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將財政投入和扶持政策真正向農村地區傾斜，使農村居民實現本土生活的安定富足
□政府還可以通過財政轉移支付進行扶持，如養老補貼、農業補貼等
□在鄉村建立保障性的公共服務機構，如託兒和養老機構、兒童和老年活動中心
□繼續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生活和文化設施的投入，進一步改善農村道路、水、電、農業灌溉條件等
□政府應建立村莊社會工作站，以購買服務的方式，鼓勵志願者和社會工作者到村莊開展社工服務
2月14日，國務院印發《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再次提出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是各級政府的重要職責，是家庭和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將農村留守兒童的關愛保護工作視為民生大計。
作為國內最早開始關注留守兒童現象的研究機構之一，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中國農村留守人口」研究團隊自2002年起深入農村社區，對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四川、陝西、寧夏、河北等地區的農村留守兒童開展研究。
通過多年的研究和行動實踐，我們發現，在不同主體的關愛行動中，家庭、學校和社區是與留守兒童聯繫最緊密的、最重要的行動層面，這三者也構成了農村留守兒童生活中最直接的社會小環境。
在關愛留守兒童的多元行動體系中，農村社區扮演著直接而重要的角色，這是任何一項針對留守兒童的政策設計都不應忽略的。
社區環境直接關係到留守兒童能否健康成長
家庭是兒童成長的重要環境，兒童在家庭中得到生活的照料和情感的關愛，在家人囑望的目光中慢慢長大。除了家庭之外，農村的兒童還生活在一個更大的環境中——社區，常來常往的親戚、熟悉親切的鄉鄰、一起玩耍長大的小夥伴，他們都在兒童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在農村，兒童得到成人的關心和幫助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比如「看見孩子在河邊玩，大多數成年人都會提醒孩子在河邊玩是很危險的，會勸導甚至強制孩子去安全的地方玩」。
在一個人際關係良好的社區中，留守兒童會得到更多的幫助與支持。在我們所調查的大多數農村社區，留守兒童家庭在日常生活上的互助大多發生在親戚與鄰裡之間，所包含的內容非常豐富。諸如，當監護人無暇顧及的時候招呼留守兒童到自家吃飯；有的留守兒童會得到鄰居或親戚給予的學習上的輔導以及生活上的教導；鄰居或親戚會在某種程度上承擔起家長的部分監督管教職能，對留守兒童的一些問題行為予以制止或警示。除了對於留守兒童的直接支持之外，鄰裡之間在勞動負擔方面給予留守兒童家庭和監護人的幫助也是對留守兒童的一種間接性支持。例如，不少鄰居會經常幫助留守家庭的老人或婦女幹農活，或者幫助他們購買大宗物品、搬運重物，等等。
農村社區在留守兒童成長中的作用取決於社區的風氣氛圍與凝聚力，取決於村莊之間人際關係的強度。社區的人文環境直接關係到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一個人情淡薄、連結鬆散的村莊很難為留守兒童提供適宜的社會支持，不僅如此，農村地區一些落後的風俗習氣，如賭博風、人情風等也會影響留守兒童道德觀念的形成，對其身心健康產生不利影響。
失去活力的農村社區
在剛剛過去的春節期間，大量記錄村莊生活的「返鄉體」文章一如往年衝擊著網際網路讀者的眼球與心靈。
無論是哪種筆調與立場，今天的中國村莊所發生的複雜變遷遠不是幾篇文章所能勾勒和描繪的。這些文章也同樣直擊中國農村的一個基本現實——今天的農村已非田園牧歌的故土家園，快速的經濟發展與人口流動深刻地侵蝕著傳統的村莊共同體。村莊中沒有了學校、沒有了年輕人、沒有了活力，這已經成為當前農村地區的普遍現狀，這種狀況也對留守兒童的生活環境產生了巨大影響。
農村學校上移，村莊沒有了學校，留守兒童教育環境愈發不利。
走進今天的村莊，不絕於耳的往往是牌九麻將的嘈雜，孩童的朗朗書聲反倒成了稀罕的過往回憶。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的教育改革改變了農村「村村有小學」的原有面貌。村落學校大量消失，學校從村莊上移到鎮、縣一級。在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政策的影響下，全國農村小學從2000年的440284所減少到2013年的140328所，13年間減少了68.1%。
