年後美國動物學者愛德華·莫爾斯（1838-1925），他於1877年在東京帝國大學開設生物學講座，有兩個班九十名左右的優秀學子，他們後來多在醫學、生物學、教育學、考古學等方面有所建樹，成為宣傳和普及進化論的主力軍。如其得意弟子石川千代松就整理出版了講義筆記《生物進化論》（1879、1883），並撰寫《進化新論》（1891）一書，成為早期傳播進化論知識最重要的著述。丘淺次郎的《進化論講話》可以說是在其直接影響之下的撰述。

莫爾斯後來在其日記《日本的日復一日》（平凡社1970年日譯本）裡，記載有約六百人聽講的第一堂講座的情形：

1877年10月6日，星期六 今夜在大學的大講堂，我講了有關進化論三講的第一講。有教授數名及其眷屬，以及五六百名學生前來，幾乎全部都在做筆記。…… 可見聽眾懷著極大的興趣，沒有在美國所遭遇過的那種因宗教偏見而引起的衝突，講述達爾文的理論，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講演結束的瞬間，響起了非同尋常甚至神經質的掌聲，我覺得兩頰熱乎起來。一位日本人教授對我說：「這是在日本的第一堂有關達爾文的講義，我懷著興趣等待其後的講義。」

信奉「天照大神」的日本人為何拜服進化論

日本一處神社。日本固有的思想資源，尤其是經過「神佛習合」的神道教的「萬物有靈」、物物相生的自然觀，為日本人接受進化論做了墊鋪。

150年前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其進化論在歐洲最具衝擊波的言說之一就是「人猿同祖」論，而且人猿都是在漫長的過程中從自然界的原始生物、低等動物發展而來的。這對基督教《聖經》的上帝創世說來說，無疑是根本性的顛覆，因為生物進化容不下上帝創世的過程。

所以進化論從一開始就在歐美遭遇風暴式的抵抗，怪不得溫文儒雅的紳士赫胥黎竟然自稱為「達爾文的鬥犬」，幾乎一生都在與反進化論者爭辯。到如今，據調查顯示，美國還是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相信進化論，進化論與「創世說」之間仍然涇渭分明。

可是在東方的日本，在莫爾斯進化論布道的第一天，他所遭遇的精英層聽眾卻如此熱情虔敬，讓他意外地「臉頰」發熱。

一方面，當時很多日本人難以接受「人猿同祖」的進化論結論，他們認為人類、尤其日本人是「天孫」的子孫，是神祇的後代。

但是另一方面，日本本土的神道教認為大自然本身就具備神格，世上的一切都是神創神造，自然會有一個從低到高的發展進化過程，人的先祖和猿的先祖都來自於神代的神祇，從這一觀點出發，接受「人猿同祖」的生物進化理論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這就是為什麼像文端所引的葵川這樣的神職人員，也會欣然接受進化之說，並且自然以佛學對應。

日本固有的思想資源，尤其是經過「神佛習合」的神道教的「萬物有靈」、物物相生的自然觀，為日本人接受進化論做了墊鋪。

江戶醫學者鐮田柳泓（1754-1821）在其著作《心學奧棧》（1816）中說過這麼一段奇妙的話：「一種草木之變，成千草萬木；一種禽獸蟲魚之變，成千萬種禽獸蟲魚。......以此而論，天下生物，有情無常，一種之散，以成萬種。人身亦如之，起初唯禽獸胎內，展開變化，生而來者。」已經非常接近進化論的敘述了，只是鐮田說是一種缺乏實證的隨想而已。

進化論與神道教的妥協

明治17年（1884），神道成為日本國家宗教，成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核心，作為明治科學思想代表的進化論，就更有與其妥協的必要了。我們可以從當時四位頂尖的學者，考察這種努力是如何實施的。

加藤弘之。

第一位是加藤弘之（1836-1916），明治政府最重要的御用學者。加藤早年信奉自由主義，在其所著《真政大意》、《國體新論》中倡導「天賦人權」，相當左翼激進，後來接觸了海克爾（1834-1919），改信國家至上論，貶斥「天賦人權」在一個以「優勝劣敗」為法則的社會裡，是一種「謬見妄說」。

在宗教問題上，無神論者加藤認為「宗教是迷信，並對日本的國體有很大害處。」一則宗教與天皇制有齟齬，危害國家的統治基礎，信奉宗教者就不會忠於國家；二則作為迷信的宗教，信奉未知之物，不利於「知識的進步」。但他認為宗教這種有害的信仰或多或少還是必要的，因為下層社會不通事理者仍佔多數。

加藤認為進化論是一種一元論，相信因果主義，即宇宙只有「因果法則」一個本源，萬物的生滅都受其支配。進化論威脅到皇國史觀，神道家和國粹主義者對其嚴加排擊，但加藤認為國體和進化論是「位相」（phase）不同的兩碼事情，兩者擇一的選擇方式本身就是錯誤的，是不同層面的東西，因而可以兩立。

