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武怡楠，編輯：吳燕雨。
在平遙古城西北角一座廢棄的柴油工廠裡，誕生了平遙國際電影展的舉辦地——平遙電影宮。從外表來看，電影宮依然保留著濃重的工業風，門店招牌都故意做的鏽跡斑斑。但這裡到處充滿著電影元素：海報、雕塑、甚至是以《江湖兒女》命名的「江湖漢堡」。影展期間，很容易聽到影迷在討論看哪部南斯拉夫電影，也能在晚上偶遇起舞的趙濤。
剛進電影宮，就有人和毒眸回憶起去年此時的盛況：「我去年來的時候，電影宮裡得有一半是外國人吧，你去年要在這兒，努努力，幾天就能把三大的評審主席都認識了……」
而一旦走出電影宮，平遙古城便和電影毫無干係。古城有著旅遊景點的全部模樣：數不清的山西館子、牛肉麵館、隨時可見的紀念品商店、播放著迪斯科的酒吧、熙熙攘攘的遊客……一家醋店門口，在濃鬱的醋香裡，一群上海口音的老年遊客正在詢問著醋裡有沒有酒精。
電影宮內外，存在著這樣微妙的割裂感。在這座小小的中原古鎮上，既有最迷影的一群人，又有最閒適的遊客。而他們之間，並不相通。
這種割裂感，或許是國內民辦影展都或多或少會遇到的情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本土影展的一個切面。
而這種本土性特色，映照在電影宮內的一些細節，也勾連起了那些隱匿在電影之外的「人情」感：立足山西的「從山西出發」 展映單元；放映廳外的山西手工藝攤位；電影手冊上針對山西部分縣市的旅遊推介活動；而來到平遙的電影人，也多多少少都是衝著賈樟柯夫婦……
平遙，或許是最中國的電影展之一了。人情味，在這個坐落於千年古城裡年輕影展身上，已經十分濃厚。
18日晚，賈樟柯及其團隊宣布退出第五屆平遙影展
隨著賈樟柯宣布離開，變化正在發生，這個充滿著人情味道的本土電影展，必須擁抱其新的命運。
人情
如果選幾個能代表傳統中華文化的地方，地處中原文明發源地的山西一定算得上是其中一個。
放在過去，或許很難想像到，平遙這樣一座有著2700多年歷史的古鎮上、能誕生出一個有影響力的國際影展，但汾陽人賈樟柯卻這樣做了。
賈樟柯想要落葉歸根、故土眷戀，本就是一種人情。而之所以在家鄉辦影展，或許也是根植於他青春期的一份執念——在進入北電之前，他曾坐過五個小時的長途汽車，只為去太原聽一場搖滾樂；也曾坐上一整夜的火車，僅僅要去北京看一次雕塑展。成名後的賈樟柯，沒有忘記生活在小鎮上時對文化資源的渴求，多次說過：「我想在小城市辦，小城市同樣有這個需求。」
而母親的一番話，讓他下定了決心：「100多年前美國人能在中國開個中學（賈樟柯就讀過的汾陽中學），現在我們山西人自己在家鄉開個電影節，怎麼還開不了？」當時的他，每年花三分之一的時間參加各類國際電影節，對電影節該長什麼樣子再熟悉不過。
選在平遙，並不是賈樟柯腦袋一熱就做出的決定，當時平遙縣政府十分熱情、有著向文化產業轉型的期待。這座距離賈家莊40公裡、有著52萬人口的小鎮，似乎確實是一個不錯的落腳處。
在政府的支持下，短短一年內平遙影展就準備好了，是算得上一個小小的「奇蹟」。政府與賈樟柯團隊籤署了四年的合作，這其中，便包括佔地兩萬多平米、位於古城內的平遙電影宮；同時，給予影展一定的資金支持。
今年影展的開幕儀式上，毛阿敏演唱了山西旅發大會主題曲《現在就出發》；現場播放了有關山西文旅的短片《山西，一個有故事的地方》。而在部分影片展映、活動中，還安排了許多領導講話。
「當時真的很冷，因為講話時間太久了，我連開幕電影還沒開始放就走了。」一位影迷告訴毒眸。
在政府的支持下，平遙影展的很多地方也很接地氣兒。
18號的「影視拍攝取景地考察」活動，吸引了不少來平遙影展的電影人、媒體人參加，中午，一行人來到了雁門關景區山腳下的飯店吃午飯。上豬臉這道菜的時候，剛好有領導過來敬酒，「在我們這裡，豬臉的寓意是大家都是『有頭有臉』的人。」不少同行的嘉賓紛紛感慨，這樣的「考察」非常接地氣兒。