村莊學校的上移，迫使留守兒童在父母外出、親子分離的境地下，與監護人和村莊再次隔離，應運而生的農村寄宿制小學也不利於留守兒童的身心發展。這些都嚴重影響了農村教育的發展。大量農村學生初中畢業後便開始新一輪的勞動力流動。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2008年我國大學入學新生中農村生源比例已降至17.7%。農村學校上移使得監護人進城(鎮)陪讀成為普遍現象，嚴重影響了農戶正常的生產生活安排，加重了其經濟負擔。
在河南省固始縣某鎮，約有1/3的留守婦女在縣城或鄉鎮陪讀；在河南省新縣某鄉，農村的學生不論上小學還是中學都集中在鄉鎮或縣城，學校周圍出現了成片的租住區，由留守婦女租住陪讀。儘管學校布局調整政策已經暫停，但是農村教育資源向城市上移的整體格局已然形成，並且在持續進行的城市化進程中得到鞏固與強化。
人口大量外流，村莊沒有了年輕人，留守人口成為農村社區主體。
在很多村莊，與孩童讀書聲一併消失的還有村裡的年輕人。2013年年底我們的研究團隊在河南省某縣進行村莊調研時，課題組成員奔波了10個村莊都沒能找到一位留在鄉村的未婚的年輕人。偶爾看到的幾個年輕女性也都是身處妊娠期或哺乳期、在鄉間做短暫休養的打工者。
農業收入低、非農就業機會匱乏是農民面臨的普遍問題，也是推動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的主要原因之一。農業生產只能滿足家庭的糧食消費需求，單純依靠農業完全無法維持生計，尤其是在農民對貨幣需求日益增加的情況下，外出務工成了必然的選擇。「逃離農業」是農村父母對年輕一代的共同寄託，也是農村年輕人的實踐行動。大部分年輕人在中學畢業或是輟學之後就馬上開始城市務工生活。《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2》就曾指出，當前青少年流動人口的比例不斷增加，「80後」新生代農民工已佔勞動年齡流動人口的一半左右。
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外流與村莊人口的空心化已是不爭的事實。僅以我們調研走訪過的兩個村莊為例。河南省固始縣大覺寺村的勞動力約為1800人，長年在外務工的就有1500多人；固始縣前樓村的勞動力約為1600人，長期外出務工人員超過1100人。
以婦女、老人和兒童為主的留守者構成了農村社區中的人口主體，而整家不外出的農村家庭也多是面臨疾病、殘障和貧弱的弱勢群體，他們由於種種限制因素無法流動。在村民看來，當下和將來生活在農村的都是那些「走不掉的和在城裡待不下的人」。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抽離和農村目前的人口結構無疑將繼續加劇鄉村的凋敝與萎縮。
鄉村空心化加劇，村莊活力漸失，留守人口很難獲得社區支持。
與村莊人口空心化相伴隨的是村莊治理的空心化，青壯年男性的減少使社區活力大大降低。勞動力大規模外流之後，婦女、老人和兒童成為社區中的人口主體，同時也成了社區自治管理的主體。
在青壯年人口大量外流的背景下，大部分農村家庭關注的是如何從村莊之外獲得謀生之道。由於農村社區無法為村民提供適當的經濟收入，村民對社區公共事務的組織與發展缺乏興趣，社區自治管理處於凝滯狀態。
農村社區普遍活力不足，有的村莊甚至在社會轉型時期出現了嚴重的文化失範。留守女童遭受性侵害案件頻發便是這一文化失範的直接後果。敬老愛幼等社會規範底線受到了嚴重威脅和挑戰，村社鄰裡之間對於兒童的教化、關愛與危險預警作用也進一步削弱，這些都從社區層面加劇了留守兒童的成長風險。
鄉土實驗重建社區活力
我們的研究團隊自2007年起陸續在四川省青神縣的4個村莊和河南省新縣的2個村莊開展「農村留守人口干預研究」項目，嘗試以「社區活力重建」為切入點，對包括留守兒童在內的農村留守人口提供關愛和支持。