第二位是基督教牧師海老名彈正(1856-1937)，他一生宣揚社會進化論的「適者生存」，因而支持日俄戰爭和「日韓合併」，認為其體現了基督教精神和進化論發展觀。

他最出名的論調就是「神社非宗教論」，認為國家神道並非宗教，而是「超宗教」的意識形態，可由高等宗教基督教輔佐，剔除圍繞「神道」民間信仰的「迷信」和「虛妄」，完成日本古來的「敬神思想」而達到建立「新日本精神。」

這種將「道德性」涵養注入本土宗教的論調，被稱為「進化論宗教論」。他主張「基督教魂（邏各斯，logos，理性、理法）與大和魂（國家神道）的一致。」還認為「國家價值」高於基督教的「宗教價值」，譬如他認為日本傳統的「紀元節」和「天長節」就比主的「安息日」優先重要。他也曾經批評基督教徒對皇室的不敬姿態。

以「國家至上主義」為核心的海老名「神道基督教」，是基督教的本地化、神道化或者日本化，是基督教在日本本土的變容，其方法論正是進化論。

丘淺次郎《進化論講話》

第三位是科學家丘淺次郎（1868-1944），其《進化論講話》第十九章標題為「進化論與宗教」，談論宗教問題。丘氏最醒目的觀點就是：「一切宗教皆為迷信」，但是他又認為：「迷信卻因為其非常強有力的緣故，為了自己所屬人種的繁榮，消除迷信與此方針相矛盾之處，保護與其方針一致的迷信成為必要。…… 對做學問者來說，宗教是沒有必要的，但對不務學問的大多數人來說，為了安心立命，卻需要入用某一宗教……佞於迷信程度的信者眾多，在世上無法去除迷信是很明顯的事情。如果迷信無法去除，保護適合人種維持目的的迷信，別無他道。」

所以他非但未對神道教和皇國史觀明確加以否認，而且還從進化論的角度證明神道教的合理性和現時必要性。

登基大典時的日本昭和天皇裕仁。據說，昭和天皇在其臥室裡一直掛著達爾文的肖像，並以自身作為生物學者為傲。

最後一位是佛教徒加藤玄智（1873-1965），戰後廣受詬病的「國家神道」（State Shinto）一語，就是加藤的造語。佔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在著名的「神道指令」中就使用其語發布「政教分離」的命令。

加藤認為神道的神髓精華為日本國民的忠君愛國至情，他看到日本國民的天皇奉仕精神呈白熱化狀態，形成以天皇為至極對象的國民宗教。

加藤神道論有四個特點：激進神皇論、強烈宗教性、宗教進化論的路徑（與國學和復古神道觀對立，走新宗教路線）以及包容性格（強調同化力和習合性，吸收佛教、儒教等其它教義教理）。原本神人分離，神是神，人是人。神人交涉、神人融合歸一，這種神人的接近和結合，加藤認為就是宗教史的發展和進化。他認為「宗教與人文開化的歷程相呼應而進化發展。」「宗教進化」的過程，在他看來，就是「演進發展的宗教意識」。

在進化論與神道教之間淡定自如的日本人

戰後非常出名的社會史學者山本七平和小室直樹在對談集《日本教的社會學》（1981）中，有這樣一段對話，頗能發人深省：

山本：如果是天皇制原教旨主義者，就不能不否定進化論。誰能容認天皇是猴子的子孫之說呢？他是神的子孫呀！

小室：但是誰也不把這個看作問題。

山本：那真是不可思議，戰時誰也沒有在乎過進化論教育啊。當我在菲律賓的戰俘收容所聽一名美國兵宣講進化論時，我比起來知道的多得多。那個傻瓜，真不知道在說什麼。只有中學程度的知識，卻對俺解釋進化論，什麼德性？反過來我給他解釋比格爾號（即Beagle，達爾文考察時乘坐的英國海軍帆船—引者注），那傢伙大吃一驚，就問我：「那麼你們認為現人神（亦人亦神，指天皇—引者注）是猴子的子孫嗎？」

小室：日本人誰也不覺得有什麼矛盾。

山本：不覺得有什麼矛盾，但被美國兵一提起，輪到我吃驚了。天皇被視為現人神的國度，應該不會有進化論。在他們看來，這是邏輯的結論，所以會熱心地解釋進化論。

小室：反過來如果相信進化論，就不會相信天皇是現人神。所以除了兩者擇一別無他法，不可能兩者兼信。

山本：不可能。那麼為什麼在日本教裡會兩者兼信呢？這就是日本原教旨主義的最基本問題。

真的，據說現人神的本尊昭和天皇在其臥室裡一直掛著達爾文的肖像，並以自身作為生物學者為傲。大多數日本人對兼信科學的進化論和宗教的神道教不以為忤，這也許就是日本人國民信仰的特徵吧？（文/趙堅）

（作者簡介：趙堅，上海人，曾經就讀復旦中文系的碩士博士課程，後留學日本、加拿大，長期在海外執教，留心於比較文化的研究和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