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官網
2018-04-30 16:16
【編者按】
2017年10月31日，黨的十九大閉幕僅一周，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和浙江嘉興南湖紅船，在廣大黨員幹部群眾中引起熱烈反響。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正如毛澤東所言：「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中共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變。」「自從有了共產黨，中共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了」。但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秘密情況下召開的，加之我黨處於草創階段，有關的文獻資料陸續散失了，因此建國以前國人對於一大的歷史，並不是很清楚。解放後，國內外相繼發現了一批一大的文件和有關資料，因此我們現在對一大的情況有了比較清楚的了解。如上世紀50年代由蘇聯移交給中央檔案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份原始文件對一大代表人數、召開日期、會議進程及有關議題等都做了比較詳細的記載。但是，這份文件沒有將一大會議中途遭法租界巡捕房幹擾、被迫將最後一次會議轉移到嘉興南湖召開的日期交代清楚，而只是說：「在這以後，我們提高了警惕，為了使代表大會繼續開會，只好到附近的一個不大的城市去。」而一大當事人此後的一些回憶也表述不清，甚至前後或彼此互相矛盾。因此一大的閉幕日期就成了一個懸案，史學家一直到現在論證不一。
關於一大的閉幕日期，目前主要有以下四種觀點：
一是7月31日閉幕說。過去史學家比較傾向於這一說法，因為有幾位代表在回憶錄中都說南湖回憶是在大會受到幹擾後的第二天召開的。如周佛海回憶說：「我們商量決定，鶴鳴（編著註：鶴鳴為李達的筆名）夫人明日早車赴嘉興，先僱一隻大船等著，我們第二班車去，乘船遊南湖。於是連夜分頭通知各人。到了第二天，三三兩兩的到北站上車，我也抱病前往。」（見1943年《往矣集》）1953年包惠僧回憶說：「當夜我們到李達家裡會談。大家的意見，明天的會，要改地方，即決定以遊覽的姿態到嘉興南湖找一隻大船，盡一日之辰來結束這個會。次日早車我們都到了嘉興南湖。」此外，陳潭秋1936年的回憶，董必武1971年的回憶也都說一大會址被搜查後的第二天去的南湖。中共一大在上海的最後一次會議是在7月30日開的，那麼第二天就是31日。
二是8月1日閉幕說。這一說法的主要依據董必武和張國燾的回憶。董必武在1929年給何叔衡的一封信中說：「開到最後一次會的時候，忽被偵探所知，未及成會，李寓即被搜檢。隔了一日，我們到嘉興東湖（註：應為南湖）船上，將會開完。」董必武的這封信是代表中關於這個問題比較早的回憶材料。張國燾回憶說：「這個意外事件發生後，我們為了避開警探視線，決定第二天停會，並通知各代表俟找到妥當開會地點後再行復會」，「我們大家便商討開會的地址問題。王會悟非常熱心的表示：如果在上海一時找不到適當的地點，可以到她的家鄉去」，「我們對於她的提議極表贊成」，「她根據這個決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車前往。」 中共一大在上海的最後一次會議是在7月30日開的，那麼隔一天就是8月1日。支持這一說法的另一重要理由是，很多代表都回憶到開會那天陰有雨，而根據《申報》的記載說明1921年7月至8月初，嘉興地區一直酷熱異常，乾旱無雨，只有8月1日這一天因颱風侵襲天氣陰雨。
三是8月2日閉幕說。這一說法的主要依據是王會悟的回憶。王會悟曾回憶說：「因為有情況被迫休會，兩天以後才決定到嘉興南湖遊船上開會。」 中共一大在上海的最後一次會議是在7月30日開的，那麼兩天後就是8月2日。學者們認為王會悟雖然不是「一大」代表，但是大部分「一大」代表在回憶中都提到南湖會址的具體安排是她一手承辦的。因此她關於「一大」閉幕時間的回憶，應該是比較可信的。支持這一說法的還有陳公博在《新青年》1921年第9卷3號上發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陳公博在文章中說，在一大上海會議中斷的第二天，他來到環龍路李達住處，李達告訴他「打算停會，另易地方，會期不定，」他遂於7月31日夜乘車赴杭。由此看來陳公博尚未接到何時復會的通知，當然8月1日晨就不可能赴嘉興開會了。陳公博還說，他在杭州玩了兩三天回到上海後，周佛海告訴他「大會已經在嘉興南湖的遊船上開過，會議算至結束。」陳公博的記述正好和王會悟的回憶互相印證，一大閉幕的日期，不可能早於8月1日，也不遲於8月3日，而是8月2日。
四是8月5日閉幕說。這一說法的主要依據是刊登在《亞非人民》1972年第6期公布的前蘇聯檔案《駐赤塔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斯穆爾基斯的信》，斯穆爾基斯的信中提到「從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五日，在上海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眾所周知，黨的一大的原始文獻很少，這是我們目前所見到的材料中絕無僅有的原始文字材料，因此此說具有一定的權威性。
由於以上幾種說法，各有利弊，在黨史學界還暫時無法取得一致意見，因此，以往出版的許多黨史書籍大都將中共一大最後一次會議定在8月初，而不說具體是那一天。而2011年重新修訂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是如此描述中共一大最後一次會議的：「由於代表們的活動已受到監視，會議無法繼續在上海舉行。於是，代表們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在一艘遊船上召開了最後一次的會議。」在沒有確鑿的材料以前，這一說法更為科學一些。
要解決這一問題，還須我們廣大的黨史工作者繼續努力，也寄希望於新史料的進一步發掘。
(原標題為《懸而未決的中共一大閉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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