青神縣位於四川省川西平原西南邊緣，距成都106公裡。全縣總人口20萬人，其中農業人口16萬人，屬西部典型的農業小縣。全縣留守兒童5000餘人，佔全縣兒童總數的13.9%，其中貧困留守兒童的比例為20.7%。在項目實施的4個村莊中，留守兒童的比例約為43%，留守人口約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在這些村莊中，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均面臨著不同的困境和問題。留守老人的空巢現象突出，部分高齡老人缺乏照料；留守婦女在面臨生產負擔的同時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留守兒童中出現的心理和性格問題令家長和老師頗為棘手，在一些偏遠山區，貧困所引發的家庭破裂等現象也造成了「困境兒童」的突出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項目組通過社區兒童活動中心、婦女互助組、老人協會等項目活動板塊在青神縣的項目社區開展活動，促進留守人口之間的互助，使社區活力得以重建。在針對留守兒童的社區關愛活動中，社區兒童活動室提供了有形的空間載體。在這裡，孩子們除了參加日常的閱讀、文體和手工類活動之外，每逢重陽節、婦女節、兒童節、春節等重大節日，社區活動室管理員和社區項目協調人還會組織社區範圍內的慶祝活動，既豐富了全體村民的閒暇生活，也通過活動的組織增進了留守兒童的親子交流。
在項目活動的組織過程中，研究團隊充分意識到，「三留守」是一個整體性的社會現象，理解和應對留守兒童問題不能忽略留守婦女和留守老人的生存境遇。因此，社區的留守兒童活動常常與留守婦女和老人的活動緊密結合。例如，在婦女互助活動中進行家庭教育培訓；將兒童融入到婦女和老人的社區活動中，讓他們在活動中學習和了解當地的手工技能與傳統文化；將婦女和兒童組成志願服務隊，為留守老人和高齡老人提供生活服務……
社區活動的開展也為其他主體的關愛留守兒童活動提供了落腳點和聯結點。來自其他社會力量，如大學生志願者、社工服務站、農村學校、企業和政府事業單位等不同主體的關愛活動更容易通過社區這一平臺和紐帶與留守兒童相聯繫，從而形成一股社會支持的合力。
這項持續到現在的探索實踐經驗再次表明，雖然城鎮化的進程在不斷加快，農村社區的凋敝卻不是必然，若輔以適當的外部支持，農村社區會成為留守兒童的重要支持主體。
重建農村社區活力的建議
農村留守兒童現象的出現已有十餘年之久。在這十餘年間，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社會，社會各個層面已經開展了形式多樣的關愛活動，這些行動中涉及家庭、學校、社區、政府、媒體、企業等多個行動主體，在生活照料、學習幫扶、情感關懷等方面為留守兒童提供了支持。
《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這一政策文件的出臺更是為新形勢下留守兒童問題的緩解釐清了方向和責任主體。在針對留守兒童的不同關愛與責任主體當中，除了家庭、學校和各級政府，留守兒童生活的農村社區也應該，並且能夠發揮積極的支持作用，社區應該成為關愛留守兒童的有力主體和行動空間。
如何從社區角度對留守兒童進行關愛、發揮社區的支持作用？我們建議，還應從農村發展的根本入手進行思考和設計。留守人口現象的出現，其根本原因在於社會整體以經濟增長為主導目標、城市偏向的發展模式。因此，留守群體現象的徹底化解，從長遠來看有賴於一個城鄉協同、且以「人」的福祉為終極關懷的發展模式。對留守人口和留守兒童的關愛與支持首先應還原和重建鄉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活力。
在這一思路的指導下，從社區角度開展關愛活動應將社區發展與留守人口社區支持緊密結合。我們建議：要將財政投入和扶持政策真正向農村地區傾斜，以地方特色和農民意願為前提促進農村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使農村居民實現本土生活的安定富足；政府還可以通過財政轉移支付進行扶持，如養老補貼、農業補貼等；應該在鄉村建立保障性的公共服務機構，如託兒和養老機構、兒童和老年活動中心；應該繼續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生活和文化設施的投入，進一步改善農村道路、水、電、農業灌溉條件等，以減少留守人口的生產和生活困難；政府應建立村莊社會工作站，以購買服務的方式，鼓勵志願者和社會工作者到村莊開展社工服務，等等。
總之，一個有活力的農村社區，一個有主體意識的農村人口，一個將社區與家庭、學校、社會緊密連接的支持網絡，將成為關愛和保護留守兒童的重要根基。
(葉敬忠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潘璐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蔣燕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