除了種種接地氣兒的安排以外，平遙影展裡更多人能感同身受的，是賈樟柯的人情味兒。
作為發起人，賈樟柯幾乎對影展的公司親力親為包攬「一切」。
其實，在不做平遙影展的時候，賈樟柯「不混圈子」，保留著某種文人心性。而每到影展時，賈樟柯則會逆向而行，斡旋大小事情、和各色人周旋。有多位電影人都對毒眸感慨，去平遙多多少少與賈樟柯有關。而對於賈樟柯而言，他想要儘自己所能，為來影展的影片和電影人做點什麼。
於是，在影展期間，大家常常能看到賈樟柯。他每天都泡在影展裡、站立時間長噠十個鐘頭以上。頭幾天，他走紅毯、迎接劇組。哪怕是第一次來平遙、甚至是第一次參加電影展的電影新人，賈樟柯也一一合照、交談。紅毯之後，他的行程又被各種首映禮、大師班、頒獎儀式、晚宴等活動塞滿……
來這裡的影迷，也常常能在電影宮的院落裡遇見他。 「好幾次科長都從我身邊擦肩而過，大概是去參加大師班的路上。」一位影迷對毒眸說。
在今年的影迷派對上，賈樟柯說：「我常常下午一個人站在平遙電影宮的門廳，紅毯臺階上面，這裡掛著費穆先生（民國知名導演）的照片……」這大概是他在繁忙腳程中，偶爾休息一下的一種方式。
這種人情味，對於許多電影人、尤其電影新人而言，是重要的。「帶了一種親切感」，一位電影人告訴毒眸。
而這，也給平遙影展貼上了獨特的標籤。
找錢
做一個影展，第一號難事是找錢。
從平遙影展第一年開辦，賈樟柯和當地政府就已經約定好了一份「四年合同」——平遙縣政府曾宣布，賈樟柯和他的團隊獲得當地政府的三年資助，數目在千萬元級別，並且三年的資助金額逐年遞減，到第四年不再提供資金的幫助。因此，賈樟柯和其團隊還是要自己解決一部分找錢的問題。
據《中國經營報》報導，以歐洲三大影展為例，坎城國際電影節每年需要投入2000萬歐元；柏林國際電影節的年度預算為2200萬歐元；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投資為900萬歐元。
好在，雖然三大的花費乍一看不菲，但始終有著政府的長期支持。公開資料顯示，政府的出資額每年能佔到坎城成本的一半以上；類似的，柏林每年三分之一的支出、威尼斯三分之二的成本，都由各自國家的文化部撥款。即使是強調電影獨立性的鹿特丹國際電影節，雖然資金壓力大於三大，但政府依然是其主要的資金來源之一。
多位電影從業者都告訴毒眸，沒有政府資金支持，影展是無法持續辦下去的。一旦失去了政府的支持、電影節會變成怎麼樣，韓國的釜山國際電影節可能是一個例子：
曾經，政府每年為釜山國際電影節提供三分之一以上的資金支持。但因「歲月號」事件的分歧，政府開始大量削減預算，這導致在一段時間內，釜山影展的高層紛紛離職、電影節觀眾一度銳減、韓國四大製片公司也不再出席該影展。
放眼全球是如此，在國內影展身上，找錢難更是必然，這是國內民間影展共同的困境。
FRIST青年電影展的創始人之一李子為曾說過，她每一年辦FIRST都當做最後一年來辦，為了「找錢」她甚至還借過高利貸。
今年，李子為頻頻感謝麥特和聯瑞年初贊助的兩筆救命錢。「當時帳面馬上就沒錢了，甚至考慮過把辦公室退掉、讓大家搬去我一個朋友空置的火鍋店工作。」李子為回憶道。 「舉辦這麼大規模的影展，政府幾乎沒有什麼投入。」重慶先鋒電影展的李冠一也說過類似的話。
北電教授、策展人張獻民在之前接受採訪時表示過，相對理想的電影節展資金來源是三分之一來自政府和各級公立機構，以政府為主；三分之一來自商業需求、廣告贊助商；還有三分之一來自展映票房。
而殘酷的現實是，相較國外影展，國內民辦影展大多只能靠品牌贊助獲得資金。而一個影展在早期卻沒有足夠的商業吸引力，很難有大量贊助商趨之若鶩。這是一個解不開的循環。
