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振新（陳望道之子、復旦大學教授）
1920年3月，陳望道在經歷「一師風潮」後深感在浙江一師所從事的語文改革雖很少涉及社會制度改革，卻已被當局視為洪水猛獸，甚至動用軍隊鎮壓，可見社會改革已勢在必行。也就在此時，他接到了邵力子從上海的來信，要他翻譯《共產黨宣言》，於是他接受了邵力子的推薦，應《星期評論》戴季陶之邀，回到分水塘村進修馬克思主義，同時試譯《共產黨宣言》。4月下旬，陳望道完成了《共產黨宣言》一書的全文翻譯工作，也最終確認了馬克思主義為自己的信仰。一旦確認了這一信仰，他便為之奮鬥了一生。
推動出版《共產黨宣言》
《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之作，陳望道在完成了《共產黨宣言》一書的翻譯後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儘快將其出版，讓更多的人儘早看到這一經典著作。為此，他來到上海，並請他的學生俞秀松把譯稿送給陳獨秀和李漢俊加以校對，再進行最後改定。原本準備在《星期評論》上連載，但《星期評論》因其進步傾向被當局查封了。想出單行本，又苦於沒有經費。後來，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商量此事。為了能儘快出版《共產黨宣言》，在共產國際的資助下成立了一所「又新印刷所」，地點就在上海辣斐德路成裕裡。取名「又新印刷所」，含義「苟日新，日日新」。1920年8月，《共產黨宣言》終於作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的第一種出版，1000冊單行本很快被搶購一空。
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出重要貢獻
《共產黨宣言》是一部為人民大眾謀利益、為全人類謀解放的經典，它的重大貢獻在於深刻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深刻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品格、政治立場、崇高理想、革命綱領和國際主義精神。《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出版，無疑為在中國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奠定了堅實理論基礎。
為了能實現《共產黨宣言》中的上述理念，陳望道到上海後即與陳獨秀、李漢俊等一同成立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就是後來成立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的前身。研究會的成員，開始時有陳獨秀、李漢俊、沈雁冰、陳望道、李達、邵力子等，以後又吸收了沈玄廬、俞秀松、施存統等。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對外的公開名稱，內部則叫共產黨，有組織機構。陳望道任勞工部長，陳獨秀、陳望道、李漢俊等為研究會核心成員。
在這個早期組織中，陳望道作為核心成員、勞工部部長，在辦刊物、辦學校和發動工人方面都做了許多工作。在辦刊物方面，1920年9月後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號）正式成為黨的機關刊物。他作為主編，在《新青年》中開闢了「俄羅斯研究專欄」，為《新青年》傳播馬克思主義作出了貢獻。為了在工人中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他還參與創辦了《共產黨》月刊和用通俗語言在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勞動界》這兩份雜誌，並在《勞動界》的「演說」欄目中發表文章。
在辦學校方面，1920年，中國共產黨的上海早期組織籌辦了一所青年學校和一所平民女校。青年學校當時稱外國語學社，實際上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所在地。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柯慶施等都在那裡學習過。陳望道是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時的負責人之一，也是外國語學社的文化教員，曾親自為學員講解《共產黨宣言》。平民女校則是為收容因反對三從四德而從她們的家庭或學校逃出來的青年女子開辦的，丁玲就曾是平民女校的學生。
在發動工人方面，身為勞工部長的陳望道不但關注工人教育，去工人夜校授課，同時還創辦了郵電工會。因為當時郵電工人相對有文化基礎，所以先把他們組織起來。1920年11月，陳望道又領導成立了上海機器工會，並邀請陳獨秀發表演說。同年12月，上海印刷工會也宣布成立。
綜上所述，陳望道在上海早期組織所做的許多工作，都為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創造了條件。1921年7月黨成立後，他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第一任書記，為上海地方黨組織的黨建工作作出開拓性貢獻。
從事黨的文化教育工作
從1923年以後，陳望道受陳獨秀委派開始從事黨的文化教育工作。自此，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陳望道主要通過教育工作和學術研究來踐行心中信仰。陳望道當過中學老師、大學教授，也辦過大江書鋪、主編過《婦女評論》《大江月刊》等等，但不管是在什麼場合，從事什麼工作，他始終想到的是，為了信仰，該做些什麼，又該如何去做。
1931年陳望道為保護左派學生被逼離開復旦後，與朋友合開了一家大江書鋪。在陳望道的安排下，書鋪出版了大量從蘇俄引進的作品。1942年出任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後，陳望道提出了「宣揚真理改革社會」的辦系方針和「好學力行」的系銘，並在抗戰期間十分艱難的條件下自籌資金創辦了當時高校的第一座新聞館。這個新聞館的學生能收聽延安新華社廣播並將其廣為傳播，新聞系就成了復旦的「小延安」。陳望道還極力支持新聞系同學舉辦每周一次的新聞晚會，前後舉辦了100多次，影響越來越大，校方對此感到擔憂，陳望道卻說：「出了問題，我負責！」在當時的復旦大學新聞系，左派和右派學生的對峙非常激烈，作為新聞系主任的陳望道總是站在左派學生一邊。當時，陳望道就曾跟地下黨員鄒劍秋說：「你有什麼需要請告訴我，我會用我的方式來做。」陳望道多次幫助多名地下黨員和左派學生脫離危險，據筆者所知的就有1948年反動當局大逮捕時脫險的何曉滄和楊貴昌兩位。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望道歷任復旦大學校委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校長，在教導學生、開展研究的同時，始終牢記馬克思主義信仰所賦予的使命。
在1949年主持復旦校務工作時，陳望道即提出了校委會下專設政治學習委員會和馬列主義研究會的建議，並開設「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和「政治經濟學」四門有關課程。在20世紀50年代擔任校長期間，他在1952年的一次全校大會上，語重心長地對全校師生說：「我們第一不要把馬克思主義放在科學之外，馬克思主義就是一種科學，而且是一種極其重要的科學，是一切科學的科學，一切工作的科學，對於一切科學，一切工作都有指南的作用，它能幫助我們高瞻遠矚，勇往直前，能夠正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這其實也就是陳望道自己多年來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認識與堅定信仰。陳望道專注於學術研究，碩果纍纍，正如他在《我對研究文法、修辭的意見》一文中所說，研究中的「調查要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又說「要有愛國主義也要有國際主義，我們研究語文，應該屁股坐在中國的今天，伸出一隻手向古代要東西，伸出另一隻手向外國要東西……我們研究語文，要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滲透到學術中去」。
「心有所信，方能行遠」。陳望道一生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在踐行信仰中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將一切奉獻給了國家與人民。
《光明日報》（ 2020年08月07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