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載，秦國宰相呂不韋曾仿效戰國四公子的做法招養門客三千，又因荀子等人「著書布天下」，便讓這些門客「人人著所聞」，書成後取名《呂氏春秋》。
班固《漢書·藝文志》也說該書是「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從編輯工作角度看，《呂氏春秋》是由呂不韋擔任主編，眾人集體寫作的一部經典。
成書後的《呂氏春秋》是一部體例完整、結構合理的著作，而不是一部簡單的眾人撰述拼湊。這說明主編呂不韋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部書也為後世提供了怎樣當主編、怎樣定體例的榜樣。
《呂氏春秋》的編輯特點主要體現在：
一是有明確、務實的編輯意圖。呂不韋編撰該書的目的是「欲以並天下」，指導秦統治階級兼併六國、建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並實現長治久安，同時為秦國作文化上的積累。
可以說，對於秦國，《呂氏春秋》比諸子百家中任何一家的理論都更加實用，更加符合當時的社會實際需要。
二是兼收並蓄，集眾家之長。《呂氏春秋》兼諸子之說而有之，超越了傳統的門戶之見，這在當時是十分難得的。保持各家相殊的論見而不加齊同，但有總的主導思想統率，通過各家各派見解來闡述主編的政治意圖，可說是由百家爭鳴而趨向百家交融了。
據劉汝霖《呂氏春秋之分析》一文統計，在160篇文章中，涉及法家學說的有43篇，儒家學說有26篇，道家學說17篇，兵家學說16篇，墨家和縱橫家各10篇，名家學說有5篇，農家學說有4篇，小說家有1篇，還有幾篇學派觀點不明顯，法家學說佔上風。
由於沒有強行進行人為的統一，百家學說在各自篇章中依然保持著獨立性，使得該書具有戰國末期各派學說資料彙編的性質。
例如其中的音樂史料和音樂論述就是一大文化遺存。《呂氏春秋》以前，談到音樂，只有一個「樂」字，包括音樂、樂舞、享樂等意思；《呂氏春秋》之後，專門音樂意義上的「音樂」和「樂」才開始平行使用。
由於《呂氏春秋》是一項集體編輯活動，所以既不像諸子百家的著述那樣排斥他說，又不像專門史書那樣嚴謹端正，因此，許多有趣的神話傳說、頗具文學意味的先秦作品得以保存下來。譬如《本味篇》裡的伊尹說湯，可能就是漢志小說家著錄的《伊尹說》，魯迅先生認為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小說作品之一。
三是有所取捨，形成了新的思想體系。在編選數千食客所寫的文章時，一個主導的標準就是秦國特有的務實精神，不是簡單地排斥名家言論，反對不切實際的詭辯。
一方面全面地反映了各派學術觀點，另一方面又沒有變成眉目不清的「大雜燴」，可以看出實際主編者是一位頗有見識的學者。
四是編排有序、體系嚴謹、結構完整，各篇字數大體均衡。由於處於編輯出版的草創時期，戰國時期編輯方法十分簡單，有的書往往只有篇名而沒有書名。許多書不分章節。體例十分混亂。
而《呂氏春秋》是將許多學說的文章編在一起，編輯體例非常整齊而有系統，全書分八覽、六論、十二紀，總共26卷；每覽各有8篇，每論各有6篇，每紀各有5篇，合計160篇。
有人從此書的情況分析，認為有可能當時為此組織了專門的編輯班子，負責將眾多賓客按各自學派的觀點撰寫的文章經過集體討論，然後進行篩選、歸類。
特別是它成功地使用兩級分目法，為此後大部頭書籍的編輯提供了技術上的重要參考和保證。
南通大學人文社科處處長、編審錢榮貴教授認為《呂氏春秋》的編輯思想主要體現在「法天則地，以行人事」「取之眾白，化眾為一」兩個方面。
一、法天則地，以行人事
呂不韋編纂《呂氏春秋》，所要構建的是一部「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的著作，即囊括天地萬物古往今來的事理，其難度可想而知。
呂不韋確定的總體編纂思想可以概括為「法天則地，以行人事」。
《呂氏春秋》還進一步指出天、地、人三者之間的關聯性，呂不韋認為，萬物雖異，其情一體，修身也好，治國也罷，都必須效法天地， 這是不容改變的「歷史經驗」。
基於這樣的認識，呂不韋以「天」、「地」、「人」為支點，構建出《呂氏春秋》龐大而嚴密的思想框架。
呂不韋「法天則地，以行人事」的編纂思想貫穿全書，尤以「十二紀」最為鮮明。「十二紀」以十二月令為序，每月置文五篇。
首篇言天象、節氣、物候，並以此來闡釋天子在郊廟祭祀、禮樂徵伐、修身起居等方面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其目的是規諫天子「凡舉事無逆天數，必順其時」。
其他四篇則在首篇的統率之下，專題闡發與時令相適應的「世道」和「人道」。「十二紀」中的「春紀」、「夏紀」、「秋紀」、「冬紀」分別與「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思想相應合。
今天看來，呂不韋編纂「十二紀」以月令為序、以「天地人」為思想軸心，似乎有些牽強。其實在當時，這種安排可說是十分巧妙的。
其一，以「月令」、「四時」為序，完全符合當時人們的認知習慣和普遍認同的天道觀。
其二，「法天則地，以行人事」的編纂思想有很強的包容性，由「天」到「地」，由「地」到「人」，可以做到古今萬物無所不包。
其三，可以做到放言高論，不避當世。「十二紀」中有許多「虛君實臣」思想。呂不韋以天之道、地之理為二維向度來審察人事，可以相對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
其四，這種編纂思想使得全書「網羅精博，體制謹嚴」，幾乎無懈可擊。從這一點講，呂不韋無疑是秦時期少有的編輯高手。
二、取之眾白，化眾為一
「取之眾白，化眾為一」的編纂思想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不出於一人之手」。該書不限一人之力，而是廣集群儒，在此基礎上，由呂不韋統編而成。
二是「不名一家之學」。《呂氏春秋》對百家之說的吸收和改造不是機械「拿來」，也不是任意「拋棄」，而是萃取百家之說，以形成新的一統思想和理論體系。
無論是從編纂體例、編纂程序，還是從編纂內容上來看，《呂氏春秋》都是相當成功的。其編排之整齊，章法之嚴謹，思想之一貫，在先秦典籍中十分罕見。
《呂氏春秋》歷2000多年保存完好，一方面因此書為秦人編撰，不在秦火焚毀之列，另一方面也因為它「布鹹陽市門，懸千金其上」，使其公之於世，廣泛流傳。這在造紙術和印刷術產生之前無疑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出版方式。
只可惜沒有得到始皇的認同和採納。郭沫若曾斷言:「假如沿著呂不韋的路線下去，秦國依然是要統一中國的，而且統一了之後斷不會僅僅十五年便迅速地徹底崩潰。」
無論如何，呂不韋主編的《呂氏春秋》代表了戰國時期書籍編輯的最高水平，還標誌著我國書籍編輯工作正在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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