或許正因這樣無解的困局，從平遙影展的誕生之日起，賈樟柯和他的團隊就一直在靠人情、靠面子解決錢的問題。這一中國式的「解題思路」，離不開賈樟柯在早年經歷中積攢下的「懂錢」、「懂品牌」的商業意識——
中學時代，賈樟柯已經做過小買賣。從《小武》開始，他就有意識的擁有每部電影至少三分之一的股權。在平遙國際電影展執行長梁嘉豔的回憶中，賈樟柯還特別懂品牌訴求。2014年，《山河故人》的一次品牌合作會議上，賈樟柯一個人用半個小時就把看似繁雜的事情說得清清楚楚，震驚了所有人。
大量接觸商業、投資各種產業的賈樟柯，從不排斥拍廣告片，這也正是他和平遙影展最重要的贊助商之一陌陌結緣的開始。2015年，急於扭轉企業負面印象的陌陌創始人唐巖找到了賈樟柯，一支廣告片也讓他們從此熟識。在賈樟柯的回憶裡，陌陌贊助首屆平遙影展這件事，他只和唐巖打了一個1分鐘的電話就敲定了。
到了第二年，賈樟柯對媒體透露平遙影展已經實現了80%市場化。那一年，贊助商名單列表上又多了汾酒、可口可樂等品牌。關於怎麼樣拉到更多的品牌方，或許從賈樟柯不止一次為汾酒活動站臺得以窺見。早在2017年的山西酒博覽會上，賈樟柯就主動表示：「我是汾酒的『自來水』，願意在影片中『免費』植入汾酒」。大概是這樣的數次「恭維」，換來了汾酒2018年對影展的贊助。
第三年，平遙影展曾遭遇過撤資、招商一度艱難。關鍵時刻，又是賈樟柯的老朋友陌陌拿出了一筆錢，成為最大讚助商，讓影展順利的辦了下去。而今年，平遙影展已經實現100%的市場化。
只是，平遙電影展能給贊助商帶來什麼呢？如果這一切只是依附於賈導的情面，而不看商業回報率的話，這種合作關係是不是脆弱得隨時會瓦解？
此時回過頭看西方影展，它們能夠長久地健康運行，是因為他們的商業模式已經比較成熟，政府和影展之間已經形成一種互惠互利的關係：
三大的當地政府願意提供幫助，一方面是政府有這樣的專項資金、有餘力支持文化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電影節能有效拉動當地經濟的發展、帶來旅遊創收。新華網曾提到，全市酒店在每年坎城國際電影節期間兩周的收入，能佔到全年營業額的15%以上。
而已經不拿政府一分錢的平遙，又能給贊助商們帶來什麼呢？
對影視公司來說，和賈樟柯的深度合作，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比如正在發力的陌陌影業，其內容調性的提升是能看得見的。不論是剛剛殺青就在平遙影展釋出預告的《一刀天堂》、還是斬獲平遙國際電影展「費穆榮譽」最佳導演的《不止不休》，背後都有陌陌影業和賈樟柯參與的身影。
據業內人士透露，對今年平遙影展的新贊助商愛奇藝、快手等，賈樟柯也會在後續提供內容創作等支持。
而無奈之處，是這一切和賈樟柯個人綁定的太緊了。一個人的創作能力本就有限，如果贊助商足夠多，難道將來在影展之外的時間，賈樟柯需要把精力都放在換贊助商的「人情債」身上嗎？
影視公司姑且有價值可循，對於品牌客戶，就是另一層邏輯了，如夢之藍、汾酒這樣的酒類贊助商，都只合作一屆就沒了下文。畢竟，他們難以估計自己持續的投入能換來多少回報。
其實，除了錢這件大事之外，賈樟柯團隊還有樁樁件件的小事要考慮。《中國經營報》稱，每年平遙影展的整體花費大約在2500萬左右，今年則減至了2300萬元。而在完全失去政府的支持的今年，賈樟柯和其團隊不得獨自面對各種檢查、防疫、公安、消防等問題。
平遙影展，確實和海外電影節太不一樣了。
選片
回到影展本身，大部分的時間裡，人們談論最多的，當然還是影片本身。
簡單來說，平遙的影片大多集中在「臥虎」、「藏龍」兩個單元，臥虎單元聚焦非華語片、而藏龍單元專注華語片。此外，平遙又有「回顧」、「首映」、「從山西出發」等單元。在欣賞好片的同時，也有部分影片的口碑並不理想。從不同影片的表現情況來看，選片審美的不統一，成了影迷詬病的問題之一。
「來平遙好幾天，有的片子特別好、有的片子特別『爛』，每天都像是在買彩票。」一位影迷對毒眸說。
選片審美的不統一，背後反映的是國內電影節（展）選片存在的一些壓力。
最明顯的，是平遙影展承載的人情，讓它多多少少被裹挾了一些地域性的表達，導致影展部分入選的影片在內容表達上受限。
在平遙影展上，一直有專門強調山西的電影單元。不論是之前的「平遙一角」，還是「從山西出發」，都在凸顯某種宣傳意味。像《如夢晉陽》這樣隱約帶著一絲命題色彩的作品，是其他影展所罕見的。正是因為這些因素，讓部分導演不願意自己的作品出現在「從山西出發」單元，或許也是擔心身處這個單元的作品得不到足夠客觀的評價和關注。
此外，平遙舉辦的時間點，也帶來了另一重選片壓力。這像是電影圈的某種共識，10月，上海電影節、北京電影節、FIRST等電影節（展）均已舉辦完畢，不少優質項目已經放映結束等待進入院線。到了平遙，一年當中剩下能首映的優質影片已經寥寥無幾。
《野馬分鬃》的製片人告訴毒眸：「選擇來平遙，一方面是馬主席（平遙影展的藝術總監）在坎城就知道了這個作品，一直在積極邀請我們來參展；一方面片子還一直在做後期，做完了剛好平遙的時間最合適。」
但《野馬分鬃》這樣「時間剛剛好」的情況，畢竟還是個例。在片源不足的情況下，同時，為了為影展吸引到更多輿論關注，選片團隊會根據當下的市場做一些取捨，不時邀請一些有明星的片子來聚攏人氣。比如，首屆平遙影展形象大使範冰冰主演的《空天獵》，曾入了影展的展映單元。
選片審美難以統一，並非平遙的個例，實際上，這是國內影展存在的一些共性問題。
優質作品產量不足是所有中國電影節（展）都需要面對的問題。一位策展人告訴毒眸：「（片子不好）就是生態問題，就是沒有那麼多的好作品。」
不過，根源或許在於國內的策展人、選片人儲備不足。
對比上海國際電影節每年上百人的選片人隊伍，平遙的選片團隊只有9人，這本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因為坎城的選片人也不過10人，但他們其中5個人專門負責看法國片（本土片）。但平遙的選片團隊還是以中文非母語的人居多，本土選片人寥寥無幾。
這與國內電影教育的現狀有關。在許多海外地區，策展人是重要的專業和職業，而反觀國內，並沒有與策展有關的專業，職業化更是粗放，策展人們才剛剛起步。一位海外發行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曾表示，她本來的職業規劃是成為電影節選片人或策展人，但發現全職做這個在國內沒有生存空間，才轉型做了發行。而這，其實是當下許多策展人的現狀。
此外，一位電影學者告訴毒眸，現在小型電影節基本上是主辦方委託某位他們信任的人或機構進行選片，這樣使得選片環節沒辦法職業化。而組織者和選片人本身的職業素質，專業能力，審美趣味等，就決定了一切。
當然，平遙的壓力並非只有選片，作為一個典型的本土電影展，平遙四年來走過的路，也是大多數本土民營影展的縮影。
平遙，有著濃到化不開的迷影氛圍，也充盈著中國味兒的人情，這些都讓平遙在中國影史上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如今，賈樟柯的宣告離開，新的一頁即將翻開，在山西的土地上，如何溫柔地走進那個良夜，是每個人都迫切想要知道的答案。
但無論如何，平遙四年，其留給電影人的養分、和濃濃的人情味兒，也塵封在了電影人的記憶裡、難以忘卻。
參考資料：
1. 釜山國際電影節發展特色、問題及對策建議，賈佳、潘瑩，電影評介
2. 透視賈樟柯退出風波：結構失衡的平遙電影展，中國經營報
3. 又見賈樟柯｜自山西出發，從世界歸來，山西晚報
4. 賈樟柯的電影江湖——個體、時代、時間，三聯生活周刊
5. 賈樟柯：我是叛徒，澎湃新聞